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水赌明天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高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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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母亲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如今它已奔腾不出爱的乳汁

“黄河还是一条河吗?”

尽管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山东利津县刘家河水文站的何传光站长仍清楚地记得2月7日这个今年断水的日子。刘家河水文站是5600公里长的黄河上最后一座水文站,距离入海口104公里。1981年春天,何传光刚来到这里就遇上了断流。以后的16年里,黄河又有12个年头发生干涸,尤其自1991年以来,利津段河道年年断流。而今年断流来得格外地早,2月7日那一天正是农历大年初一。

8月19日下午,记者拨通了刘家河水文站的值班电话。“黄河已累积断流143天了,”何传光告诉记者,这个纪录超过了去年创纪录的136天。8月6日清晨7时许,水文站曾经盼到了6月份以来的第一股水流,但56小时后,宽阔的河道又恢复了平静。

与往年汛期不同,今年夏天,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到了日渐苍老疲惫的黄河上,这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素来以泛滥成灾著称的“母亲河”正面临新的灾害——连年断流。据水利部门介绍,黄河断流始现于1972年,今天无论是起始时间,还是持续天数、断流长度都为历年之最。

自古以来,黄河水的涨落都不仅仅是一个水文现象。尽管它对人类的威慑力已大不如前,断流仍使黄河下游地区,尤其是山东省付出了巨大代价。据山东省统计部门估计,90年代以来,断流使山东工农业损失累积达185亿元,年均30.9亿元。今年山东又遭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少有10毫米以上的降雨,省内河道全部断流,67%的塘坝干涸,90%的居民饮水困难,预计经济损失将超过60个亿,粮食减产20亿公斤。

断流带来的隐患或许危害性更大。据国家水利部水政水资源司王国新处长介绍,黄河每年约有16.26亿吨泥沙通过三门峡向下游输送,其中10.5亿吨抵达入海口,冲洗所需水量不少于210亿立方米,占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的36.2%。王处长说:“下游河道已高出地面3—10米,一旦断流,黄河就会变成一条悬挂在半空中的巨大沙带。”他担心,“风动飞沙扬,十种九不收”的黄河故道又将重现。

在采访中,许多水管部门认为,北方地区的连年干旱是造成黄河下游断流的主要原因。事实上,现在黄河流域也确处于长达十数年的连续枯水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所水环境研究所所长金相灿研究员告诉记者,因为陕西以下已无支流汇入,所以黄河水流主要来自上游。根据国家气象局提供的《黄河流域降水量年代与地区分布表》,记者发现,50年代兰州以上流域年均降雨量415.9毫米,1980—1995年平均为402.6毫米,降幅为3.2%。但由于气温升高,冰雪融化较快,1980—1995年兰州河段年均实测径流量313.4亿立方米,比50年代只减少了0.8百分点,而在下游山东利津段,80年代以来的年均径流量就只相当于50年代的50.9%。枯燥的数据尚能清楚地说明,自然因素的外部效应并不足以给黄河这个历经万年的庞然大物带来什么麻烦。金相灿把黄河的频繁断流称为“极端现象的非同寻常的经常化”,他说:“不要把责任推给老天爷,作为既得利益者,你得想想我们是怎么发展和生存的。”

黄河流域人口占全国总数的7%,而径流量仅为全国河川径流量的2%,人均水量不足全国平均量的1/4,耕地亩水量也只相当于全国均值的17%。作为哺育中华民族成长的“母亲河”,黄河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河流。据统计,建国以来沿河两岸用于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及城乡生活的年均引水量从122亿立方米增加到90年代的300亿立方米。而按国家计委批转的黄河用水方案,除去每年210亿立方米最基本的运沙入海水量,黄河最大可用水也就只有370亿立方米。据水利部介绍,黄河水资源的开发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效益。农业灌区调查发现,平常年份每引1立方米水,增产粮食0.5公斤,棉花0.2公斤,折合人民币0.46元。由此折算,90年代每年农业增产效益45亿元;黄河流经山西、河南、山东等人口密集地区,解决了8000万人的饮水问题。沿河流域工业则以需水量大的煤炭、冶金、化工、机械等行业为主,90年代年均工业耗水量13.45亿立方米,按全流域每万元产出耗水400立方米计,每年承载工业总产值336亿元左右。与此同时,黄河上中游水电站也越建越多,已投入使用和在建的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11座大型电站设计装机容量突破900万千瓦,接近目前全国的总发电量。

