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着被人管理的生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刘天时)

星期一,7:00。北京安定门地铁站东出口花坛。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在等班车。

一个胖孩子在用心地吃第三个煎饼果子。一个“棒球帽”和一“力派’书包”脑袋凑在一起看一个磁带皮儿。几个“‘耐克’鞋”推推搡搡地闹成一团,其中一个问另一个新球鞋多少钱,“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老实交待,重新做人”……

戴棒球帽,穿“耐克”鞋,背“力派”书包,哼哼着“心太软”(最新流行歌曲《心太软》)……快活又无所谓,“但他们都是坏孩子。精神有毛病的,心理不健康的,还有品德恶劣的。总之,他们都是普通学校呆不下去的‘双差生’(学习差,品德差)”,育华中学来接孩子的思教处的宫主任神情紧张,他先一步上了358路班车,报站箱,售票员座位靠垫,意见簿,该收的都收好了藏好了,打开车门。

一哄而上。抢座。吵吵闹闹出了城。沿途越来越荒凉。盖了一半的房子,收割后的水稻,拖拉机和驴子。

育华中学在比立水桥更东更北的北京郊区,望得见山。108亩的校园。未经修整的松树和银杏,落了叶子。藤蔓干枯的廊架连着几栋红砖平房和小楼。育华中学里差不多都是男性,60多名学生,3个保安,60来个教职工,一上了岁数的英语老师是女的。

8:20。托管初三班的英语课。4人缺席,20人出勤。学习句型“Willyouplease+动词原形”。4个“运动服”书合着。靠窗的第四、五名在看窗外。窗外是杂草,不远是围墙。一个前排小个儿站起来问Good是什么意思。老师领大伙念课文。分角色朗读句型。有两人举手。下课铃响了。一个小男孩叫着站起来又做扑倒状。

化学课。分子和原子的区别。班主任的课。没人讲话。有一个孩子睡着了。这是全校3个班中最“成形”的班。

10:00。课间操。升旗。唱国歌。团委书记讲话。点名批评了一个讲话,一个站姿不端。

10:30。思教处召开班主任例会。3个班10来个班主任。“全天候管理”。班主任、思教处、校长3级值班。环环相扣。讨论上星期五工(读)班与初二托(管)班打架处理办法。延续一个月的对峙。星期五早晨对骂。托班派马力下了挑战书。上书“你知道我们是谁吗?XXX是我大哥:XXX是我二哥……如不服某日在某地会一会……”云云。班主任武凤华提出“禁假反省取消了,怎么管这些屡教不改的?工读教师只有教育权没有处罚权吗?”他们班头两节课又闹起来了。路遥挑的头,沈国、郝明又叫又骂扭在一起,桌子翻了两排。任课老师端着书站在讲台上。

12:10。饭堂。为避免接触,各班分别排队打饭。肉焖扁豆、豆腐,米饭和包子。自选计价,月底收费。饭厅是当年“五七”干校礼堂改的,有幅巨大的毛主席像。学生四周吃,老师聚在中间。武凤华老师眼睛瞟着学生,边吃边谈,“这是群坏蛋。歪瓜裂枣,赖皮狗。你能教出什么来啊。”武凤华干了十来年工读,倾向于严教,“踹他两脚有时候真比你磨叨有作用。”新来的校长则“太心慈面软”了,废除了一切体罚形式,整天笑咪咪的,“育华既然没有铁丝网,那它就是学校不是监狱。这儿,最让人头疼的还不是学生——他们再坏,也还是孩子——而是教师。我们这儿老师和学生可能太‘亲密’了,交叉感染。他们说,‘育华’这18年的成效就出在‘打’上。”

午休时间。见到大名鼎鼎的初二托管班新生路遥。14岁闯荡了大半个中国。父母离异,他跟父亲。叔叔吸白粉,父亲带叔叔到南方戒毒,也染上毒瘾,进了“局子”。路遥闯到思教处嚷着他不相信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在西北,10岁的孩子穿得比我还破烂,背着比体重还沉的背篓。”他劝党员校长也别“瞎忙乎了”,“吃喝嫖赌、我都干,玩呗。”路遥不大搭理我,他认,为他有不回答记者问题的权利。问他晚上干什么,他说:“那要看班主任睡着了没有。”他把腰带解下来套在脖子上,嘻嘻地笑,使劲儿吸鼻子,仰在会议室我对面的椅子上,半小时之内没说什么。他像一个对观众或对剧本失去兴趣的演员,拒绝被观看。

