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37)

（文 / 布丁 李洁非 刘慷 贾本本）

春天来到这城市

文 布丁

图 王焱

那一天我在街上闲逛，见到路边的两位姑娘，她们上面穿着艳丽的棉服，下面是短短的裙子，裙子是什么面料我没看清楚，因为我的视线更多地集中在她们的腿上。

我相信当时街上的好多人也跟我一样，很关心乍暖还寒的春天里这两个姑娘的4条美腿。走在我前面的两个小伙子正谈论那腿，待我穿过马路，一个烟摊儿上的老头儿也在和另一个老头儿谈论那腿，这就叫作“焦点时刻”。

早些年我看古龙的小说，古龙总爱用“胴体”一词，还总喜欢描述女人的腿，有时我感觉他的女主角只长着两条腿，少不经事的我很不理解古龙为什么会对腿如此感兴趣，在当时的我看来，女人身上总有些部位比腿更值得描写。

后来我渐渐知道了腿的魅力。

再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台北市的交通，说那里摩托车很多，好多职业女性都是骑摩托车上班，她们穿着短裙，两条白白的腿支在摩托车上，我想，那要是一堵车，满眼望去，那片大腿的确够让人晕眩的，古龙生前一定没少看。

夏天，我们这城市里也少不了大腿，我的一个诗人朋友曾说：夏天里最美的两件事，一是偷偷搓自己身上的泥，二是看姑娘的大腿。这孙子把姑娘的美腿和自己的臭身体排列在一起，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他为什么是个诗人。不是诗人就只看腿，是诗人就还要搓搓自己。

现在的问题在于，夏天的腿已缺乏吸引力，更美妙的是寒风中的腿。

一年四季，我们都不难看到每个人的脸色，所以，在很难看到肉色的时候看到肉色，才会成为“焦点”。

早些年，街上流行一种裙子，背部挖个小洞，透出一些肉色，很像苏州园林中的窗户，这种古典的技法太笨拙了。如今没有哪个时尚的女人会这么穿。人们不要这么含蓄，要点儿一览无余的感觉吧。

“比较”的质疑

李洁非

那日，我在街上骑车，至某十字路口正赶上红灯，于是停下来。这时，身旁忽驶过一个骑山地车的金发碧眼女郎，只见她看也不看，便勇往直前冲过红灯扬长而去。当时我一楞，只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事后才省悟过来，此一楞非为它也，只因屡屡从一些文章中读到，西方人如何如何守秩序，西方的马路如何如何井井有条。

我还一再看见文章上说，中国的孩子受管束太多，自幼性格拘谨，乖顺有余活泼不足，而外国孩子却相反。先前我膝下无子，对此未暇多想，及至也生了养了孩子，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前两年，有一对荷兰夫妇携了两个孩子在京访学居住，我们因学术的关系而认识，慢慢地来往几次，连双方的孩子们也熟识起来，一起玩得挺好。以我一旁观察得来的印象，这两个荷兰孩子远比我儿子“守规矩”。那12岁的姐姐几乎总是静静坐着不动，寡言少语，乃至笑容也极少露一下；小她4岁的弟弟，因是男孩的缘故而较为好动一些，跟我儿子滚在一处的模样倒可谓生龙活虎，但他无疑从未大笑大叫过，总给人动中有静、沉着有度之感。反观犬子，一旦玩至兴头，竟只有一个“疯”字堪与形容。还不单单是他，平日每个跟他一起玩耍的中国男孩全部如出一辙，但凡他们聚首，便闹翻了天，嚣叫之声响遏行云。

此外，关于西方人更讲究清洁的看法，一度也很引起我们的自惭。本世纪初，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当中，西方人爱洗澡而中国人不那么爱洗澡的话题，赫然成为新旧派人士瞩目的一个焦点。新派人士像获了至宝一般，拼命拿这个作为论据，谈论“西化”的好处与正确处，旧派人士则窘于无力正面反驳，徒以狡辩做其“中国心”的挣扎(恰像李大钊对辜鸿铭所讥讽的“以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可是如你读过罗伯特·路威那本《文明与野蛮》，却发现，西方人其实并不如我们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生性具有洗澡和讲卫生的爱好，“1832年还有一位德国作家说，他遇见过一生没有洗过一回澡的人。法国人也不比他们的东邻高明些。巴黎人绝迹蒸浴室以后，索性压根儿不洗澡。”甚至于国王和王后在卫生上也很偷懒，“路易十四洗手的时候只叫仆从倒一点香水在手上就算了”，“玛格丽特王后”这位素以雅洁见称的王后在她和情人的对话里写道：“请看看这一双美丽的手，我虽7日以来未加洗涤，敢说还比你的好看。”所以，罗伯特·路威得出结论道：“不但波利尼西亚人(太平洋土著)远胜近代欧洲人，就是那鄙陋的爱斯基摩人也不比他们差。”有此一语，我当然可以说，起码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对卫生上的讲究，还是比欧洲人略胜一筹——至少，唐玄宗的贵妃娘娘杨玉环对洗澡的热情，是一定远远超过玛格丽特王后的。

以上所说，难保不被理解为要为“西优中劣”论翻案，倘如此，则大悖鄙意。我所想说的一点点意思无非是，如今当着五花八门“文化比较”流行之时，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喜欢领教某种抽象的概括，比如，倘若哪位“文化比较家”ABCD地告诉我们，美国人如何如何，日本人如何如何，中国人如何如何，我们就觉得一下子长了好大的见识，一激动，兴许还要在本子上宝贝地摘记下来，作为永恒的知识。而我则要奉劝各位，但凡这种将“人”分作天南地北、ABCD的高论，说者乃是姑妄言之，闻者也只宜姑妄听之。

