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艾滋病·避孕套

恐惧，不在身边

厉冉到泰国走了一遭，那些在医院里接受救治的——或者说患艾滋病正等待死亡的孩子们，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溃烂、枯瘦如柴，但这印象绝不仅仅是恶心，还有后怕。

泰国只用了13年，便经历了从首例艾滋病者的出现，到近100万人口的高感染率(估计数)，艾滋病从静脉注射毒品者、妓女、嫖客、男性性病病人身上，迅猛地传给行为端正的妻子、女友们，直至婴儿，其蔓延之势被国际上列为泰国模式。当第十个世界艾滋病日临近时，为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不步入泰国后尘，医疗界像厉冉一样投身到防治工作中的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

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一系列数字：中国目前有8277例HIV(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仅1996年一年被报告的感染人数就比1995年增长了69%，到了今年，专家估计中国的HIV感染者已达20万。

是这些数字，让厉冉们苦口婆心。从11月19日卫生部的研讨会正可见此一斑。78家首都新闻媒体的记者被调动在一起，进行一次摇旗呐喊的活动。会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项目顾问傅爱民，脖系一条鲜艳的绘以各种形状避孕套的领带，号召人们以具体的行动，参与艾滋病的预防。他说：“最可怕的是什么？是知道而不去做。”他甚至指着在坐的100多人，笑言：“如果不做，也许几年后我们再聚到这个会场，中间就需要划一条线了，得有一半是被感染者吧。”

“中国感染HIV的数字在上升，上升虽不可避免，但不要上升得太快。”从事多年性疾病预防治疗工作的张孔来教授，以极高极快的语速讲着他的体验，让人几乎可想见一个画面：防治工作者是站在火山口的人，随时都能感到那股熔岩欲沸的喷张。众人还要试着体会，以泰国的流行速度作假设，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有高达2000万的感染人数。因此傅爱民和张孔来们都认同了一种方式——从实际做起。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先不讨论吸毒者、卖淫者的善恶，劝诫吸毒者不要使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请妓女、嫖客用避孕套降低被感染的机率。针对中国2亿流动人口可能存在的高危行动，提请普通人在无从知道自己的性伙伴是否是HIV潜伏时，最好也使用避孕套。

上述一切，落在普通人视线里的只有数字。麻烦的是数字的恐吓力不如性爱体验来得直接，既然很少人喜欢把想象的触角从身边延绵到整个世界，当艾滋病没对个人形成真正可见的危险时，避孕套就仍是阻隔感觉的工具，而非具有救命之效的“安全”套。近见外刊报道，原本对艾滋病视若畏途的西方年轻人，目前已渐渐开始变得无所谓了。因为艾滋病防治专家说，好的心情、好的生活条件，加之日益进步的AIDS治疗技术，艾滋病的高发率已可由短期变为长期。既然爱依旧要爱，危险有人担待，灾难不在眼前，及时行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又成为某些人的行事方式。

对于这些，防治人员们又作何感想？尖利的警报响的太久，人们便情不自禁地置若罔闻。傅爱民博士说，他在卢旺达做防治工作的几年，他的同事中就有几位患上了艾滋病。

没有性、没有啤酒、没有摇滚，这是芭比娃娃著名的公众形象。如今，对于性诱惑，她还能坚持多久？

真爱与贞爱之间

11月19日“新闻媒介参与艾滋病防治宣传”座谈会上，一份资料汇编发给记者又被收了回去。主办者解释说，是一些数据不准确，汇编者朱琪却心知肚明。他胆大地在推广避孕套的文章旁批注上激烈的反对意见。朱琪无法忘记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一位在泰国救治艾滋病的官员所言，“泰国妓院老板拿着发放的免费避孕套，卖给嫖客们，嫖客们用不用没人知道。泰国以推广避孕套预防HIV的方法被视作成功经验，但事实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性疾病的中转站，转嫁给沦为性奴隶的邻国女子和境外游客。”作为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知名研究员，朱琪一直相信传统道德的力量。因为这种坚持，他一直陷于很多人的哂笑中，保守成为他形象的代名词。朱琪说：“我不怕别人这么说我，事实证明我并不孤独，在国际上持我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

朱琪指的是11月6日由国际教育基金会主讲的性教育媒体会议。会议初始，听者不免产生一种世事轮回的荒诞感：如果讲台上站着的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自己，大家是否还会有这份好奇和耐心？

