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40)

（文 / 杜比 田七 布丁 张洪）

不敢喝茶

杜比

北京新开了好几家茶馆，这是我从电视上知道的。茶馆的老板对着电视观众大谈文化，讲茶道，讲老北京茶馆里该怎样拿壸，怎样倒水，讲真正的龙井是在几亩地的几棵树上，讲什么样的茶该用什么度数的开水来沏，还讲梅花上的雪……这我记错了，这是《红楼梦》里一个尼姑说的茶道。总之，讲得博大精深，一杯茶里尽是黄河水。

北京果然是首善之区，我在南方泡过两回茶馆，感觉特亲切，北京一开茶馆，动静不小，先来了番文化教育。所以，我在去北京茶馆之前可能得先去几趟北京图书馆，养一养气，否则，很鄙俗的一人，坦坦地就往那雅地儿去，不免心虚。

要养的这股气，就是早年间的士大夫气。虽然我们这社会一天天粗俗起来，可还有人保留这股气。比如某位朋友，老以美食家自居，他家里也没什么明清家具，一辈子没吃过两回海鲜，日子过得清贫，可他能说。比如他家的炸酱面，他就能说出一堆讲头儿，肉末儿怎样，酱怎样，码儿又怎样，说得天花乱坠，可还是一碗糟面条儿而已。我还知道北京的一位破落皇族，文革时过得特苦，吃窝头就咸菜，可咸菜疙瘩也得切成细丝儿，据说，那丝儿切得可细了。

面条的讲究多了，就不是面条了，而是面条儿文化；咸菜丝切细到一定程度，就是咸菜文化。沾到文化的边儿，就不是俗人，所以茶馆老板就不是一般的商人，他们不是阿庆嫂，他们有文化。

这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前不久，一个经济学家说，一个公司产品销路的好坏将取决于他们为这个产品编的故事，21世纪的经理们讨论的将不再是产品，而是故事。如此看来，茶文化也是一道故事。

只是这故事太陈旧，壶也好，水也好，品茶的过程也好，这些东西如果是我们生活中的细节， 自自然然地去讲究，那还不失一份雅致。如果这堆细节被挑出来让大家去追求，那就逗了。有个相声，说个有钱人睡觉怎样讲究，一更天盖什么铺什么，二更天盖什么铺什么……折腾了一夜，结果没睡。我怕哪天我去喝茶，品了半天，出门还得来瓶可口可乐。

外地人

田七

我来回奔波在北京和九江之间，在北京不会说北京话，在九江不会说九江话，他们都说我是外地人。这样对我来说的好处就是：关于外地的情况，自然我的说法是比较权威的。

杜鲁门·卡波特的小说《在蒂法尼吃早餐》(又译《赫莉小姐在旅行中》)中的赫莉小姐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即使在自己家里，也把旅行袋准备好，以便随时动身。你知道：在一个地方谈起我知道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会想起一些好事。这种生活你是不是也很喜欢呢？

“给我一个家，让我到远方去想念它。”这是侯德健的浪漫抒情。

我来说说我怎么当一个外地人的，我在北京住在东郊的定福庄，从那儿到工作的方庄要坐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每天上下班要4个多小时啊！我在九江对人说。在九江，我即使走着去上班也只要十分钟)。定福庄我住的楼下一个居委会的老太太摆了一个杂货摊，我从她那儿买必需的面条、烟卷和卫生纸。老太太很关心我的底细而问长问短。我对这个北京人说：“九江在三千里外的地方，您老大概没有去过吧！”这样和距离有关的字眼我一下就说出了很多，一般出门少的同志对距离的概念难得马上转过弯来。

除了北京、九江之外，我在其他更多的地方还交了更多的朋友。在我们这个充满人情味的社会中，大家对分别和相聚还不老练，麻木的时间一长，在一起喝一顿酒，也会搞得长吁短叹，有时甚至热泪盈眶。可是有一点，无论我在九江还是北京呆的时间一长，就有人间：你怎么还不走？你什么时候走？

我怎么会不停地走来走去？因为喜新厌旧，和朋友们一起喜欢迎来送往的刺激？这倒也是一个理由。可你要是指望着走着走着，就摆脱一切的腻烦，那肯定不行。无论是飞机下的白云、遥远地面上的山山水水，还是火车外大同小异的车站、田野，时间一长就都变成一道风景、一个道具。我是说：你跟谁有关系呢？你来来回回地奔波，也是一道风景了。

