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的双重面孔

（文 / 邢海洋）

2月底，一群武装分子和共产党人抢占了阿尔巴尼亚政府，迫使总统重新任命总理，全世界都在关注着阿尔巴尼亚的局势。此时，索罗斯——来自匈牙利的美籍亿万富翁却闲适地坐在伦敦的家里，告诉记者，地拉那的索罗斯基金会与事件有染，而且自始至终都处在风口浪尖之上。

诚如斯言。索罗斯在阿尔巴尼亚拥有一家报纸，充满反政府的宣传。政府的一项分层敛财投资计划失败，大批百姓存款血本无归，索罗斯支持的媒介正是利用这一机会鼓动民众，号召人们诉诸武力。地拉那基金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我们赶走了总统。”

这就引出一个话题，亿万富翁的钱是否可靠。80年代，当索罗斯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钱时，他就开始了捐助活动，1984年，在他的家乡匈牙利，索罗斯开始与官方接触，希望成立基金会，每年向匈牙利科学院捐300万美元用于支持科研项目。当时的政府把外来的慈善家看成有钱没处花的傻瓜，乐得有这个机会，谈判颇为顺利，可最后还是在人员配备上卡了壳。政府希望基金会事务由隶属安全部的文化关系协会承办，而索罗斯的智囊，曾是纳吉政府新闻发言人的瓦萨利的建议却是另起炉灶。

索罗斯最后站起身，走到门口，即将告辞，政府主管文化事务的官员劝他，不应带着不良感受离去。索罗斯回答，白费了那么多力气，感觉不可能不糟。这时他已迈步出门，官员在背后又问了一句：“你究竟想要什么？”“一班独立的人马。”索罗斯答道。

最初的一些项目是用复印机同匈牙利的文化科学机构交换匈牙利福林，然后再把钱捐献给当地人。当时全匈牙利只有几台复印机，被国家严格控制，每个使用者都必须经过批准。索罗斯的复印机大量涌入，打破了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在这位慈善家看来，他的钱等于捐了两次，利用率很高。

量子基金：振动中创造世界奇迹

在华尔街流行着一个传说，在总统山对面，投资者们又雕刻了两尊塑像，一尊是沃伦·巴菲特，另一尊就是乔治·索罗斯。在基金管理业，索罗斯取得的成功主要来自于他管理的“量子基金”的业绩，1969年，索罗斯和另一名证券分析师罗杰以400万美元开始，开创投资基金，到90年代初，基金数额已高达百余亿。如果1969年投资1000美元，并把红利再投资，到现在已得到大大超过200万美元的回报，不到25年，索罗斯使他的追随者的财富翻了2000余倍。

巴菲特以稳定的增长赢得世界首富的称号，他的年增长率在28%～29%之间，索罗斯虽暴起暴落，年均增长率却超过巴菲特5个百分点。索氏的业绩使人们相信，在投资市场，投机与投资一样，同样能带来巨大的利润。而且，正如投资者从市场的频繁涨跌中嗅出的，投机有着更多的机会。

既是投机，自然来者不拒，索罗斯的投机范围涉及货币、国债、商品、股票等各种领域，资金在全世界游动，寻找一切机会。一个例子是70年代初加利福尼亚住房市场崩溃。市场以为相关企业都会破产。索罗斯的信条是：当1家公司经受住了很大的考验后，它就值得拥有，但在考验的过程中投资者却应回避。买房贷款抵押担保公司就是这样1家企业，它为索氏带来大量原始积累中至关重要的利润。另一间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索罗斯预测到激烈的竞争过后，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将是被淘汰的众多公司中的1个，几年后，房地产热降温，索氏开始借别人的股票卖出，再在低价位补回来还人，卖空为他获得100%的盈利。

1978、1979年索罗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准了技术行业公司。那时正是技术行业的股票倍受冷落的时期，数据处理技术像野火那样广泛传布，但股票价格却低得出奇。市场发展太快，小公司们大多无法跟上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普遍担心大公司将参加进来，把羽翼未丰的小公司碾得粉碎。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但前景光明的时期为投机者提供了获利机会。

索罗斯在步入华尔街之前曾是名哲学专业的学生，读书时深受卡尔·波普尔的影响，60年代曾花了3年的时间试图写一本哲学书，结果以失败告终。1987年出版过一本《金融炼金术》，可惜看得懂的人很少。索氏说过，哲学是他赚钱和花钱的唯一原则。

哲学未能帮他成为理论家，在投机市场却提供了他获胜利器，潜心思考，他得出多种独到见解。如“反射论”，他认为人们的认识会改变事物，而事物的变化又会改变人们的认识。投资者若认为美元会上涨，就拼命购买美元，美元自然就上涨，与此同时，美元利率降低，刺激美国经济，倒过来使美元增值有了根据。

