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眼界

（文 / 邢海洋）

爱家基金

温州西部山区的呈岸村虽处偏僻之乡，却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基金会。每年正月，散落在上海、四川、温州、湖南等地城市中的周家子女都要回到祖居地，济济一堂，参加“周氏爱家基金会”的年会。到今年，基金会已走过5个年头。

周家祖祖辈辈生活在山坳里，种地过活，父辈三兄弟一姐妹是靠吃番薯干、放牛羊长大的庄稼人。近四年来他们的子女走出大山，靠经商起家，在全国各地开店办厂，周家遂成一方望族。周氏子女离乡离土，第三代几乎尽在城市中就学。唯有每年春节，全家人才尽回家乡。

富裕起来的人们如何凝聚在一起？在温州，曾有许多地方大修祠堂，企望大家族财旺福旺，子孙绵绵；也有人迎佛修庙，甚或大建阴宅。而周家却选择了建立基金会。爱家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缘起于第二代事业有成的中年人对子女成长、赡养老人等问题的考虑。基金原由各家分摊，后改为由全体家庭成员自愿捐资。

基金会有章程。理事会由第二代12人中选出8名组成，理事长由理事们以无记名形式推选。每年正月的年会里既有“理事长”作总结报告，又有晚辈代表做演讲，还有成员民主提案和一系列模范(包括丈夫、妻子、家庭、孩子)的评选。“章程”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由基金会发给800元的补助，对受家庭经济条件限制，不能完成学业的则予以援助。

章程中全家文化素质目标制定得非常具体，第三代中要普及大学教育。时至今日，周家已出了一名研究生、一名本科生和一名中专生。研究生在西南财经大学读书，毕业于上海外经学院的大学生则接替父亲，管理起服饰公司。

异类资本家

周家以商兴家，子侄辈承继父业本不足为奇，这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家族产业世代相袭的基本模式。但来自大洋彼岸，号称世界第一大资本家巴菲特的持家风范却颇使人觉得，有钱人中开始有异类出现。

巴菲特的儿子豪伊原享有一份从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如果他把这笔钱一直留在父亲的公司里，30%的年增长率将使他温饱有余。不过，他还是希望有所作为，于是开了一家挖土公司，可惜好景不长，公司以倒闭告终，只好又回到巴菲特的公司里做职员，作为副业，还租块地种庄稼。

以巴菲特的风格，他是绝不关照子女的。当女儿需要20元在机场停车时，她必须给父亲带回发票，当他给孩子们贷款时，双方要订协议，白纸黑字，连利息都不肯优惠一点儿。这次，巴菲特发慈悲，主动提出买个农场，租给豪伊种地，当然，也没有如此便宜，农场价格封顶，这样一来，豪伊跑了上百个农场，皆因出价低备受奚落。最终，他们用30万美元买下一家农场，这也是巴菲特风格的一部分，他总是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股票。

在豪伊种地的6年里，巴菲特只去过两次农场，他对豪伊的天地不屑一顾，见面的头一句话就是：“拿租金来，可不要少了。”在他眼中，这只是场交易，玉米和大豆也只是商品，有一次，他讽刺道：“没人会到超市买豪伊·巴菲特牌的玉米的。”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指的是家业总不免败落在纨绔子弟手里。在世界第一巨富巴菲特这儿，问题却不会这么复杂，他根本不打算把产业传给子女。他曾说过，他撒手归西之时，只会给每个子女几十万美元的遗赠，这是一个限度，因为超过之后人们就可能靠金钱的余荫过富裕的生活。现在，他的资产已经达到166亿，几十万连九牛一毛或许都算不上。巴菲特的姑姑也是他悭吝政策的“受害者”之一，姑姑买卖期权高筑债台140万美元，巴菲特只好为她安排生计，月给津贴，不过代她偿债的事却没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

在美国，曾有过一个关于家族成长的流行说法，第一代拓荒者艰苦辛勤劳作，干的是不体面的体力活，他们积聚财富，供子读书，使第二代改换门庭，兴建实业，成为社会名流，而到了第三代，衣食无忧的富家子们过腻了体面的上流生活，追逐个性，有天赋的就成了艺术家。巴菲特的身上似乎也能体现出这种传统的烙印，却又极是不同。他父亲是国会议员，严肃的自由主义战士，他却成为一个资本家，生活中处处以金钱为准则，到了儿辈，倒是出了个音乐家，可有关传统的叙述在这里却全变了味。