人在外地是一个笑话！洋人来中国旅游背着大包小袋，看见一幢老屋就以为是秦砖汉瓦，我想看看他的鼻子有多高。九江人到北京，觉得四方的马路直得有点雄伟、有点傻。北京人到江南被水化解得特别温柔，埋怨多雨的阴郁。你要是想超脱，必须老于世故，习以为常。

收音机和电脑

文 布丁 图 王焱

好多年前，我最主要的娱乐工具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大小如一本《新英汉词典》。那收音机是上海货，很好用，但久而久之，收音机也有老态，不大爱出声儿，我的修理办法就是拆开后盖乱敲一气。

那收音机的线路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各种管儿、线密密麻麻让我理不出头绪，不过我胡乱敲打一气之后，那收音机也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再往后，我的修理办法不管用了，于是我决定来一次大修。当时我所知道的电器的毛病只有一条，即接触不良，所以我就把收音机里能接触到的零件都紧了紧，这次大修的结果不错，收音机一开就响，而且是最大音量，调也调不小。根据我可怜的物理学知识，这可能是某处的电阻出了毛病，这我修不来，收音机音量太大，我每次听，都要把它盖在两床被子之下。

也就是在我听被子下的收音机的那个时期，我接触到了电脑。

那时学电脑极为神秘，进电脑教室要换拖鞋，老师还穿着白大褂，教室里好像很干净，其实空气中总有臭脚丫子味儿。

出于某种原因，我没学多久就不学了。这让我有好些年没接触到电脑。再接触时，电脑已不是老苹果机了，而是康柏一体机，机子的显示屏与主机焊在一起，体积不大，而软件很丰富，我极崇敬地对待电脑，想着里面的构造肯定比我当年修的那台收音机还复杂。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台自攒的机器，这厮酷爱虐待电脑，经常把它大卸八块，里面的构造全裸着。他对待电脑就如同当年我对待那台收音机一样，动不动就拆，改锥、钳子一顿招呼。

我经常流连于电脑市场，每看到IBM 或康柏的电脑造型，就害怕那道貌岸然的劲儿，我记得我当年修那台收音机，曾经在上面绑过两根鞋带儿，它一接触不良，我就用鞋带儿勒它，这多好。

现在的电脑设计也该走走后现代的路子，最好是透明的玻璃罩子，让我们看清楚里面的构造并随时有信心拿钳子去鼓捣一番，让它升级换代。

穷人和富人

张洪

语言学院附近有一家专门兑换外币的小店，门脸颇小，但宾客盈门。老板娘是一位40多岁的北方人，说话高门阔嗓，对那些金发碧眼的小帅哥，小帅姐们都不怎么客气，颇有些东风压倒西风的气势。

有一个西方小伙拿了11美金去兑换，老板娘见这个来自美元故乡的人不远万里竟才送上11美金，显得十分不耐烦，只允许兑换10美金，随手丢给他80元人民币。小伙要求把剩下的1美金也卖掉，老板娘便劈头盖脸一顿呵斥，最后只给了他5元钱。小伙登时脸涨得通红，畏缩地接过85元人民币竟不敢有一句怨言。

这真是改革开放的又一景观。为洋人做白领，跟老外攀亲，进军好莱坞依旧是渴望与世界接轨的人们冲破自身限制的现实途径，但人们还是会在金钱的原则下情不自禁地调整自己。细想起来，人其实是没有种族之分的，有的只是金钱地位的高低。老板娘之所以敢如此声色俱厉地呵斥一个来自发达国家的小伙，不过就是因为她抽屉里从不间断的钞票同对方手中寒酸的11美元之间有一个落差。

钱真是一种能把人架空的东西，一贫如洗不是什么罪过，但在金钱的呵斥下就有罪了，情不自禁地就会低下头去，连基本的平等都忘了。

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曾描写过一个颇有富人派头的丐主，此公讨饭讨得理直气壮，虽然有些流氓无产者的作风，但却把讨饭看得同别人贩盐、开钱庄一样，只有谋生手段的不同，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所以能乞无不胜，讨无不克。我想他大概是把金钱原则给看透了，捎带着把富人也看透了。有人因此还送了他一块匾，上书“万户各炎凉流云眼底，一钵齐富贵浩宇胸中”，真是击节有声，送的再贴切不过了。

其实人穷的不是没钱，而是常常没了底气。一没底气，眼前便处处横着碍眼的金山，稍遭数落就昏天黑地。 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