量子基金的命名来自他对量子力学鼻祖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赞同。就像微粒子的物理量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数值一样，在索罗斯看来，市场也经常处于不确定状态。投资者如果能对明显的事物打个折扣，而把赌注放在别人意想不到的事物上，必将大获其利。

辉煌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79年，欧共体国家把11种货币的兑换率联系在一起，组成欧洲货币连环保，允许各国货币在“中央汇率”上下2.25%的范围内浮动，若是某国汇率越出这一范围，各国银行将一致行动，出面干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欧共体各国经济状况不尽相同，连环保不啻于迫使各国银行买进疲软的，卖出强劲的，而当时世界外汇交易量每天就有7000亿美元，相当于纽约交易所两个月的交易量，这就使得各国央行在干预市场上捉襟见肘。

早在1989年柏林墙推倒时索罗斯就预感到汇率机制难以再维持下去。这种机制要求各国齐头并进，但是统一后的德国的发展超出了邻国，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德国央行对汇率的强硬干预上，索罗斯以为这不合市场规律。

1992年9月，英镑对马克的汇率警报频频，尽管两国央行大量买进英磅，仍无法止住英镑下跌。英国经济正当不景气，利率高得不能再高，只能求助于德国降低马克利率，但正处于东德重建的德国经济过热，政府不得不维持10%的利率以求降温。德国央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谈话，称欧洲货币体系不稳定，只有通过重组才能解决。他虽未点明英镑应贬值，但精明的索罗斯嗅出味道，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他开始大量买进马克卖出英镑。

索罗斯的炒作很少是等值的，他更多地使用金融杠杆，若是买入1万马克，他或许只用自己的1000马克，剩下的90%来自借贷。借钱使他承担更大的风险，收益也成倍地放大。他当时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借贷英镑，购入马克，以期在英镑下跌后再买进英镑还债而净赚马克，这种方式使他的1亿元发挥出20亿的威力。而当时他动用的是量子基金中的10亿美元，再也没有哪个投机者敢像他那样胆大妄为了，结果，英镑重跌，索罗斯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60亿美元的马克，短短1个月，净赚15亿美元。一系列胜算之后，1992年8月的33亿量子基金到10月份增值到70亿。

哲学：花钱的原则

欧洲各国中央银行损失了60亿美元。有人问索罗斯，他在世界各地到处捐款是否因为在市场投机，赚黑心钱内心有愧。当英国央行的钱大笔流入量子基金时，难道他赚的不正是纳税人的钱么？

索罗斯对投机自有一套看法。当投机者步入金融市场时，他不受普通商人所面临的道德约束，当市场动作正常时，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既定局面。这样，没有索罗斯，英镑危机也会爆发，总会有人因此赚钱。

洛克菲勒在被指责垄断了美国的石油供应时成立了基金会，希望借此改善公众形象。索罗斯引以为荣的是1979年他的第一个基金会成立时，他根本没有公众形象，管理的基金只有1亿元，自己的更微乎其微。现在他拥有10亿美元，可基金会对他的生意并无实际的意义，在投机领域，公众形象帮不了任何人。

在拥有2500万美元时，他想，钱已经够多的了，再多对自己已没有意义，对他真正有意义的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论。作为一名犹太人，童年时代，索罗斯全家凭借假身份证明躲过纳粹追捕。他的父亲，奥匈帝国的一名士兵，曾被苏联红军俘虏，他曾组织了30名战俘越狱，但对地理的无知使他们漂向北冰洋。

每年，索罗斯都要通过他的基金会和遍布30个国家的1000名雇员散发近3亿美元的财产，他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家。基金会里，人们对波普尔的理论振振有词，俨然哲学讲习所。他们为波黑战乱中的人们送去饮用水，给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品，资助吉普赛舞蹈团。

基金会的第一次重大投入是在南非，那时的南非还是个基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封闭社会。索罗斯访问开普敦大学，把那儿当成了封闭社会里的一片绿洲，索罗斯天真地认为，只要帮助黑人入学，他就可以利用学校的公费制度，让国家负担教育费。他给80名黑人青年奖学金，过了1年却发现，名额总不满。

种族隔离制下的南非把基金挪做他用，索罗斯偷鸡不成反蚀米。亿万富翁机关算尽，也有走眼的时候，正如投机市场上的有赚有赔，1994年索氏对日元汇率判断错误，顷刻损失6亿元。投机者也罢，慈善家也好，对待投机与投资，索罗斯似乎总能诉诸哲学，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银行英镑汇率美元英镑量子基金索罗斯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