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黑暗，是为了感受阳光

（文 / 高昱）

记者：今年6月26日正值“国际反毒品日”10周年，读了您的新作反毒小说《红处方》，深有启发。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因为毒品先后打了两次战争，如果没有它，中国的近代史将会重写。但是，实事求是地讲，除了战争与战争带来的百年耻辱，我们中国人对毒品的认识还很肤浅。请您介绍一下您写作的初衷，您所要思考和解答的问题是什么？

毕淑敏：作为一名作家，我还曾当过20多年的医生，因此对有关人的生命问题非常关注。这部小说，五六年前我已经开始准备。我有位多年的战友在一家医院主管戒毒，我们在一起聊起了她从事的独特职业，聊起了毒品和吸毒者。我有一个最最想不通的地方，客观地讲，自然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战胜人，现在已经到了呼吁人类保护大自然的时候了。而罂粟是一种草本植物，能开出蓝色、红色、紫色、白色等绚丽多彩的花朵，土生土长，自生自灭，比人类的历史都悠久。任何一种动物，不管是老虎、骆驼还是马，都与罂粟相安无事，可偏偏非凡的人类怎么会把它制造成这样一个足以毁灭人自己的魔鬼？财富，在毒雾中灰飞烟灭；人，在毒雾中灰飞烟灭；难道我们栖息的这个小小星球不会蹈此覆辙吗？

作家毕淑敏

对人而言，有天灾，有人祸。天灾是由自然界操纵的，而毒品则是人祸，完全是人登峰造极制造出来的一个白色陷阱。尽管各国对禁毒斗争前所未有地一致拥护，但毒品依然像山火一样四处蔓延，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属于人的误区，这个人间悲剧是怎么发生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探究的。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植物是无可指责的，是人类利用了罂粟，而不是罂粟利用了人。您曾到戒毒医院与吸毒者和医生促膝长谈，您有什么所见所闻？在您看来，戒毒者与健康人，与普通医院的病人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

毕淑敏：我去的戒毒医院不多，但窥一斑可见全豹。戒毒医院大多建在景色优雅的郊外，有些像疗养院，但一个突出的特点，进入病房区往往需要经过好几道大铁门。病人不得外出，不准打电话，BP机、手持电话入院时一律扣下，与外界严格隔绝。

病房区并没有普通医院的安静，不时从病室里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音调像野兽逃窜时的狰狞，但又分明是人的声音，饱含着焦躁、痛苦、迷乱和绝望。有时还有突然爆发的吵闹与破口大骂。我第一次去戒毒医院，回到家里告诉我的先生：“我今天听到的脏话比我一辈子听过的加起来还多，不由得自己就想骂谁。”

和吸毒的病人在一起，我经历了一个由震惊到厌恶，再到怜悯的心理过程。吸毒者尽管手无缚鸡之力，却非常能说，语言生动，甚至妙语连珠，而且乐于给你讲他们的精彩故事。只要你有耐心，就可以写出一本新编《聊斋志异》。我马上就被深深震撼和吸引。他们的故事是我们陌生的，曲折、怪异、凶残、大喜大悲，让人有一种恐惧的探求。他们把自己吸毒描述得如何无辜，可是一谈起吸食后的感觉又不由得眉飞色舞；他们总是像阿Q一样夸耀自己曾经多么富过、阔过，吸毒吸走了百万家产、轿车别墅，渲染自己过去如何风流倜傥，曾得众多才子佳人围追堵截。一个20多岁，已似行尸走肉的小伙子连4层楼都上不去了，却总是拉着问我认不认识某某女歌星、女影星，说她们都是被他甩过的。他自称从不泡处女，那样太容易，他的目标就是如何把一个个少妇拉到自己怀里。这些吸毒者的故事都够拍电视连续剧了，但是后来医生告诉我，他们说的大部分情节都是虚构的。

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追求一种不劳而获的虚伪幸福，这是一种变态的妄想人格。他们骗别人，更是在骗自己，但这种欲望带给他们的灾难性后果却是千真万确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倾家荡产，骨瘦如柴，人格堕落。一位护士告诉我，吸毒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异常冷漠，除了看见毒品时眼放金光，对其他美好亲切的东西、对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情感都漠不关心，甚至包括死。对瘾君子来说，生活极其简单，除了吸毒就是找毒。

极端冷漠还不足以构成吸毒者惯有的矛盾性格。在戒毒医院、我发现他们经常莫明其妙地谩骂不止，或者没有任何前奏地像武打电影一样噼哩叭啦地打起来。有一次就发生在我面前，我当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脑子里只觉一片空白。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当武器，椅子、体重秤，还有输液瓶，针头还扎在手背上也不管，拿起来就砸。我眼看着一位医生头部被击中，抢回去缝了20多针……这真是一群变态、畸形、与我们不同的另一类人，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那里只有罪恶、丑陋、欺骗和黑暗。