然而西方人真正想要阐明的，是他们对60年代性革命以来的种种反省。“性革命最大的杀伤力不是艾滋病，而是人们建立幸福家庭的能力”。在美国，结婚率只有60年代的1/3，离婚率却以超百分之百的速度上涨；在丹麦，48%的新生儿都是私生子，瑞典在为大量不明国籍的私生子与西班牙打架……婚姻的理想日渐衰微，年轻人对建立健康的婚姻明显缺乏信心。国际教育基金会把反省的利剑直指教育体制，特别是性教育方式。美国式的无指导性教育原则，将性只作为单纯的知识进行传授，它诱惑了青少年的好奇心，却不对好奇心作任何引导。

“人们应该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政府要推动主流社会的行为。”朱琪视今年美国国会拿出2.5亿美元投入童贞教育的行动为治本之举。在强大的反省浪潮中，美国的年轻人加入purelove运动的越来越多。“等待真爱”组织在全球就有76个之多，该组织宣称洁身自好、甚至禁欲，是避免不必要的怀孕、对待性病和艾滋病的唯一办法。其实，这项运动能在西方获得广泛响应，也许是不加情爱的性已变得乏味，成了另一种切肤之痛，人们才开始掉头探寻理性的性行为方式与情爱间的真正关系。

把西方的社会问题拿到中国引以为戒，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爱有如贞爱，人们不愿回到用自欺方式保存的性与爱，也不愿因艾滋病的汹涌之势，将道德变作约束人性的借口。人们更珍惜自由选择的权利。

“自由选择可以，但任何选择都需要负起责任。”《中国青年报》社主持青春热线达6年之久的陆小娅，有一个电话至今难忘，“那个女孩嫁给自己一直想嫁的男孩了，却又在单位里有了婚外情，她的女友说，觉得快乐就去做，女孩问我该不该听这话，我只说看你要什么，快乐和幸福并不是一回事。”社会学家李银河也说，“人完全负起自己的责任，别人无需扮演道德警察，搞婚外恋，最大的惩罚就是离婚吧。”

他们说的，和你做的

作为姐姐，明子不愿意让妹妹像自己似的，在无知中摸索着去体验性和爱，她把自己做过的、想到的都不加保留地讲给妹妹听。她想，既然不可回避，早一些知道，就不走弯路了。明子对父母没有勇气和孩子讨论这些问题有点轻视——他们把这当作了家长的尊严。她给妹妹讲得很坦率。让她意外的是，相差6岁的妹妹已经不屑于停留在探讨这个层面了，她勇于行动。

这让明子很愤怒，准确地说是惊慌。妹妹一个高中生，无所谓婚姻，更无法确认自己的情感是否为爱，就什么都做了。明子对妹妹没有威慑力，妹妹说：“这有什么稀奇？”

明子突然觉得很泄气。往前方的路上，她看得到周遭的同事，一个个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理由发生着婚外恋，她却在渐由鄙夷滑向理解，间或也有了同情，他们中间有好友，婚姻的无奈她清清楚楚。明子想，态度上的宽容，也将意味着行动上的宽容，这样一来，没有什么是确切的、可以把握的了。

如果明子再多看一看由社会学者、性医学者搞出的种种调查，她的判断力将面临更多的困扰。1989年时北京还有68%的人反对婚前性行为，到了1994年时，有婚前性行为的人就占到了45%；1995年底至1996年初在上海市所做的未婚先孕女性性行为调查表明，年轻人对待性关系和性行为已呈随意性趋势。

这样的一些数据公布出来，明子和妹妹等等会仅仅读一个数据吗？然而发现事实是社会学家的立场——不带任何价值色彩，特别是道德判定。人民大学性社会学所的潘绥铭认为，在科学面前，学者的责任是对科学负责的，而不是社会。有了这些发现，明子就不会停留在对妹妹的想当然里，那些婚外恋者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弥了行动的孤独和压力感。这种效果令人联想起50年代美国的艾尔弗雷德·金赛。没有他对人类性生活开拓性的研究，将各种私秘的性现象做全面的调查，人们的释怀感就不会那么强烈。性学者多认为，人的焦虑和痛苦大部分来自无知和误解，事实及对事实进行研究之后的论著，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无知最有效的方式。当金赛的调查数据表明，有90%的男子有自慰行为时，“自慰会导致精神错乱”的传统观念便不再对人具有精神压力。

