我很少从个人魅力考虑问题

（文 / 刘君梅）

郎平在飞往美国休假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在’97-’98中国排球联赛即将拉开战幕之际，本刊记者在国家体委训练局采访了国家女排主教练郎平。那天，12月10日，刚好是她的生日，郎平在宿舍中接到的电话格外多。两天之后她将飞往美国—给5岁半的女儿开家长会。

记：您回国出任国家女排主教练，在当时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您从一下飞机起一直保持“低调”，是给自己留后路吗？

郎：我晕机。而且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记者在机场等我，我被记者包围了，母亲给我拿来衣服，北京当时很冷，可她几乎无法接近我。我当时的反应是本能的。

记：您回国执教后，关心您的人们都认为您“成熟了”，对此您自己怎么看？

郎：肯定是成熟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出去（出国）也这么多年了。我是1987年出去的，1995年回来，中间有8年。当然不都是在美国，在八佰伴任教又在意大利打球，中间还有回国打球，整个经历非常多样化，接触的人也比较多样化，再有就是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对我磨练比较大，特别是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提高。我原来做运动员，在国家队，“国家”都给我安排得好好的。比如出国比赛，买机票吃饭都是有人管的，这些小事自己都不会做。出去这些年，凡事都靠自己也就很快适应了，大事都由自己作主，对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尤其有好处。

记：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心理学博士张忠秋一直在给中国男排做心理指导，他曾说中国运动员由于“民族性格”的缘故，在体育比赛中对身体冲撞有抵触，性格中缺乏进攻性。您怎样看待运动员的“职业性格”？

郎：作为一个运动员，一个主攻手，一定要有进攻性。但性格上，有的人是“冷面杀手”；有的人，像古巴的主攻手则非常情绪化。中国人，怎么说呢？

记：您是“冷面杀手”吗？

郎：我觉得自己是综合型的。打球时比较喜欢表现，有激情。但有时候，情况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不能把情绪表现在脸上，让对手看出来你着急。

记：您当运动员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打球狠，但表情平静，善于控制情绪。现在做教练，您也这么要求队员吗？

郎：是的，但一个人的性格很难重新塑造。比如孙玥，她进国家队已经6年，打球十几年了，我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她。

记：为什么您要她“改变”？

郎：她的性格非常开朗，但所有事都写在脸上，我刚才说过，这样容易给对手机会。

记：您1997年9月回国后一直没见过女儿吗？

郎：是的。我们隔天通一次国际长途。

记：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一个女人的成功要以牺牲个人生活质量和家庭幸福为代价？将来不当教练了最想做什么？

郎：别人怎样我不知道。事业和亲人和个人生活我很难分出轻重。但我现在无法平衡它们，只能是事业第一，其他排在后面。你能猜出我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吗？钓鱼。可我好几年没摸鱼竿了。当然，只要有时间和精力我会用来关心我的家人。我真希望有一天做家庭主妇，把家弄得好好的，也有时间从事个人爱好。

记：您出任国家女排主教练之初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准备充分吗？您过去的辉煌是不是对新女排的年轻姑娘具有震慑力？管理这支队伍您如何利用个人魅力？

郎：应该说我是有准备的。每年我都回国。1986年我跟张蓉芳一起做过教练。在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之前，我一直是日本“八佰伴”的教练，和我们的国家队、省市优秀队打过不少比赛。对中国女排的状况—从身体到技术都比较了解，总的说是比较落后。

我很少从个人魅力方面考虑问题。现在的大环境变了。我们做运动员时，生活是单一的，除了训练没别的。现在更开放了，运动员视野开阔，想法也多了。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怎么让队员们集中精力打球，这是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

记：现在是中国女排最困难的时候吗？从最近的战绩看，战胜俄罗斯、古巴和巴西队似乎是不可能的。

郎：1996年奥运会中国女排拿了世界第二以后，大家对我们的期望更高了。大赛取得好成绩是值得高兴的事，毕竟（重组）才一年多时间。但事后冷静地分析，我们的综合实力并不是世界第二。体育是很符合辩证法的，两个队相遇，水平略高一筹的那个未必就能获胜—当时中国女排没有世界第二的绝对实力，但我们各方面准备充分，临场发挥好，各种有利的客观因素也都凑一块儿了。因此我们要头脑清醒，知道自己的真实实力，不要因为比赛结果而上下起伏，折腾自己。

现在中国女排的水平很不稳定，在第一阵营和第二阵营之间晃。奥运会之后我们作了人员调整，新队员很多。所谓老队员也不是我们业内说的“球油子”，技术精，经验丰富的那种，而是“年轻的老队员”，“半新不旧”，她们不能带新队员。技术上、身体素质上，甚至基本功都不理想。我了解球迷的心情，他们对中国女排有特殊的感情，拿世界冠军越快越好—我们每天就在干这件事。但这需要时间，这是一个集体项目。 排球中国女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