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万能不能救贾国宇？

（文 / 刘天时）

3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这份措辞严谨不乏感情色彩的一审判决书为两年来家喻户晓的少女贾国宇因卡式炉爆炸惨遭毁容而状告生产厂家、就餐餐厅一案打了一个感叹号：贾国宇获赔27.3万余元，其中包括精神赔偿意义上的残疾赔偿金10万元。

27万！10万！对于当庭的三十几家新闻单位来说已经非常“可观”，于是在此后的几天里，人们在媒介的引领下简单地回顾了这位获赔少女两年来的遭际，然后主持人、律师或法律专家站出来告诉人们本案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它本身：10万元，不但是同类案件中最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而且可能起到示范作用，促进立法，为今后类似判案提供参考。

司法价值、社会意义……27万元的价值似乎还可以挖掘，但对于贾国宇及其家人来说，27万，这个实实在在的数字意味着什么？7万元的未来治疗费加上一张损毁的面容、普通得几近贫寒的家境，为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勾勒一个怎样的生活前景？

“27万”的公正：法理与情理之间

“给我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我女儿一生的快乐。”整个庭审期间，贾占才除了这句话，留在电视画面上的就是被越拉越远的背影。

对于庭审后贾家父女的反应，媒体少有透露，笔者的努力也因“对方拒绝采访”无法获得直接接触，但从知情记者李罡女士和李峙冰先生的转述看，贾家父女“内心颇不平静”——

“庭审一结束，我就追到贾家。国宇上学去了，贾占才瘫在沙发里没说一句话。这时候提采访太残酷了，我只能奉劝，‘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状况来说，27万，到份儿了，还是坚强起来维持这个家吧……’我唠叨了1个来小时……”

“当晚我没直接去他们家，我知道这时候记者不太受欢迎。我到他们家对门挂了个电话。贾国宇和她爸爸都谈了几句。他父亲压力很大。贾国宇说了一句，‘我不想再让父母为我分担了’。我不好说什么，一个劲儿地劝，‘要坚强，不要前功尽弃，要生活下去……’”

从申明大义的法庭走下来，贾氏父女无论是出于对身心遭受“他人无法想象的伤害”的记忆“还是对黯淡前景的忧惧”，他们似乎都不能对判决事实“欣然接受”。

“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贾国宇及其家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心灵痛苦何止10万元赔得起。”贾国宇的代理人、中国政法大学王建平律师举其办案两三细节为证。

两年来，为打官司，贾国宇必须“配合”：不止一次地向法庭、媒体提供炸伤前后的对照照片，到医院做指纹及伤情鉴定。

贾国宇在被炸伤之后，将为数不多的旧照收进抽屉，并且拒绝拍照。但为了打官司，贾国宇不得不“妥协”——出示伤前的旧照片然后如数索还；同意用不保留底板的一次成像像机照相；到医院接受检查看着医生将“指纹已破坏……脸部将残留经药物和手术治疗仍无法复原的永久性疤痕……”写在诊断书上……

如果拿被告律师的话说，“痛苦是个人的主观感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来虚化这场精神灾难，那贾家所遭受的物质生活窘困总是“客观的”不可勾销的了。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军医父亲，勤杂工母亲，工薪收入，量入为出。一场爆炸，伤残多病的女儿，节俭的母亲不可能再买“成堆儿”的便宜菜了，她“要花几十块钱进副食店”；老传统的父亲也不忍再让女儿穿着哥哥的旧棉衣顶风冒雪去医院了，他在展销会的最后一天买了一件清仓甩卖的新棉衣……

那27万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贾家的拮据呢？除掉已花掉的8万多元和必须预备的日常医药营养费，留给贾国宇未来的已不多了，身为医生的贾占才知道整容手术不是一般的开支。

27万的公正究竟在乎情理还是偏重法理？

“兼顾两者，介乎其间”，王建平律师分析，法院在法律条文模糊(我国现行法律中缺乏对精神赔偿的清晰界定)的情况下，判给贾国宇“同类案件中的最高赔偿，不但是法律权威的体现，而且是出于对尽量平复少女心身痛楚、严惩伪劣产品的情感支持，在这一点上法理与情理相一致”。但另一方面，“未来开支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上，法理偏重医院证据，每次手术押金1万”。但从情理上讲，押金不等于手术费，而且医生曾口头表示所列费用仅供一年治疗，而不是“日后的全部费用”。

“法理与情理的这一冲突是在法律不完善法庭自由裁量权较大，而被害人又处于特定年龄特定性别特定家庭的情况下产生的……”

高考，最后一根稻草？抓得住吗？

3月15日之后的贾氏父女似乎退出了媒介视野，生活的重心已经转移，高考成了“压倒一切”的大事儿。对于未来，贾国宇如何打算？在贾国宇与正常的生活形态之间存在障碍吗？是可以逾越的吗？

下面是笔者3次被拒绝的电话记录：

3月26日晚9点。贾国宇正在背政治：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星期天上午要补课。这周末会考，下周模拟考，高考也没几个月了。我现在算是留级了。我不能再等了，年龄大了，考试一年一个样儿。挺着呗。就是老是困，每天熬到12点，人像散了架子。肯定会受限制，我不能报考外语了，我报的是理工科。没把握。我还哪有资格谈理想啊。有个地方就成。

3月28日晚8时。贾国宇因发烧在打点滴。父亲接的电话：实在抱歉，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切都等7月9日之后再说。怎么也得高中毕业啊。明天考试，恐怕得打车去了……

3月30日晚10点。贾国宇在电话另一端咳嗽：不知道。能及格吧。明天要去医院……

去年年底，贾国宇不顾家人及医生的反对，用风衣和口罩挡住固定着硅橡胶的脸，返校上课。“我活着就是为我爸妈”，“我想到那么一个地方，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知道我从前是什么样儿”，“我不知道除了考大学我还能做什么？”从厌世绝望到想躲避熟人再到不顾“形象上的不便”返校上课，贾国宇在越来越现实的问题面前克制了情绪，变得成熟了。她要重返生活的常态，必须抓住眼前的契机：高考。

但这最后一根稻草她抓得住吗？据了解，这位小学6年连年三好生被保送上铁道附中，成绩居重点中学上游并在外语竞赛中有突出表现的好学生，素以考外国语大学当翻译周游世界励志，但复课以来的成绩“一直不理想，甚至有不及格的……”本来唾手可得的前途如今已如空中楼阁……

即便“奇迹”会出现，那这之后的就读、择业、婚姻呢？

“换个学校，结识新同学对贾国宇来说意味着重揭伤疤，她在被接纳之前要被询问，被怀疑，被挑剔……”“就算奇迹中的奇迹出现。贾国宇通过了面试，找到了工作，那还有个病假和公费医疗的问题……”

律师先生的分析绝非杞人之思，可能恰恰是使贾氏父女缄口不言的现实。

当个人灾难因媒介披露和公众关注成为公共事件时，除了形成信息压力作用于法庭审判，在法庭之外，在“公共事件”已作为社会变革的一块基石被拔高之后，对于“灾难”中的“个人”，什么是救命的稻草？ 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