人，原是一复杂至极的造物。如果说，大家因为碰巧是一个种族，碰巧在一处地域居住，便成了一样的人，则我们就大可不必再费神了解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及我们自己，这世界也就变得格外简单而且毫无生趣了。以我的感受，不必说大如北京人/上海人、上海人/广东人、内地人/沿海人或中国人/外国人……这类范围的事，即使素常最熟悉最最接近的人，如同事和朋友，也屡屡发生令人惊异意外的举措，而使你深叹知人之难！我大致懂得比较家们的动机和思路，不过，我绝不肯用他们提供的若干纲领，来了解身边那些活生生的、个体的、就其灵魂来说无一雷同的个体的人。当年，马克思这样嘲笑奢谈“人类共同本质”的哲学家：“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人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主体，而不是我书桌上这尊已在烧窑中定型的白瓷弥勒——未知热衷于给人分群划类的比较家们以为然否？

一只棘手的玩具熊

刘慷

许多事情都已证明，快乐是一件不大可能轻易享用到但却可以随时破坏掉的东西。换个角度说，通常我们并不具备快乐的能力。

某日，我们几个去郊游，上到半山腰有个射击摸奖的地方。A君并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上去二话不说，照靶子“叭”的一枪，打了个满环。这显然是意外之喜，及至看摊儿的喊他回去，塞给他一只玩具熊作奖品，这事就更像是天上掉馅儿饼了。接着，又一次不征求意见地，A君把这只玩具熊塞给了我。

罗兰·巴特说，礼物不是被用的，而是被分析的，所以它无法不因某种缺陷而产生预期的效果。果然，还没容我因A君的举动而生出某种愉悦，B君已经发现这是一只尼龙化纤质地的，也就是说粗制滥造的玩具熊，并且坚信一个有品味的人应该对它不屑一顾。C小姐则直言不讳地认为一个成熟的人怀抱一只(姑且不说它是劣质的)玩具熊招摇过市令人尴尬。尽管我竭力想臆造某些步骤来使这只玩具熊摆脱被分析的命运，让它被用起来，比如我提议把它抛向天空，看谁抛得更高，但这种低级趣味令A、B、C君一齐倒了胃口，并且在爬山的过程中开始和怀抱玩具熊的我保持适当的距离以表明各自的立场。而我，显然也不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因为我终于决定把这只熊倒提着，俨然一个有环保意识的人到处在寻找垃圾桶。

这种情况在我们遇见两个四五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时有了暂时的转机。我灵机一动把这只玩具熊递给了那个穿红裙子的年龄较小的女孩，她欢呼雀跃像是与那玩艺儿久别重逢，而陪着孩子的大人则连连感谢我的乐善好施。正当我自鸣得意于自己这种一石双鸟的举动并开始产生一丝解脱的快感时，穿运动衣的另一个女孩一把将玩具熊抢了过去，并开始抚摸之。红裙子在目瞪口呆了片刻之后，进发出一阵号啕大哭。这一切发生之快以至我未及抽脚走远，所以愕然站在原地觉得没有摆脱干系。那大人抱歉地冲我挤了一个笑，然后搡了一把红裙子说：“哭什么！”接着又对运动衣女孩吼道：“俩人一起玩儿！”运动衣女孩仍死抱住玩具熊的粗脖子，把嘴凑到红裙子耳边尖叫道：“听到没有？一一起一玩！”这下红裙子的哭声便几近歇斯底里了。

前面已经说过，我正在读罗兰·巴特，所以有一种开天目的感觉，那女孩的泪珠一下子成了因果枝条上开出的花苞。

造假是件高兴事？

贾本本

我女人是个赶时髦的家伙。这路女人按照报纸上的说法叫所谓“时尚中人”，她们除求仪表美之外还求真，对于“假恶丑”的东西极反感。她有一只“夏奈尔”的女包，每逢去大型商场闲逛，就要背上。如果她在商场里看到另一个女人也背着“夏奈尔”，则会跟上去看个究竟，一般来说，她侦察回来会告诉我：“哼，那是个假的！”

这毛病让我无法忍受，所以如果在街上看到“路易·威登”或“夏奈尔”，我都很紧张，劝她：“别侦察了，那肯定是假的。”

我女人对假货的憎恶和气愤是因为自己的价值被剥夺了，她几千元的“身价”被别人几百元或几十元就抵消了，这是对其成就感的毁灭。

不过，每当我看到街上的假货，比如“耐克”、“阿迪达斯”等等就很高兴，隐隐有幸灾乐祸之感。经济学上说，牌子是无形资产，是品牌价值，结果有一类商品被弄成了权威般的嘴脸，有人给权威捣乱，就是件让人兴奋的事。

比如某个中学生，家里有钱，总穿名牌球鞋，他的同学肯定会羡慕或嫉妒，这兴许会造成矛盾，现在大家都能穿真假难辨的名牌球鞋，其乐融融。

所以，造假名牌是件好事。当然，这对工艺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让人很容易就识别出来。我曾见识过香港生产的“路易·威登”假包，瑞士“豪华”假表，的确到了真假难辨的水平。

这两年，大陆最好的假货是“凯文·克莱恩”牛仔裤，据说其手感比正宗的还舒服。我想，这很对路子，一是厂家认识到“造假”不是“造劣质品”，以假乱真不是以次充好，二是敢推出还未进入大陆市场的美国产品，有胆有识。

消解所谓权威，所谓品牌价值，其意义类似于造反和革命。当然，这里又充满着矛盾：知识产权需要保护，要是人人都像我一样，这世界没了秩序肯定也会乱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