巴菲持仍住在50年代花31500美元买的木结构的房子里，守着一个座钟和他的金山，这使人联想到一百多年前老葛朗台的形象，形象里凝聚着原始积累中资本主义的血腥。时过境迁，巴菲特面露睿智的微笑，向崇拜他的投资者讲经布道，其乐融融，一副和谐的人间美景，不由得使人怀疑，资本主义是不是变了呢？

子承父业是家族产业世代相袭的基本模式

资本家的逻辑

20世纪初的资本家喜欢购豪宅，筑大屋，衣着亮丽。现在的资本家们却大为不同，盖茨的衬衣上经常有洞出现，曾经是美国首富的沃马特连锁店的老板因跟员工打赌，跑到华尔街上穿草裙跳夏威夷舞，这的确是先辈们不曾有过的经历，但资本主义的本质呢？

巴菲特收购了一家叫《新闻晚报》的报纸，当然是在它处于亏损时收购的。巴菲特开始了挤垮竞争对手《信使快报》的战略，正当关键阶段，卡车司机们找上门来，要求增加人手，同时还要求不工作的时候也有薪水，否则就罢工。工会开始与董事会谈判，工人纠察队则占领了卡车，记者们停止工作并拿走纸版，一切陷于瘫痪。

据说，巴菲特当时大汗淋漓。如果报纸长期停产，竞争对手会要了他的命。要么赶紧复工，要么关门大吉，如果妥协，其他工会也会找上门来。结果，他宣布，如果报纸不能出版，他就不发工资，解雇全体员工。强硬的资本家最终迫使司机们让步了。

资本主义的逻辑从未变化。《新闻晚报》把《信使快报》熬垮了台，记者们希望从胜利中分一杯羹，有人问他：“给新闻办公室的人实行分红制怎么样？”得到冷冷的回答：“(新闻办公室)没有谁能增加利润。”巴菲特只相信冷酷而公平的资本家信条，是老板们在竞争中冒着破产的风险苦苦支撑，而雇员们却不分担损失。

这就牵扯到一个葛朗台和巴菲特共同面临的问题，那么多钱的最终去向。生前，他们用钱去生钱，可死后呢？葛朗台只给出了一个平庸的答案，遗传给女儿欧也妮，而巴菲特却想得开，他要为全世界的计划生育事业做贡献。

这也是巴菲特的逻辑，很像投资，他拒绝搞“多元化”，只愿把钱投到某些“高效率”的事上，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他像马尔萨斯那样，担心人口过多会引起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住房、食品或者活动空间。他也相信人口过多会引起战争，而核战争最终将导致人类灭亡。计划生育是一笔大投资，但绝不像投资可口可乐那样立竿见影。巴菲特很想看看，社会效益是不是也像经济效益那样产生直接的影响。巴菲特已经开始了他的实践，但是，每拿走一个钱就少了个挣钱的工具，所以人们常对他的捐款报以嘲笑。

人口少了，拿红利的人相应减少，红利额自然提高，这也是自亨利·福特以来大生产的最基本信条之一。福特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资产达70亿美元，巴菲特身后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布什和克林顿一道竞选美国总统的亿万富翁佩罗就宣称：“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有责任让我们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应用，……我们资助那些需要资助的人，我们资助那些能够互相帮助的人，但我们不会无原则无目的地将钱捐献出去，这不会有任何好处。比如说，绝不会把钱用于社会福利。”

佩罗在资助教育、医学研究、艺术等方面从不吝惜，因为他认为这方面的投资最终会带来收益。他捐了1000万美元在达拉斯盖一栋交响音乐厅，捐800万建市立动物园，而且还捐250万用于小孩的教育。

金钱的流向的确是个世界性话题。当中国刚刚步入殷实之家的商人们组建家庭基金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基金已在进行各式各样的社会实验。商人们的本质却从未变过，他们只希望钱能生钱，而且希望这种状况世代延续，有的只希望子孙富庶，有的则想得更多。 巴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