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田径能有“明星”吗？

（文 / 丁武）

法国女将佩雷克退出雅典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200米比赛的原因是状态不好，她说：“我来这里是夺冠军的，而不是银牌。”对佩雷克来说，金牌与银牌有着霄壤之别，而对更多的田径选手来说，前3名都是可贵的，第4名至第8名则显得平淡无奇。

无疑，积分榜更能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整体水平。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此届雅典世界锦标赛，中国队虽未获一枚奖牌，总分却达到34分，名列第14位，比之哥德堡，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国家体委田径处处长尚修堂却对记者表示“我感到刺激很大，有点儿坐不住了”。这位官员“坐不住”的原因在于没有拿到奖牌或者说是“尖子队员不尖”。

雅典世锦赛结束当天，新华社就发出记者评论《中国田径需动大手术》一文，文中开出的“药方”之一便为“先救明星”。文章说中国田径处于“半封闭”状态，除黄志红、李彤外，绝大多数中国选手没有机会参加高水平的田径大赛，致使他们一到世界大赛便“发晕”，无法发挥自己的水平。

事实上，世界田径运动已进入“以赛代练”的时期，中国选手训练与比赛相脱节的状况就使他们在世界大赛上无法拿到好名次成为必然。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心理素质太差、比赛经验太少。

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罗斯教练曾说，中国田径选手对训练的热情高过对比赛的热情，另一位中国田径教练则在雅典大赛前指出，中国选手进世界赛场，取得什么成绩依赖于“撞大运”。

这两句批评也许能让我们将对明星不切实际的依赖转向对“半封闭状态”的思考。

在中国体育敲响职业化的锣鼓之后，哪一项运动的成绩不如人意，便会有一种“哭穷”的声音响起。本届大赛之后，更有记者调出黄志红、黄庚的工资单，黄志红月薪为949.5元，黄庚为700余元。这似乎成为中国田径水平不高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中国田径选手训练与比赛的全部经费均由国家负担，而非个人行为。当然，中国田径的一大怪现象是每逢全运会便会有一批女子项目成绩排名至世界前10名，这些选手将因此而得到省市体委的奖励：住房、奖金乃至工作安排。但全运会过后，成绩的“亢奋期”也就过去了。

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在于：每位运动员都是为自己的前途比赛。他们首先认定自己的水平目前还很难在世界大赛中取得佳绩，因此将国内大赛视为事业的高峰。他们个人的行为在这里得到展现的机会。

但为了杜绝国家队田径选手的个人行为，田径官员们并不愿意尖子选手接受赞助。铅球选手黄志红曾在世锦赛上获得过两枚金牌，但她是在留学英国期间，方得以与Nike欧洲公司签约，从而获得更多的大赛机会。国家体委段世杰司长说，那些体育赞助商“大多以赚钱为目的，对我们提出的条件与其他国家选手有别，不太公平，因而无法达成什么协议”。

中国Nike的一位职员则认为，与田径打交道并不容易。她说，与篮球选手签约，篮协会有一个提成的比例，而田径官员们并没有确定这一比例，只是希望多要钱。比如王军霞，要求赞助费用与迈克·约翰逊相当，这就很难达成协议。再如黄庚，只在中国国内享有知名度，要求和国际明星相比，则多少有些不切实际。

想拿赞助费，这是大多数田径运动员都梦寐以求的事，因为田径在任何地方都属于贫穷的项目。德国跳远选手特迪克·格林在雅典大赛前表示，能获得注意可能要比获得名次更重要。田径的职业化与表演化将要求每个人尽量在赛场上突出自己。 田径铅球黄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