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体育

（文 / 苗炜）

奥运选手服用兴奋剂已不是秘密，他们为了得到竞争中的优势会采用任何手段。令人惊讶的是，自从奥运会设置药检，25年来，服用禁药现象越来越广泛。“的确有一些选手不用药也拿到了冠军，但那是极少数。”荷兰内科医生米切尔·科斯坦说。在过去的25年中，他为数以百计的世界级运动员开出过合成类固醇的处方。他说：“如果你是一个罕见的天才，你也许能胜一次，但以我的经验，不用药你就不可能继续获胜，赛场上充满了服用禁药者。”

类固醇意味着NFL美式足球中那些325磅重的前锋或举重选手从肩膀到脖子的梯形肌肉，但类固醇的使用，还有另外一些更奇异的药物，如人体增长激素hGH，已泛滥到各个体育项目，从MLB棒球联赛到大学篮球、高中的美式足球，NBA选手们拥有摩西·马龙从未梦想过的二头肌，一个美式足球大学联赛中的前锋就比一些年前全明星赛的前锋还要结实。服用禁药是体育界肮脏的、众人皆知的秘密。

绝大多数职业比赛并不进行药检，但体育组织进行。国际奥委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处罚了2名选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是5名，1984年是12名，你可以假想这是奥运会自1972年全面实施药检以来最干净的一次，但这是自欺欺人。

接受《体育画报》采访的数十名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及类固醇供应商说，亚特兰大奥运会像过去25年中的其它赛会一样充满了兴奋剂，他们中的少数人对只有两名选手被捉住感到惊讶。

“运动员是活动的实验室，奥运会为科学家、化学家、不道德的医生提供了竞技场。”曾在1984年和1988年为美国奥委会担任药检主任的罗伯特·沃亚说：“检查者知道，服用禁药的人很聪明，他们懂得如何逃避药检。”

加州大学药检室主任唐纳德·卡特林说：“那些机灵的运动员能让我们查不到。”这家实验室为国际奥委会所认可。

4月22日至23日，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召开反兴奋剂会议，他们不只一次地把亚特兰大的药检结果当作药检震慑了服用禁药的证据来宣扬。但批评者们把国际奥委会的药检描绘为官僚主义和政客行径的：250万美元的药检费用在亚特兰大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质谱测定计，这种新设备据说能抓住在过去两三个月内服用了类固醇的选手，在比赛中，它检测出了5名服药者，但国际奥委会将这一结果束之高阁，他们害怕法律纠纷，并决定暂不使用质谱测定计，理由是这玩艺儿也许不可靠。

即使国际奥委会拥有了无可置疑的药检技术，从奥运会中挑出那些服药者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服药范围太广，涉及的项目太多。

荷兰《Runner's World》杂志编辑科斯·科曼说：“所有运动员都会在某一天面临这样的选择：是为达到世界级的水平吃药，还是呆在俱乐部里保持干净。”

罗伯特·沃亚说：“一些美国运动员告诉我他们吃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想吃药，他们说，除非在竞技场中消除掉药物滥用现象，否则我一定得吃药，我不想把未来的两年花在训练上，离开家，错过大学教育，参加了奥运会却又被吃药的家伙骗走了奖牌。”

米切尔·莫尼是一位类固醇专家，他帮助运动员更有效地服用禁药，帮助医生制定类固醇摄用方法对付艾滋病，他说：“我要说几乎所有顶尖水平的运动员都吃点儿什么。让我烦的是伪君子，说类固醇多么糟糕，而他们又跟我联系过，讨论怎么通过药检。”

1993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任梅罗德亲王曾对英国报纸说他相信有10%的奥运选手常服用兴奋剂。这在当时成为头条新闻。在近日接受《体育画报》采访时，梅罗德说：“我并未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快。人们还没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微弱的，我们只在奥运会上才有权力。各单项组织和各国体育组织更有力量。”

荷兰兴奋剂控制中心主管伊曼·威曼说，在药检中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并不那么容易，那些被捉住的运动员或者是难以置信的粗心，或者是难以置信的笨拙，抑或两者皆备。

当然，逃过药检需要一些技巧。运动员简简单单换个别人的尿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药检官们要看着选手撒尿。曾有报道说，有的选手采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在比赛前夕排尿，然后阻塞自己的排尿管，再把“干净”的尿注入自己的膀胱。

一个精心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不会为提供尿样担心。如果他使用水基类固醇——最常见的一种类固醇，停药两周后他的尿样中不会有什么被检测出来。本·约翰逊说：“市场上大约有六打各种药物，就我所知，水基睾丸激素的遗留物只存在一天。”这些服药的知识被“兴奋剂能手”们所确定。罗伯特·沃亚说：“比如我与某个实验室达成交易，我送去你的尿样以检测你的类固醇的水平，这样我就可以调整你用药的剂量，精确地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你停药并接受药检，如果我在你参加比赛的9天前停止用药，在这段时间内，你不会失去你在力量与忍耐力上得到的好处。这是简单的生化知识。”事实上，绝大多数使用类固醇的选手有这个知识，两周的停服期可以缩短。

