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我们

（文 / 罗峪平）

曹远征，1954年出生于中国河南，是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国家

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第一副院长。自80年代以来，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及体制改革

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设计，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及体制改革等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是该领域资深研究人员。他先后

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亚洲开发银行的顾问及中亚诸国、蒙古和越南等国的经济改革顾问工作。先后在西

安外语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完成其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并曾在联邦德国达姆斯达特(Damstadt)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

L：新世纪来临，千头万绪。知识分子尤其容易焦虑不安。你们这些搞改革和发展理论的人，是否可以给我和我的读者们一些说法和安慰。

C：话题也许并不轻松。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情形与本世纪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我们谈论中国问题已经不能不从全球范围的角度出发。

世纪之交，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有人说90年代冷战结束，世界格局重新组合。有人说世界经济发展迅速，亚洲正在崛起。有人说新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世纪之交发生的最重要变化是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这种新历史条件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传统秩序形成各种冲击。

第一，过去我们可以说哪个公司是哪个国家的。现在在很多场合我们顶多只能说，这个公司有哪个国家的背景。因为它的投资、贸易、生产布局以及资本流动都以全球为背景。这种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贸易资本和生产布局的改变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在这次东南亚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股灾中，各国政府都说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很好，但是全球股市都往下掉。说明传统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或者现代全球一体化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确实已经形成。

第二，在解决这类矛盾时，越来越需要一种全球性的协调机制。比如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的作用，环境保护和各国经济发展中世界银行起的作用，局部战争中联合国维和部队起的作用等等。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在日益全球化。

第三个是新技术革命的冲击。特别是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外层空间技术带动的各种技术的发展。国际因特网使人类移动和信息移动方式发生变化。计算机改变了大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克隆技术复制人类，对人类最重要的组织方式——家庭，产生威胁。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对禁止使用克隆技术复制人类的问题看得很严重，这说明人类对重大科技进步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产生恐惧。新世纪中，科学技术会有更加飞速的发展。世界会因此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可能根本看不清楚。

跨国公司和传统民族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传统国家利益越来越需要国际性的协调机制来维护的现实，以及新技术革命对传统世界的挑战，是我们在世纪之交的生活画面中最具挑战意味的景象。21世纪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评价，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在我看来，它首先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来说，迫切的问题是怎样适应变化，避免在不确定性中被淘汰。

这种淘汰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已经发生。以数字化技术为例：模拟信号技术日本人做了12年，抵不上美国人做3年数字技术。现在模拟信号技术基本上被数字技术淘汰了。这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美国人的技术观念棋高一招。在未来，产业之间可能不再是被竞争垮的，而是由于新技术的出现，整个产业在一夜之间被抹掉。

所以，能力变得非常重要。我在这里强调的能力概念已经为经济学和社会学所重视，即人力资本的概念。过去是看企业有多少资本，多大规模，看经营业绩中利税多少……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是人。既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由人创造的。现在这种方式改变了，人是否有适应挑战的能力变得非常重要。这种人的能力大小直接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大小。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国家民族是否能够生存发展下去。面临新世纪的不确定性，中国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先适应、生存，再以适应和生存图发展。这种能力，至少应该包括：

首先，经济体制的弹性、张力和创新性。既然谁也说不清楚未来社会的样子，所以改革不应该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和终点。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改革任务算完成，我们只认为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是在冲击和挑战中不断变化的一种东西。它只能是一个生命体，而不只是一套规则，一个僵死的东西。

其次是资源转换能力。过去我们评价国家的强弱要看有多少自然资源，多少劳动力，多少钱，就是资本。现在使用能力概念，事情就不一样了。尽管这个国家可能很有自然资源，有钱，但不一定能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变成现实的经济实力。80年代以前，日本和美国的竞争提供了一个早期例子。当时美国的科学技术发达，又有资源，又有钱。而日本只是一个岛国，没有自然资源，相对于美国来说也没有那么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可它把美国的技术转换成商品，销售到全世界。包括汽车这种典型的传统美国产品，日本人也能打入美国市场。资源转换能力主要依赖人力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和教育变成一个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源泉。把各种资源有效组织，把它变成现实的优势，重要的是组织，而组织的核心是人。

第三，涉及到人就要涉及社会整合。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人们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想法，形成各种团体，在价值观上会有越来越多的差别。能不能整合社会中的各种价值观念，形成比较能够协调一致，能够共同生存的社会，有时会成为民族生存的基本问题。法律的作用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社会中道德和价值观念都在激烈对抗，社会早晚还是会发生暴力冲突。中国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收入差别形成，社会弱势人群已经出现，社会冲突因素在不断增加。所谓整合能力，就是不形成一个冲突社会而是形成一个稳定和持续发展社会的能力。

最后，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应该有应付危机和协调处理危机的能力。经济和政治在全球范围内联成一体，哪个地方爆出火星儿，都可能在别的地方出乱子。谁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会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发生。所以国家需要快速反应能力和处理危机的能力。这就是战略伙伴关系和一系列这样问题的意义。这对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进入21世纪的过程是深刻的观念革新过程。无论结构调整，还是持续发展，都是一场深刻革命。

L：你在这里使用革命一词，是想强调这个过程的彻底性还是剧烈性？

C：是彻底性。它对人类现行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挑战，可能最终会完全改变它。上世纪到本世纪，在工业革命和生产方式的背景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不同的经济学派，产生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概念。而到下世纪，随着工业革命背景的消失，原有的观念、理论、主义都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但整个过程不会太剧烈，而是缓慢的，静悄悄的。

