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也需要警察

（文 / 张进飞）

暴力和平

阿布内·路易玛，30岁，海地移民，几个星期前在纽约市的一个警察局里挨了一顿暴打。

那天，路易玛在布鲁克林区的一个酒吧里喝酒，因与人纷争，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带回警察局，警察们就开始对他进行教育。首先，托马斯·布鲁德尔和托马斯·怀斯(两个公认的好警察)让他饱尝一顿老拳；然后，警察们又把他带到厕所，查尔斯·舒瓦茨按着他，贾斯廷·沃尔浦(一个25岁的年轻警察)从厕所里找出一根通下水道的棍子，用钝的一端把棍子捅入路易玛的肛门，最后把他的膀胱都给刺穿了。沃尔浦还把棍子插到路易玛的嘴里，撬掉了几颗牙齿。

路易玛在离开警察局之后，不得不马上到医院治疗，这一发生在警察局厕所里的丑闻逐渐被公布于众。医生认为路易玛的伤势是由虐待狂造成的，美国公众愤怒之下感到震惊，美国警察是虐待狂吗？

警方矢口否认这一点。警察认为自己无罪，因为他们是在制止犯罪。

警方与公众在认识上的差距迫使公众重新思考纽约市实行的“绝不宽容”方案，从字面上讲，这一方案的意思是说，对任何一种犯罪都绝不宽容，对一切犯罪行为都进行坚决打击。可是，在众多的社会因素中，谁来控制警察？

去年秋天，76岁的老妇莎拉·韦斯特呆在家里时，突然被像旋风似地冲进来的十来个持枪警察按在地上，一个警察用枪顶着她的后脑勺。他们走错了屋子。

韦斯特说：“我现在还做恶梦。即使你呆在家里，也可能碰到这样的事。”

但迄今为止，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起警察暴力事件，人们凭感觉觉得警察暴力在增多。专家们认为，往往在实行严打政策时，因为警察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方式，肯定会遇到更多的抗拒。而且，在实行“绝不宽容”方案时，当警察接到命令去逮捕某人，常常会对命令产生误解，认为可对罪犯“绝不宽容”，从而随心所欲地伤害嫌疑者。实际上，打击犯罪与打罪犯完全是两码事。

人们现在开始怀疑“绝不宽容”方案的意义，如果在犯罪率下降的同时，警察暴力却在上升，这一方案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因为它虽然可建立起良好的公共秩序，但它却是以牺牲另一种秩序作为代价。它能建立起和平，但和平的基础却是暴力。

武威惨案

几年前，在甘肃省武威市也发生了一起警察暴力事件，虽然它的性质与纽约事件有所不同，但从暴力这一角度来讲，两者又是相同的。

1992年11月8日凌晨，武威市一家商店负责人被杀。警方逮捕了3名嫌疑人杨文礼、杨黎明和张文静。因种种原因，专案组认定他们是杀人凶手。但仅凭推测无法定案，专案组为了获得与现场勘查相吻合的口供材料，就采取了严刑逼供方式。

事后，杨黎明回忆说：“公安人员对我连续突击审讯了15天，笔录全是编造的。例如杀人凶器，他们把我打急了，我说是用刀子杀的人，他们说不对，是用剪刀杀的，拷打直到我点头，最后笔录上写成剪刀杀人……”

杨文礼说：“我被抓进公安局的第二天晚上，张有宝(派出所指导员)等办案人员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吊在房顶的铁环上打我，要我交待杀人的事，我说我没有干。这时在场的市公安局副局长王守平(专案组副组长)见我不交待，对在场的人说：‘牛皮灯笼羊皮箱，猴子不上杠，锣敲得不紧’，他的意思是打我还不够狠。我说：‘王局长，若有一天真凶抓住，你敢负这个责吗？’王说：‘老子敢用公安局长的乌纱帽顶着，不说就往死里打，打死了定个畏罪自杀。’王守平一说这话，其他人就用电警棍、棍子一阵乱打，打得我晕了过去。那时正是冬天，他们给我浑身泼上凉水，把门开开冻我，说这叫‘冷静思考’。”