又来了一个新生。田易,15岁。爸爸、姑姑和姑父送来的,抱着铺盖卷,拎着塑料袋。妈妈离婚走了(这儿1/3孩子的父母都已离异)。爸爸是街边修车的。姑姑带了8个金戒指。1个半小时的入校教育。《条例》、《校规》、《班规》。复述和表态。“这是个充满人情味重塑生活的集体……”班主任武老师义正辞严。姑姑与父亲陪着笑,满怀憧憬的表情。

但不知田易是兴奋还是失望。下午2:10原214中学的田易搬着桌子走进育华托管初二(1)班的教室。他打算在这儿呆两年,希望拿到初中文凭。这一节是英语练习课。除了前面的黑板和不断在黑板上给捣乱同学记“正”字的英语老师,这根本算不上课堂。哄叫和扔东西的声音盖过了录音机播放的课文。田易把课本整齐地摆上书桌,然后就一动不动了。正视前方,但什么也没看。当整个课堂闹剧达到高潮——路遥连人带椅子翻了,沈国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叹了口气,随即跟着哄笑起来。

晚饭,列队唱歌走正步老师监视下的晚饭。沉寂寂鼾声一片的晚自习。9:30熄灯了。托二(1)班19个男孩躺在一间大宿舍的上下铺。他们还不打算睡,但他们的班主任就在下铺,随时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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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翔

不是惩罚,是治疗

中国大陆的工读教育创办于1955年。“文革”中断,1979年后陆续恢复和新办。现全国有工读学校80余所。工读学校是普教的一种形式,是中国非司法的一种矫正教育,是一种早期干预、预防学生犯罪的防线。近来,工读学校在招生和教育方式上都有新变化。

工读预备生。孩子仍留在原校,工读学校老师定期到校进行单独思想教育和训话。半年之后,如果改正学好,取消预备教育,如果屡教不改,再进工读学校。这种形式考虑到了孩子的自尊心和可塑性,很受欢迎,现在一般工读校的预备生都多于正式生。

托管生。“双差(学习差、品德差)生”原校保留学籍,家长申请,学生自愿,原校、家长、工读学校三方签定协议,实行寄宿制管理。

现在的趋势是淡化工读,重托管。这两种新形式都不是惩罚,而是教育和治疗,这就像生病住院一样。但社会成见认定这是种缺乏尊严的生活。我认为对这些“坏孩子”,大人们更应关注内心关注发展。现在工读教育的弊病是心理健康研究的缺失,讲爱心、人格和尊严,这仅仅出于教师的同情和自发,不够深入细致。“坏孩子”的内心是不是很孤单?

美国坏孩子的“待遇”

“他们……他们是一群‘超级肉食动物’,生理和心理发育超出了实际年龄,但他们在社会中没有得到应得的爱心与关怀,分不清是非,道德贫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狄罗里奥教授提醒人们谨防“新一代”裹挟而来的“暴风雨”。

为了拆除不断攀升的青少年犯罪统计数字中隐藏的定时炸弹,专家和政府想了不少办法:

训练学校。西部的农场和森林是“矫正”坏孩子的“诗情画意”的基地。这帮十三四岁的“坏汤姆”和“傻吉尔”们在放马种地之前,先要接受各州专门机构的诊断和评估,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甚至牙医也参与进来,孩子的“属性”和“特征”被列成表格,然后分类安置。两至三个月的特训除了干活还要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可选学修理、焊接、缝纫等职业技术,州教育部颁证结业以备找工作。

粗暴、混乱、缺乏公正……俄亥俄州训练学校的150名学生中90%成为特训教育的受害者。“这儿只是个坏孩子的仓库,”坏孩子们聚到一块儿有什么好事呢?除了体罚、性攻击和互相传染?

训练学校的成效受到质疑,那么“学习机会”公司呢?这是俄勒冈州布朗斯威尔城两位中年妇女的新发明。针对全城有1/4孩子完不成作业,1/5孩子有违纪行为的社会现实,39岁的丹娜·布伦森和48岁的玛丽·交金伯弄了两辆破旧的蓝色丰田越野车,组成了“逃学纠察队”,抓回一个学生学校给100美元,如果孩子坚持呆到期末考试,再付500美元。两个妈妈都称她们“绝不单单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这些误入歧途的坏孩子们。”蓝色破“丰田”最近成效显著,当地媒介称二人的“学习机会”公司是“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最新措施”。 坏孩子工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