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

（文 / 娜斯）

今夏，两桩真假名画争议案引起波澜，一中一西，相映成趣，好不热闹。

一起在巴黎。7月，本是巴黎人避暑度假万事不理的时候，一些人却因一幅梵高的《向日葵》虚火上升——当年在克里斯蒂拍卖行被日本人以当时的破记录高价买走的一幅《向日葵》，被人质疑为伪作。这件事触动人小小神经的原因有二。其一，想当年(其实也就是80年代)，日本经济高峰，一时之间，暴发户奇多，四处出击，从纽约的洛克菲勒大楼到好莱坞的制片公司，从名牌产品到高价名画，都一口气随便买下，却怎知曾几何时，泡沫经济就泄了气，上述买下的不少东西现在又都玩不转，现在又冒出个假画案，岂不是雪上加霜？

当然更多的是文化艺术方面的原因。经典名画的真伪之辩早是常事，但是梵高的《向日葵》则自有它的独特引人之处，因为梵高的向日葵首先就被梵高自己先给复制了一番，这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玩之不尽的游戏：哪张是梵高自己的第一张原作？哪张是梵高自己的复制？哪张是梵高同期人见过原作者的复制？哪张又是后人的复制？……然而，使这个听起来很“后现代”的故事回复真诚与热情的，正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幅“伪作”。追溯来源，如果它不是梵高所作，就最该是出于梵高同期的法国画家舒芬纳克(Claude-EmileSchuffenecker)之手，他是梵高最早的推崇者，在世上还无人欣赏梵高的天才时，就开始收集梵高作品，最多时曾拥有60幅。《纽约客》说的好：“在1900年拥有60张梵高，可跟今天拥有60张梵高不是一回事……它是出于激情的投资，出于Schuffenecker本人作为画家的失败，和他想与另一个艺术家认同的渴望。这另一个艺术家的天才，在当时，几乎只有他一人承认……如果《向日葵》不是一张真正的梵高，它也必定是一张绝对真诚的舒芬纳克。”也就是说，在当年无人识得梵高画作价值的情况下，舒芬纳克的模仿证明了即使他没有独创的才华，起码有不凡的眼光。他的复制之作，与复制成名大师的伪作性质不同，自有它的一种真实性存在。《向日葵》案的最后风向，转向了质疑者本人：这位叫做BenoitLandais的先生被人指出缺乏学术训练，并曾将现在公认非梵高所作的一批素描当作梵高作品。结果，被他质疑的伪作倒不曾受损多少，倒是他自己成了真正的假货。

相比之下，中国古画古玩的真假游戏就更是花样百出，玄而又玄了。创作者、收藏家和鉴赏家都以仿制作为学习和达到高深境界的一种手段，造假本身已发展成一门艺术，一种审美消遣。8月份吹起的大都会新收藏董源《溪岸图》风波，就至今还没有平息。

5月25日，耗资1400万，花了两年时间整修的大都会博物馆中国艺术馆重新开张。大都会20余年来斥资收购加私人捐赠，中国书画的收藏迅速增加，已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收藏中国艺术品最多和空间最大的博物馆。这一次以新面目示人，更从现居美国的收藏家王季迁处得来11件收藏精品，其中最引动新闻的是五代名家、中国画南宗始祖董源的巨幅山水《溪岸图》。这幅画被陈列在第一问展室的迎门首要位置，大都会中国部负责人MaxwellHearn将董源比做达芬奇，《纽约时报》则在头版刊载了《溪岸图》的图片并伴以长文介绍，称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巨幅风景画之一。

然而，《纽约客》8月初发表了CarlNigen的一篇文章，轰动的副标题为“大都会博物馆刚得到中国的《蒙娜丽莎》，但它可是赝品？”文中引述美国的中国画研究专家、伯克利退休教授JamesCahill的观点——他认为“这幅画是近代仿作，有可能是出自著名画家、冒假家、收藏家张大千之手。张大千于1956年将此画售给王季迁。”

尼根在文章中指出由于王季迁与张大千的关系，使他成了从张大千处出手的书画真伪性的权威。然而，因为王季迁自己也是收藏家，也从张大千处买下书画，所以他有自己的利益在其中，其话不可全信。大都会从他手中先后购买了60件作品，其中已有被专家认为是张大千伪作者。

尼根一文引起纽约和台北两地艺术界的议论纷纷。许多专家对《溪岸图》的看法是，说它是五代作品很难断定，但是年代倒也不至近到张大千的现代仿作，比较可能的是一幅宋代仿画。

王季迁之子王守昆以这幅画的转手经过，证明它并非出自张大千之手。他说，《溪岸图》原由广东一位收藏家收藏，后来转至徐悲鸿手中。张大千看中了此画，与徐悲鸿以画交换，之后才转入王季迁手中。他的解释的确是澄清“张大千仿作”的说法，但至于这幅画到底是何时期的作品，却没人能断言。至于中文名叫高居翰的JamesCahill何以与大都会专家的鉴定眼光相差了千年之多，就有点令人不解了。像梵高《向日葵》争议案一样，质疑者往往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王季迁艺术美术大都会张大千文化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