张文静说；“这样用刑一连进行了4天。这4天的酷刑，使我有死亡的感觉，再下去我肯定是活不成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先保命再说，后有机会再申辩这样为了缓和死刑，只好编造说我偷了二十几元钱。经他们查后不实，结果又轮番打我……我实在受不下去了，几次撞墙寻死，与其让他们打死，不如自己死了好。这样的毒打又继续了7天……在又一次打得我失去知觉后，拿出不知写的什么东西的本子让我按手印。”

在严刑逼供之下，4个月后，武威市公安局一份《关于1992年“11.8”杀人抢劫一案的破案报告》形成了，这起大案终于被“攻破”。参与侦破工作的40余名工作人员，有不少立功受奖甚至升官晋级。杨文礼、杨黎明被武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为死刑，张文静死刑缓期2年执行。3人不服判决，上诉到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把案件发回重审，案件就此被搁置下来。

结果，9个半月以后，武威市公安局接到了来自广西桂林公安局的一个电话：“我局在对一起贩毒、贩枪、盗窃团伙案审讯期间，在押犯肖国红供认他曾伙同唐世禄、夏毓刚流窜到甘肃省武威市，于1992年11月7日深夜，在武威市盘旋路对一家副食商店实施了抢劫杀人。”

杨文礼3人白挨了打，没死，但只剩下了半条命。

杨文礼性功能丧失、腰脊椎1、2、3、4挫位，特别是3、4脊椎错位严重，手术后腰4、5椎间盘脱出、疼痛，右下肢麻木、疼痛。杨黎明外伤性脑梗塞，右半身偏瘫，小便失禁，不定时遗精，混合性耳聋，双眼视力下降。张文静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记忆力减退，腰、头疼痛。

警察面临的不是战争

武威惨案冤情大白之后，甘肃省严肃查处，案件卷入的执法人员最终分别以刑讯逼供罪给予了判决，制造冤案者受到了法律制裁。

案件已经了结了，但案件带来的思考却远未了结。人们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如何防止警察暴力？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公安机关督察条例》，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一起，对警察行为起到监督作用。但要彻底把警察暴力从生活中清除出去，仅靠法律还远远不够。

在路易玛事件发生之后，美国黑人警察协会负责人罗恩·汉普顿说：“在所有警察中，‘坏’警察只是少数，大概不到5%。这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当那5%的警察在行使暴力时，其它95%的警察站在旁边，保持沉默，甚至于无动于衷。”在路易玛事件发生两天以后，纽约第70管区的警察对沃尔浦4人的行为还是不置一词。

沉默可理解为无所谓，也可理解为认可和纵容。

1993年以来，纽约市的警察一共受到了16000次起诉，但最终只有180名警察受到了处罚，并且大多数处罚都非常轻微，一顿训话或是取消几天休假了事，大部分起诉都不了了之。人们在上诉时发现，他们面临的并不是单个具体的警察。在某个警察行使暴力时，他个人的身份已被警察这一群体概念取代，警徽与警服已把他溶入到一个权力整体中，所以当他在行使暴力时，其罪行就常常被警察这一集体身份掩盖。所以，要制止警察暴力，在警察群体内部，警察之间必须有互相制约的关系。

但不论是相关法律，还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一切还终究是外部因素，警察暴力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警察的自身认识。

在美国，虽然自70年代以后犯罪率一直在持续下降，但公众对罪恶的恐惧却与日俱增，因为电视和其他传播媒介每天都对各种暴力事件作详尽的报道，使人觉得暴力无所不在。而且，从克林顿到各州州长，政治家们为了赢得选民的支持，也纷纷表态要发动针对毒品走私和其他形式犯罪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之下，美国逐步形成了一种警察文化，同时使人相信强硬的警察政策可制止犯罪。

但“战争”一词在这里确实被滥用了。因为警察并不是“战士”，他是维持和平与稳定的，一定意义上说，他还是社会的服务人员。如果警察的身份变成了“战士”，那么在执行公务时，当“敌人”身份尚不可确定时，意识可能会产生混淆。

其实，真正能制止犯罪现象的，不应是强硬的打击政策，而应是人们的法律意识及其对法律的尊敬。 法律张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