黄河水既是“香饽饽”,在国家加快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同时,沿河各地就你争我夺,纷纷上马“亿千百十万工程”,即市搞亿立方米水库,县搞千万立方米水库,乡搞百万立方水库,村搞十万立方米水库。目前黄河流域计有大中型水库159座,塘坝等小型蓄水工程12000多座,提引工程31000余处,蓄水、提水设计总量足以抽干几条黄河。目前在建的小浪底水利枢钮可将黄河仅剩的60—70亿立方米的余水潜力再挖走40亿立方米;刚开工的宁夏大柳树水利枢钮建成后,黄河水将断流至河南焦作;若再建成朔天运河、引水偏关,会使黄河断流至陕西潼关。另据记者从国家环保局获悉,今年6月有关部门会讨论《黄河治理开发规划》,这一前无古人的“人民治黄”规划拟议在黄河上再建24座大型水库(目前已有和在建的计有12座),按该局自然保护司生态处陶思明处长的说法,“是将黄河变为一条梯级开发的生产线”。为形成水位梯度,沿河堤坝逐年加高,中下游一些地方甚至在堤丘修起了窄轨铁路,每年运出的土石如果垒成一米见方的立柱,足以沿赤道绕上30多圈。面对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陶处长苦笑着问记者:“如果改变了河流的自然特性,黄河还是一条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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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岸边的老百姓在河床上打起一口口临时水井,解决人畜用水(新华社)

水到用时方恨少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九曲黄河似乎还离得太远。但就在我们身边,与断流相似的有关水的故事比比皆是。我国已被联合国贸发组织列为13个最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只合世界平均水平的1/4。据记者所得消息,因为缺水,我国每年损失工业产值约1200亿元,受旱农田4亿亩,其中3000多万亩颗粒无收,减产200多亿公斤,相当于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现有600多座城市中,半数以上已面临水荒的危险。

“淡水资源的短缺将迫使中国下个世纪的可持续发展面对一个不容乐观的前景。”水利部水文司副司长许新宜日前在中国科协“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论坛上发言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综合灌溉定额是500立方米/亩,每万元工业产值需取水近400立方米;例如每生产1吨钢耗水20—40立方米,1吨纸耗水200—500立方米。与此同时,城镇生活用水也以每年10.1%的速度猛增。预计到2000年,我国淡水供应缺口290亿立方米,最终缺水高峰期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每年缺水总量将超过500亿立方米。

许副司长更愿意把缺水的原因归结为肆意的污染和浪费,而且“一般工业和生活污水约需10倍以上的净水稀释,也就是说,向水域每排放1立方米污水,就等于浪费了10立方米以上的净水资源。”他还透露,目前我国78%的城市河段不宜饮用,38.9%的地面水对农作物有害。与之相应的是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调查结果,我国约有79%的人口被迫饮用受污染的水,上亿人饮用水细菌超标。在淮河两岸,数万家企业向河里倾倒着“黑色酱油”,孩子们已经无法领会“碧水清波”的确切含意,大人们则在传诵“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看谁躲得快”。长江之尾的上海每天排放出537万吨污水,6180吨生活垃圾,3000多吨建筑垃圾,7300吨粪便,722万吨废渣。去年10月,出生于太湖之滨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得知沿湖工业污染已基本根除后欣然返乡考察,但老人痛心疾首地看到,130多处宾馆度假村、3500幢别墅、每年1400多万游客排放的1亿吨生活垃圾已把太湖美景蹂躏得一塌糊涂。

尽管官厅水库水质已经恶化,幸福的首都居民拧开龙头仍然随时有水可用,素不知为解决饮水问题而严重超采地下水源,已使北京地面每年下沉10—20毫米,漏斗区扩到全城2100平方公里,地下水至今已亏空41亿立方米。按水利部水政水源司王国新处长的话说:“连秦始皇时候的水都抽干了。”

北京市缺水还有一说,10多年来一直跟踪研究北京地面沉降的北京地质工程勘察郑玉琢工程师认为,缺水与地铁建没有关,他提供了一个估算的数据:地铁一期工程排出的水量达8—9亿立方米,“当时是见水就排,从那以后,北京开始缺水了。”