吉米·布菜克曼曾帮助运动员服药并指导他们怎么通过药检。他说：“实验室很重要，你必须经常地检查你的药量。”他知道加州的一些运动员会把自己的尿样送到健康中心进行自我监控。

那么，怎样对付飞行药检呢？

有这么个说法，今天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需要有一个了不起的教练员，一个了不起的化学家和一个了不起的律师。这里所谓的化学家，事实上只是个教练就可以担当，或者是队医，或者是自己掌握用药熟能生巧——这类人叫“药头儿”。他们知道如何从违禁药物中获得最大的益处，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荷兰的一位“药头儿”说：“我曾帮助过数以百计的运动员服药，他们没有一个被捉住过，这些运动员来自你能想到的任何一个项目。”

“药头儿”向运动员提供所谓“设计类固醇”，每月3000美元。这种药物给药检带来很大的困难，每种类固醇在服用者的尿样中只呈现单一的组织形式，药检者也只是寻找这种明显的痕迹，而被“设计”过的类固醇，其化学成份发生了变化，使服用者通过药检像呼吸一样自如。这种“设计”并不复杂，《体育画报》曾让一位化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按照某个“药头儿”提供的用法说明“设计”类固醇，并将成品送去药检，结果表明，药检对此无能为力。

如今，对短跑选手来说，最普遍使用的药物已不是类固醇，而是人体增长激素hGH，它可以帮助运动员迅速恢复疲劳，运动员每月花1500美元注射hGH，而尿样检查不能查出hGH。尿样检查对合成血液物质EPO也不起作用，EPO的功效在于刺激红血球，使之更强地向身体供氧以提高运动员的耐力。有数10名运动员的死亡被归结于使用EPO，欧洲一名使用EPO的长跑选手说，运动员们参加完那些死于这玩意儿的朋友们的葬礼，回到家后还得用它。1987年，荷兰的5名自行车选手丧生，这一年，正是EPO在欧洲开始泛滥之时。

血液检查既可以对付hGH，也可以对付EPO，从3月份起，国际自行车联合会开始采取血检。虽然血液检查在专家看来还有一些技术细节上的问题，但它比尿检更有效，更准确。然而，体育官员并不愿意推广。罗伯特·沃亚说：“血检对那些依靠赞助商的金钱来运作的体育组织是很难被接受的，国际奥委会害怕兴奋剂问题暴露，他们对药检非常紧张。”沃亚1989年辞去了他在美国奥委会中担任的职务，他说，这是因为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都并不愿意清查兴奋剂问题，他们蒙骗公众，让人们错误地认为奥运会中压倒多数的选手是清白的。加拿大一家法院的法官查尔斯·杜宾在1989年曾主持运动员滥用药物的听证会，他的结论是，国际奥委会掩盖的服药者要比其揪出的服药者多，他说：“公众一般假设，如果一名选手在药检中被查出服用了兴奋剂，那么其他选手就没有服用，国际奥委会好多年前就知道，这种设想是错误的。”

德国生化学家曼弗雷德·杜尼克从1980年起就担任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测的领导职务，直到他1995年去世。他制定的睾丸激素标准掩盖了众多的服药者，男人的睾丸激素/附睾丸激素指标一般在1.3至1之间，只有不足1%的人可达到5至1，杜尼克为避免麻烦，规定奥运选手的指标为6至1，这样，那些指标为1的选手可以每周服用3次200毫克的睾丸激素。运动专家认为，这会帮助运动员的成绩提高10%到20%。杜尼克的这一指标也适用于女选手，尽管还没有听说哪个女人的指标超过2.5至1。而女选手用起睾丸激素成效比之男人更显著，当然，这会使她们有些男性特征。莫尼说：“女选手们更喜欢类固醇，但用睾丸激素更容易通过药检。当你让一个女人用睾丸激素时，就等于你开始让她变成男人。”

本·约翰逊的兴奋剂丑闻并未使服用禁药的运动员人数下降，反而鼓励了他们，因为他胜了

类固醇会引发心脏病和癌症，hGH不仅促进肌肉生长，也会促进骨头生长，手、脚、脸部最为明显，服用hGH的一些选手会是大前额、大下巴。但这些都无法使运动员服药现象结束，他们认为药检既不会捉住他们也不会捉住他们的对手。荷兰药检官员威曼说：“我们已失去了运动员的信任，让运动员发现药品的最好广告就是把它列入禁药名单，这等于告诉他们，这些药能提高运动成绩而我们不会禁止它。”

每年都会有新的兴奋剂被研制出来。那么服药合法化会怎样呢？加州大学的卡特林说：“那比赛就是在药剂师之间进行，而现在，至少运动员还要为药检操心。”

荷兰田径教练汉根·克鲁伊霍夫说：“人们认为自从本·约翰逊被揪出来后事情开始变得好点儿了，我持相反观点。”他认为，本·约翰逊可能刺激了药物泛滥，因为他的胜利，那是运动员梦寐以求的东西。 体育画报兴奋剂类固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