记者：听说您经过深入采访与思考，对吸毒的原因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毕淑敏：每个人吸毒最初的诱因不尽相同，但却有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用文学的语言来说，追求幸福和快乐，是每个人不言自明的权利。我们说人是物质的，人的情绪也有其内在的物质基础。科学研究表明，当人类内心充满喜悦、幸福等良性感觉时，大脑桥脑部的蓝斑里，就积聚起一种奇特的物质，我们称其为“内腓肽”。蓝斑是人的幸福中枢，这内腓肽就是幸福的物质基础，谁拥有了它，谁在这一时刻就拥有了幸福。科学家对从动物脑部提取的内腓肽进行分子结构分析后发现，在它的中心碳原子上，连有一个芳香环、一个哌啶环和一个苯环。而吗啡碱也正是同样具备了中心碳原子的芳香环、哌啶环和苯环，与内腓肽在分子结构上非常相似。当吗啡、鸦片、海洛因等进入人体后，受骗的脑神经迅速产生幸福感，当然这是一种模拟的幸福、虚妄的幸福。另外一个重要诱因是人的好奇心。人的这一天性可以带来创造和神奇，也能带来灾难。

记者：好奇的人们发现幸福原来可以如此轻易地获得，于是乐不思蜀，殊不知地狱之门已吱吱洞开。

毕淑敏：人体是一架高度精密、井然有序的机器，有一套我行我素的反馈机制和自我调节平衡的功能。瘾君子在遮天蔽日的伪幸福中，首先停止了自身内腓肽的生产，丧失了自制幸福物质的能力，就像遭受陨石雨的土地，再也长不出庄稼了。同时，机体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可以迅速对外来物质产生耐受力，使瘾君子不得不一再增加剂量。到了后来，他们就会像一匹疲倦病弱的老马，彻底丧失了对幸福的感受，不管是真幸福还是假幸福。

但毒品又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女，它已深深参与到机体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牢不可破。所以，一旦停用毒品，无比痛苦的戒断症状足以把人的意志力击得粉碎。吸毒者本来从寻找幸福开始，结果他们一拐弯走入了地狱。为了避免这炼狱般的折磨，他们只能继续吸毒。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亡，吸毒过量、并发症，或虚脱致死。

毒品为害之烈，更在于吸食后就难戒掉。戒毒包括生理戒毒和心理戒毒，从生理上戒断并不困难，但吸毒曾经带来的人间极乐却使吸毒者没齿难忘，这就是心瘾。在戒毒医院的病房走廊，经常可以看到形容枯槁、面如土灰的戒毒者来回游荡，一次次推开主任办公室，双手作揖哀求医生打一针杜冷丁。有的戒毒者怕把持不住，把毒品用胶布贴在头发里，放在鞋垫里、胸罩里，甚至苹果里，企图蒙混过关。更有意志不坚者，耐不住在夜里撬开上锁的窗户，把床单和病号服打上结，一头拴在暖气片上，一头顺到楼下，偷跑出去找“白面”。

记者：复吸率高确实是戒毒面临的最大难题。国际上复吸率高达95%，我国也在90%左右，有个香港瘾君子曾创戒毒60多次的记录。按理说，戒毒者最清楚毒品带来的痛苦，脱瘾后自当改过自新，为什么仍然逃不脱毒品的诱惑呢？

毕淑敏：这些问题说起来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他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环境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一方面是因为吸毒对生理机能的破坏无法彻底得到恢复，另一方面是虚幻的价值观一旦建立难以从根本上得到纠正。毒品实际上在给人提供一种忘却：忘却身边的烦恼后进入一种虚幻世界。吸毒者往往没有能力用创造和劳动赢得幸福和对人最为宝贵的尊严，毒品帮助他们轻而易举地逃避到赝品的极乐世界里。应该说，这种逃避和忘却是一种更根本性的诱惑。

记者：还有毒品产生和推销的环境，也在构成诱惑。因为暴利的原因，毒品成为商品市场中很重要的商品，一方面是崇高的戒毒，另一方面是肮脏的毒品商的全球营销，这也是一场灵魂的争夺战。

毕淑敏：确实如此，因为毒品可获暴利，有人就要拼命地种毒、制毒、贩毒，千方百计地扩大它对人的诱惑，扩大暴利的成果。现在1公斤4号海洛因在金三角只需200美元，运到香港一转手就是20万美元，而在美国芝加哥的黑市则可以卖出100万美元的天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贩毒实在是世界上获利最大的买卖。目前世界毒品的年交易额已突破50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仅次于国际军火交易。毒品，已深深渗透于世界经济之中，已经成为一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戒毒，拯救那些深受毒品之害的吸毒者，光依靠崇高、正义、人道已远远不够，应该对毒品与戒毒有一种新的认识。

记者：能否深入介绍一下您的思考？

毕淑敏：也许有一天，这世界能发明一种彻底戒掉毒瘾的药品，使人的意志力能在海洛因面前有资格自豪一下，但现在还没有。我以为，从根本上斩断毒源，一是应该从制度上摧毁毒品的交易链，二是应该主动地寻找消除毒品对人的影响的办法，以一种科学的手段，比如以一种抗体来对付另一种抗体。禁毒与戒毒，人类总处在一种被动地位，在被动的情况下，往往越禁，毒品的价格就越高，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心病狂，铤而走险。

记者：这是您的《红处方》的主题么？

毕淑敏：小说对于戒毒肯定是无力的，它只能提供一种对比和对照。真正的幸福其实并不昂贵，可是我们为冒牌的幸福付出的代价却十分昂贵。从这一点来说，人是很愚蠢的。《红处方》的目的是让读者洞见黑夜里的苦难与悲哀，反过来感受阳光下的温暖与明亮。如果大家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的努力也就没有白费。 戒毒药品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