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的游戏与纯真年代

（文 / 张进飞）

卡特死前不久拍的照片

达斯汀·凯瑟竭力想忘记过去，但他无法忘记卡特，他说：“我希望卡特仍然活着”

美国《时代》周刊前不久刊登一篇《当孩子变坏时》的文章，大意是说在一连串的儿童暴力案件之后，人们对现代儿童的品性产生了怀疑，怀疑“善和仁慈、道德的完美在这些孩子的心目中到底还有多少价值”。问题是，我们的孩子真的变坏了吗？

你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证明我们的孩子确实变坏了。他们逃课、打架、早恋、吸毒，现在他们又开始杀人：

两位15岁的少男少女在麦克莫罗的身上捅了20多刀后，像扔布袋似的把他扔到了湖里。19岁的阿瑟用刀子折磨他的老师后，开枪打死并取走他的800美元存款。14岁的日本少年割下了一个11岁男孩的头并把它挂在卧室的窗外，第二天他又把人头送到一所中学的门口，在死人的嘴里他塞了一张纸条，“我只有在杀人的时候才觉得痛快，才能消除心头的怨恨，只有在别人受苦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在。”一群黑人少年袭击了3个白人小孩，14岁的卡特被枪击致死，15岁的达斯汀·凯瑟重伤之下侥幸活命，14岁的女孩尼科尔被强迫为其中一个少年口淫，同时被另一个少年从背后强奸，最后也挨了一颗子弹。

接连发生的这一连串杀戮确实会让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感到越来越沉重的恐惧与不安。因为，杀人的只是普通的孩子。

研究报告《今日的儿童：美国人如何看待下一代》中显示，只有37%的美国人相信今后的儿童会把国家变得更好，89%的人认为小孩不够尊重别人，5—12岁的儿童被形容为“缺乏纪律”、“被宠坏的一群”，对青少年的第一印象是“鲁莽”、“不负责任”、“狂野”。

事情似乎是再清楚不过了，问题也似乎是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我还是不能相信现在的孩子与以前的孩子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人杀人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一样长，少年杀人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

在《权力与性》中，福科曾有一段很精采的话：“在18世纪初，儿童手淫突然被认为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到处都把它当做突然兴起的时疫那样去扑灭，大家都认为它非常可怕，甚至会伤害到整个人类。

“我们能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突然把儿童手淫视为不可接受了吗？一些德国学者正是这么看的，但是我颇不以为然。

“正相反，那时很重要的是儿童与成人、父母、教育者之间关系的重组；家庭内部的关系得到了强化；儿童成了父母、教育机关、公共卫生当局普遍关注的对象；儿童时代成了未来人类的训练场。在灵魂与肉体、健康与道德、教育与培养的交叉口上，儿童的性问题变成了权力的对象和工具。特定的‘儿童的性问题’形成了——这些问题是危险的，需要格外小心和不断监督。

“这就导致了儿童和成人在性方面的不幸，到了我们这一代还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可是最初的目的并不是要抑制性，而是要利用儿童的性问题——这问题突然变得既重要又神秘——来构筑对儿童的权力。”

性与暴力是无法分开的一组词，当年对“儿童性问题”的关注是否与今天我们对“儿童暴力问题”的关注出于同样的理由？实际上，儿童从未像今天这样幸福过，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独立，有他们自己的房间、朋友与选择玩具等等的自由。但幸福与独立都需要代价，我们发现孩子不再那么乖，那么听话，那么唯命是从了，你甚至无法真正干涉他们。他们可能会一意孤行地做一些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蠢事。我们恐惧地发现越来越失去控制的权力。

或许我们把事情严重化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把事情严重化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少年时代存在着一种错觉。

几乎每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对孩子抱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感情，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找自己过去的影子，但几乎每一个人同时又都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无意识中就把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世界区别开来，忽视了它们同时存在、互相交叉的一面。在我们的眼中，成人的世界可以是复杂的，也可能是肮脏的，但我们都固执地认为孩子的世界是美好的、纯洁的。实际上，这种基于回忆的认识并不可靠，因为时间已经滤去了我们对自己身上曾发生过的欲望与冲动的暗色回忆。

二三十年前，一群又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套着红袖箍冲进一个又一个人的家庭，抽那些年迈人的嘴巴，朝他们的脸上吐口水。二三十年后，姜文把镜头对准那个时代时，澡堂里的训斥、跳进烟囱、巷战、砖头、链条、发白的军装，带有暴力色彩的种种事物又重新鲜活起来，但所有的一切又都虚化了，所有的东西都被灿烂、透明、富有质感的阳光包围，最后底片上似乎只剩下美丽的阳光。

我们坚守着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回忆并没有错，但我们实在不能因此就把那个虚化、并不存在的东西作为一个概念来定义少年时代，因为不仅是那个变态的政治年代才有变态的罪恶。当我们在深刻理解曾在自己身上发生过的那些暧昧不清的欲望时，我们就会用更平常的态度看待孩子，因为少年时代并不是没有暴力的时代。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需要求我们的孩子纯洁，我只是想说我们无需苛求他们洁白得像一张纸。所以，当有些人提出用种种严格的方法来改造我们的孩子时，我们应该想一想，当我们自己并不那么高尚时，怎么能奢求处于同一世界中的孩子如天使般圣洁？

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第一次从学校独自回家，在公共汽车站站了两个小时却没坐上一辆车。当妈妈找到他并问他为什么没坐上车时，他说因为老师与爸爸妈妈都说过，要有礼貌，要排队，要……。妈妈什么也没说，下一辆车来时，一拎他，挤上去，就回家了。

我还记得另一件事。一个清华的学生逮到了一个刺猬，拎回去后，大家就琢磨怎么处理它。先是用棍子抽，但刺猬皮厚命大，死不了。他们就走到阳台上，从6楼把刺猬抛起来，摔到底下的水泥地上，下楼一看，没死；就捡起来，从一楼回到6楼，再抛下去，还没死；又再回到六楼，再抛下去。刺猬持久的生命力让每一个人都兴趣盎然。楼上楼下跑烦了，就找一个水桶，装满水，把刺猬按下去，耐心地数它吐出了多少泡泡；最后，不知道死了没有，就拿刀解剖了，把刺猬分成小块，放在电炉上炖起来。吃没吃我忘记了，这也并不重要。我只觉得什么东西碎了，也许生活中最初形成的概念就这样成了碎片。

我不相信有什么世界末日，即使有，我也敢肯定它不会是因为那些孩子才开始。

“纯真年代”的孩子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自由

我们无需苛求自己的孩子纯洁得像一张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