对60年代风起云涌的西方性革命进行批判的人，认为弗洛伊德和金赛的理论对性革命作了理论支持。20世纪初的弗洛伊德，将性欲视为人类一切心理、生理活动的动因。弗洛伊德设置的威胁性情境，人们从金赛的报告中获得了释解：69%的被访已婚妇女对婚前性行为不觉后悔；所调查的55岁男性中，每两人就有一个与人私通。金赛在全美18000人中得出三大结论：经常发泄性欲的必要性，性行为与善恶无关，不正常性行为非常普遍。

70年代末的美国性社会学家莎丽·海特，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她从18岁到83岁的数千人中，用隐蔽性的问卷调查方式，集结成《海特性学报告》。私人答案汇集成了海特书中一次性活动的全景展示，人们手捧其书的传阅中，和海特一起获得了一种最大程度的快感——窥视的快感，仅此而已。

勿需公众场合下的仪式感，人们不会勉强自己吃饭的方式，做爱也是一样，更何况不为生计没有人愿以做爱展示。这点上，恩格斯说的明白，“两性间的关系将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遗憾的是，社会不仅热衷，对它的热衷也常导致非左即右的后果。据说，自80年代末中国思想学界掀起的关于性解放的论争，给社会带来两个促进：大家有了一套科学的语言体系，用以开诚布公地讨论性观念；再也没有一个性观念问题可以让人们的认同程度超过30%的比例，人们为此不再心生烦恼，各取所需。性学家们为发现而快乐着，人们在快乐什么？海特性学报告中提及，“60年代的性革命只是让女人丧失了说‘不’的权利，而对性模式中的男女双方没有带来任何实质变化。”海特是从讨论女性能迅速达到性高潮的问题上有了这份认识，不知她会不会认识到另一个问题：社会造就的性环境与个人的性体验之间有着重大差距。没有个体独立的体验，就没有海特一书的可读性。性这种最具隐私性的个体生活方式，原本“如喝白水，冷暖自知”。

*卡方检验在0.05水平有意义；**卡方检验在0.01水平有意义

不同人口、社会特征妇女的初次性生活年龄分布(%)

初次性生活年龄与第一个性伙伴类型的交叉分析(%)

*卡方检验在0.05水平有意义；**卡方检验在0.01水平有意义

古希腊

生活在荷马时代的男子、女子，对于性爱的热情绝不亚于20世纪。希腊神话中众神带有人的激情，其中，天神宙斯就被描绘成为一个典型的好色之徒。尽管当时的希腊也遵从一夫一妻制，但对男女双方的自由选择多持放任态度，其奇特之处在于，古希腊给予女子性自由。如果一个女子婚前不小心怀孕了，她大可搬出神奇的宙斯，声称是他化作天鹅、公牛或金雨把自己覆盖了，或者以显成人形的河神为挡箭牌，述说自己不敢违抗的原因。她的父亲虽然怀疑，但仍会理智地盼望着有一个半神半人的外孙降生。与古希腊的性自由相携而生的，便是性混乱。

中世纪

巴黎，以展示中世纪工艺品为主的克吕尼博物馆，有两件展品让人大惑不解。经说明介绍，这两件钢制、镀真金，制作考究的东西是给妇女们用的“贞操带”。“贞操带”针对婚前婚后女子有两种设计，一种用天鹅绒裹住一条铁箍制成，铁箍正面装有一条弯曲的象牙板，这种护带既可防止女子与人性交，又考虑周全的留下极窄缝隙，以应方便之需；另一种是钥匙交由丈夫保管的“贞操带”，它由两块精雕细刻的铁片组成，两旁用铁链相连，可将女人整个臀部前后裹住，加之以锁后，其安全性能让做丈夫的大为放心。这样的禁忌，不过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完全占有的一种方式。

美国政府费用支出与社会问题

1960年—1990年

500%增加在暴力犯罪问题

500%增加在婚外生子问题

400%增加在离婚问题

300%增加在单亲家庭问题

500%增加在青少年自杀问题

500%增加在社会问题上

(本文统计表引自《性与健康》，中国性学会学术工作部编，1997年)

在性爱自由的年代，它真的“安全”吗？ 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