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师工作日记(39)

（文 / 麦五）

1997年4月10日

今天学校组织春游。校长特别告诫我们这些年轻教师，“春游只是对学生而言，对你们而言是工作，注意学生安全。”

我跟6班。初一的孩子们特别兴奋，几乎每人都带一兜子精美的小零食，每人一副太阳镜，还有些人在听随身听。我随便借了个男生的，放的磁带是我大学4年级时才听到的摇滚——何勇的《垃圾场》：“有人减肥，有人饿死没粮！”

看着他们这副装备，我想起他们的父母多为工人，有的甚至是下岗职工。记得刚来学校面试求职时，校长从5楼窗口指着下边一片破旧的平房，“我们的学生就来自这儿。他们家里大都只有一间屋子，全家人挤。”

我问杨磊准备春游的食品花多少钱，他说60。

杨磊家住郊区，每天骑车一个半小时到校上课。杨的父母曾是去银川支边的知青，他小学头几年也是在银川念的。他竭力隐瞒家住郊区的境况。

去年冬天，大概是风吹了头，杨磊病了，连输了十几天液。一天中午，壮壮实实的小伙子站都站不稳，我送他去学校附近的急救中心，医生说他身体太虚了，疲劳过度所致。我让体育委员和班长送他回家，他却一再坚持“就住附近”。我给这3个孩子打了出租车，就忙着回校上课了。

下午5点多，随去的两个学生回来说，车才到天桥，杨磊就把他俩“骗”下车，说“到了”，让他俩走。两个小干部不放心，远远跟着，见杨磊一个人蹲在路边吐。他们又跟着他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车一直走到一个有马车有狗，像农村的地方才停”。像这样家庭的孩子，春游60多元的食品，不知从何而来？

到了蟒山森林公园，孩子们跑散了。5班的几位学生拉我去谈心。作为任课老师，得此信任，我乐此不疲。他们却问我给初一上课时在想什么，是否注意自己的形象。我吹牛说我在看名著，他们一听就泄气了。临分开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对班主任处理刘力的办法不服，“老师袒护他”，他们说“要自己解决问题了”。

1997年4月15日

今天给5班上课，刘力的半个额头又红又肿，看来他们确实已经“自己解决问题了”。

我这两天发现老有人随手打刘力。刘力算是个“问题少年”，据说他“几乎没在教室里上过几天课”，几乎都是在走廊里罚站。他似乎有多动症，上了中学之后，不得不去北医三院看心理专家门诊，“谨遵医嘱”服安定片，在课堂上呼呼大睡倒也安静了 阵子。他总是幻想自己很强壮，为一点小事儿就敢和比他壮的高年级学生打架，不在乎课上课下。他长得又瘦又小，一紧张就浑身颤抖，满脸通红，还吃纸。最要命的是他染上了偷窃的“习惯”。他可以在早操13分钟内把全班44位同学的书包翻个遍，并把偷来的东西转移到操场边上的什么小洞里。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这种行为已发展成习惯，更可怕的是他只在乎这个行为本身，而不知拿这些钱干什么——据说他常“打的”回家(他家就在学校所在的胡同里)——你又能怎么办呢？

现在班里学生打他，是为了让他课上“老实点儿”。他上课时用小木棍缠上报纸做小旗，叠纸飞机满教室放飞。“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权利”，同学们“忍无可忍”了。

刘力的母亲是个下岗工，父亲每周上3天班。每天放学，母亲总在校门口接他，因为刘力的“仇人”太多了，甚至还有初二、初三的学生定期找他要钱。

今天上外语课时，刘力在翻一个大本子。下课时，我要了来看，是他的周记。其中有一篇《夕阳再次沉落》，是他4月6日写的：

独处的时候，总有一种莫名的烦恼悄无声息地袭来。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在17世纪埃及的废虚(墟)里。

在这个灰色无光的日子，瘦弱的我背着沉沉的书包默默的(地)走进中学大门。

我决心专心读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几番艰难。也想专心读书，只是大脑不听使唤，总要跑到几里之外。如果中学可以重新选择，我决不上这个中学。

和同龄人相比，我走过的弯路太多，有太多的情感，经历过太多的迷惑。十几年风风雨雨，留下一个伤痕累累的我。对于将来，脑海中一片茫然。我不愿意谈将来，可这又不现定(实)。难以把握自己的将来，这也许是我最大的悲剧。

总想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却每每碰得头破血流。常常寻求友谊，却只能孤单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常常追赶夕阳，却只能看着它沉落。暗夜里我走过多少迷茫。今后的路还很长，我只觉得累，无力再承受什么，包括欢乐和苦恼。我需要一个停泊的港湾，却不知它在何方？

迷糊中，夕阳再次沉落……

1997年4月21日

今天是星期一，在学校忙了一天。晚上9点多，吴京打电话到家里要找我谈心。

他说这几天“特烦”，已经几天没回家过夜了，上星期五晚上是在天安门度过的，和另外两位同学，在人民大会堂路边的松树底下，“松油滴了一夜，搞得我们全身都是”。我说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你们不回家不认真为远大理想做准备，在松树下过夜够浪漫了。我让他说实话。

他说那俩哥们是“为个女孩，而且是同一个女孩”，并让我猜是哪一个？我说出了座位刚好排在他俩中间的女生名字。他哈哈大笑说老师你还算不笨。我问：“那你呢？也为那女孩儿？”他说不是，“什么都不为，就是烦……眼看期中考试，班里又要排名次了。”接着又说他看初三有个小女孩“长得顺眼”，就介绍给邵华了，觉得“他俩特配”。我说混帐，才初一搞什么对象？他笑笑，不吭声。我问他半夜醒来想的是父母还是什么“那个她”？他说是父母，我说，“可见那个她对你整体生活并不重要”。他说老师“你别管这事儿了，我们也是闹着玩儿，找点儿小感觉呗，你让我们顺其自然吧。”

我说你究竟要说什么？他说昨天差点被人“开”了。“还不是为那初三女孩的事，没想她底儿还挺厚，上次打我的初二那小子也看上她了。后来我们约好学校见，我去××中请那帮高中的哥们儿，结果没请来，他们一帮七八个全都上了。我没法子，硬着头皮搬出‘黑狼子’的名片……”

“‘黑狼子’是谁？”

“就是咱后院××饭店的。他们一听说是自己人，就跟我交个朋友走了。”

我急了，“为什么要交坏朋友？”

他说：“老师这你就不懂了。我坚持一个原则。坏朋友可以交只要不学坏就行。老师，什么样的朋友都应该交，有用就行。您啊，最好把这话记在日记本上。”

最后吴京再次强调我决不能“插手”此事，否则他“心灵真实的大门”要对我关闭了。

挂了电话，已10点多。吴京、邵华，还有刘力，严格说都是好学生。他们需要指导，可是这人不是家长也不是老师，却是他们理想中的自己。追求分数的教学体系，父母坎坷的生活经历，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幻想与现实距离太大了。我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指导他们。我好像爱莫能助。也许这就是激烈痛苦的成长历程，孩子们最终只能独立地面对自己。 杨磊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