郑工程师的说法或许有失偏颇,但却提供了一个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深层思路,人们获得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同时,往往需以另一类付出作为代价,而这些总是被雄心勃勃的人们所轻易忽略。1块钱换不来1根冰淇淋,却能买到2吨自来水和300吨黄河水。在商品社会中,这真是匪夷难思的廉价占有。

水债

有关部门透露,因资金问题搁置良久的南水北调工程最近又被提上议程,经过100多位专家教授近半年的论证,由湖北丹江口引调150亿立方米长江水、沿京广线经黄河流至北京的中线方案已基本确定。据称这一总长1241公里、耗资上百亿元的“人类又一奇迹”足以彻底弥补华北地区的用水缺口,目前正在考虑的是引水如有剩余再修几座大水库的技术性问题。与此同时,记者还从有关部门获悉,为了解决已经到来的淡水危机,国家决定大笔投入,再开发利用85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只有中国水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戴日成博士谈到了水资源与其他能源的不同之处,即水的可再生性,尽管他称他的看法是“建立在‘先污染、后治理’基础上的悲哀”。戴日成把水比喻为将大气与土地、淡水与海洋联系在一起的“自然圈的血液”,让他感到乐观的是,水循环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完整性,目前的技术手段也足以变废为宝。“北京每天排出280万吨污水通过活性炭吸附等深处理后再利用,完全可以解决缺水问题。”但他始终不明白,人类为什么原始到甚至连亡羊补牢都忘了,“我们不断地获得,然后再索取。”戴日成说,“人类对于如何获得实际的经济发展和更多效益是有信心的,信心很大程度基于这样一个信条:如果一种事物或行动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和心理成功,追求它就是对的。我们是在以破产清算的方式来对待地球和生命之源。给子孙后代剩下的除了万贯家产,就是一屁股一屁股的债。”

无独有偶,布伦特兰委员会(即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女士任主席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也在关注同样的疑问。“许多显著增长的结论是在没有考虑自然资源损耗的情况下得出的,因此可能只是错觉。”委员会成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H·戴利指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码是一国GNP的增减,这种计算方法经常完全忽略了那些难以用买和卖衡量的东西的价值,新鲜的淡水、清新的空气、美丽的群山和森林中丰藏的生物,都成了用不完的“免费商品”。他总结道,“事实上,我们对增长和效率的要求,对现存生活方式的自由放任态度,是导致污染和自然资源退化的最主要原因。”戴利提醒人们注意到“世代间平等”的问题,他说,“我们的行为好像全部资源都属于当今的一代人,其结果是以牺性后代人的方式来扩大这一代人的权利。我们所改变的世界,正是孩子的未来。”

“我们有时低估了生态圈形态哪怕微小的变化对人类文明的危害。”戴利还试图把时髦的“混沌”理论引用到自己的研究当中。他借用的还是布鲁克黑文国家试验室两位物理学家那个著名的“沙堆”实验。把沙子一粒粒倒在桌上,形成一个沙堆。当沙堆越积越高时,单独一粒沙子就可以引发一场小沙崩,最终一场大沙崩轻易发生。“一次小变化对整个沙堆也许没什么明显影响,但不管小沙崩还是大沙崩,都是这些一粒粒沙粒的累积作用慢慢造成的。”戴利说,“它并不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逐渐而缓慢,这种变化有一个自组织的平衡与失衡之间的临界态。”他解释道,“我们的地球正濒临这个脆弱的临界态。”

戴利的阐发或许有助于解释最近一条颇令人意外的消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经济形势报告表明,由于干旱和炎热,7月份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生产增幅回落,全国平均下来,不同经济类型增长率分别减少1.4—4.8个百分点。

值得人思考的是,今年夏天据美国“探路者”发回的观测资料,科学家们发现火星上有洪水咆哮而过的痕迹,他们进而猜测:火星在多年以前曾经拥有巨大的水源。如果火星上真的曾存在生命的话,地球人会步他们的后尘吗?

这不是小题大作、危言耸听,我们正处于一个行必有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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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广安门外,首都特殊钢厂排出的废水毫不留情地排入莲花池,再汇入护城河(邹俊武摄) 黄河黄河断流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