L：我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因为革命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曾带有强烈的暴力色彩。所以我非常关注在下一个世纪到来的时候，和平发展的口号是否还会深入人心，是否还是主流。世界在彻底性非常明显的变化中，不发生剧烈冲突或者少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少。

C：我的预感告诉我，首先冲突的含义，以及和平发展、战争等等的含义会大不一样。现在只要不打仗，吃的穿的越来越好就叫和平发展。而现在要以战争方式解决的问题，将来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那时候的战争可能和现在的战争概念完全不同。以往战争一定是人对人，面对面的争斗，但在未来，也许互相不见面就打了一场战争，就解决了一个现在要用战争手段解决的问题。

L：比如说一个投机家挑起一场国际金融混乱，失序和重组之后释放和解决的问题。像索罗斯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使用的手段。

C：可以这样比喻。

L：东南亚经济危机现在还远未平息，中国人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认为，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都在中国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引发这场危机的因素，如国际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入，生产性投资不足，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带来的泡沫经济等等都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潜藏。那么，下一个会是谁？亚洲经济发展奇迹是否已经前途渺茫？不知你是否同意这样的思路。

C：我同意又不同意。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浅层原因大家都比较容易看到。它不是由于对国际资本的开放或金融自由化引起，而主要和联系汇率及国际资本市场两个问题有关。

就东南亚而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内部贸易逐年扩大，但货币仍然和美元挂钩。一个重要性越来越弱的货币被视为这些贸易伙伴共同的货币，不能真实反应这个贸易结构的变动。这使许多投机商看到了机会，认为东南亚货币应该真实化。尽管泰国政府说要捍卫泰铢，结果挡不住，7月2号终于垮了。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在经济因素变化过程中始终有真实化倾向，这是没办法的事。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为这种货币真实化提供了无风险的环境。索罗斯的做法只是一个资产组合，一份钱到汇市上去打你的汇率，一份钱放到股市上去做一个相反方向的对冲。如果汇率打不动，股市肯定有波动。如果股市上赚不到，汇市上一定会有收获。政府只有一个利率杠杆，它要是保卫本国货币，一定要提高利率。一提高利率，股市肯定受影响。如果降低利率，又挡不住汇市上不断的抛售，汇率一定会不断下跌。索罗斯和国际资本为什么要屡屡进攻？原因是没风险，甘蔗总有一头甜。但这是浅层的原因，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更深的原因恐怕要和经济全球化，各国都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连起来看。这种调整，只有美国做的比较好。这是美国经济连续7年没有衰退的原因。经济增长稳定，美元升值，各国都跟不上。日本经济在整个90年代为什么不好，泡沫经济的说法是浅层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它没有撵上。所以它的与信号模拟技术有关的产业才会受到美国的毁灭性打击。在全世界产业结构升级中，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显然更多依赖组装和制成品出口。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在变弱，加上这些产业都是外资投资，出口下降，外资就没有信心，资金开始向外流动。全球资本市场方便地提供这种渠道，使资金外逃变成现实。在这里，世界性金融工具的配合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传统经济学和投资理念都受到了挑战。最早评价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看它经济增长好不好，通货膨胀率怎么样。这种方法80年代已经过时。资本在国际上流动，现在公认评价投资环境，国际收支情况好坏比经济增长快慢更加重要。但是这次危机中，这些东西都不灵了。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不是它国际收支状况最不好的时候，经济增长的指标也不是最坏。前一时期全球股灾，各国政府都说自己的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都没问题，是投资者心理有问题，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这么说。这说明传统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种新经济现象。

再说，怎么解释这种现象的传染性？先是泰国、马来西亚，然后菲律宾、香港和台湾地区，整个传开了。如果说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问题，那新加坡总应该不错吧？但是新加坡币也贬值9%。新经济现象已经形成，而我们却看不清，更无法把握它。

我只感觉到信息化社会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这次全球股灾先是香港股市出了问题，香港说要抛，美国那边说香港抛了我为什么不抛。伦敦说美国卖我也跟着卖，结果大家一起卖。社会学说这是一种从众心理。那天国际因特网爆满，在网上大家谁也挤不动。信息这种东西的流动，随着国际因特网这样的技术发展，已经超越了人的流动，生产关系的流动，国际资本的流动等等，甚至超越了人们心理意识的流动。流动速度如此之快，会冲破原先人为设计的一切政策和规则。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争论，东南亚经济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怎么发生的，应该怎么去监管等等。实际上这是自己和自己打架。包括索罗斯本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在美国股市亏了20亿美元。这个最大的金融投机商现在也要求国际金融市场稳定。

美国金融工程学，让一些算卫星轨道和导弹弹道的科学家来算股市升降，曾经无往不胜。说在哪个点上升降，就一定在哪个点上。但当我们对每一个局部的研究和把握都日臻完美的时候，整个系统却发生了变化。所以结果还是控制不了。冥冥之中似有上帝在作主。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全球股灾，索罗斯说自己也是败军之将。他在英国和泰国赚，却在美国股市上输。这种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革命产生的新经济规律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清楚。

总之，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我们身边的一切。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我们根本不理解的事情。这种转变是静悄悄的，不伤害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不伤害我们的情感，转变不转变完全是您阁下自己的事。只是这种变化和挑战和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紧紧连在一起。

由此推论：面临挑战，我们至少应该具有适应和变化的能力。体制应该有弹性，能够创新。不要只重视有多少资源，而是要有转换资源的能力，而这种转换的关键是人。要能够整合社会，善于协调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还要能够协调和处理国际危机，负起一个大国应该负起的责任。

另一个推论：原来体系中的很多问题会由于新的背景出现而发生变化甚至消失，比如工业社会中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主义”问题。

L：邓小平确有远见。他说：“不争论。”

C：是的。 全球经济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