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妇道和现代女权:你们都别烦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刘怀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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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和莫瑞斯平静地坐到餐桌前:我们是人,所以是不完美的

埃琳·麦克甘最近再一次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当美国男人纷纷要把她当成“梦中妻子”时,她要和她丈夫离婚了。她上一次出人意料之举是:当美国女人们嫌她太窝囊,某种女权主义者说她给女人丢脸的时候,她说她不离开她丈夫。

埃琳·麦克甘是美国康涅狄克州公认的“最出色的刑事律师之一”,但这并不是她成为公众人物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克林顿总统的头号竞选顾问、大名鼎鼎的迪克·莫瑞斯——也就是埃琳的丈夫——因为一桩桃色丑闻而栽了跟头,在克林顿竞选胜利的前夜丢了官。

这就是事情的荒唐之处。用埃琳自己的话说:“他高高在上的时候我站在镁光灯之外,他栽下去的时候我却被拉到了前台曝光”。

世界末日

去年8月底的一天深夜,迪克·莫瑞斯在克林顿那里谈完了竞选事宜,携妻子埃琳回到他们下榻的酒店里。他俩同时看到卧室电话答录机的信息键一闪一闪地亮着。对于莫瑞斯的政治生涯来说,那象征的不啻是世界的末日。至于埃琳,她当时的感觉势必也是眼前一片黑暗,但她的世界远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电话信息是美国臭名昭著的花边新闻小报《星报》的记者留下的:“迪克,你能否尽快给我们回个电话?”

在克林顿举行盛大选举演说的当天,莫瑞斯在《星报》头版上露了面,但不是和克林顿在一起,而是和一个面露春风得意之色的名叫谢莉·楼兰的妓女。据楼兰向《星报》提供的信息和她协助《星报》偷拍的录像带,莫瑞斯和这位37岁的妓女多次有染,“每小时200美元”,她说,还描述了莫瑞斯吸吮她的脚趾的样子。

政治是火热的,更是冰凉的。两天后,莫瑞斯在民主党及克林顿本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好让他“私事私了”,就此堵住政敌的嘴。就这样,正当克林顿在连任竞选中凯歌响起之际,莫瑞斯在记者的追逐和镁光灯的闪亮下坐车回了康涅狄克老家。为他开车的是妻子埃琳。9月,埃琳与莫瑞斯一起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

而谢莉·楼兰以即生即灭的速度在人们眼中淡去,在接下来的反馈中甚至没有能成为一个“角儿”。在她和《星报》之间,莫瑞斯被折合成50000美元拍卖了,不关乎心灵感受,甚至也不关乎肉体感受,除了要让人倒胃口之外,没有别的意思。“你们报纸什么时候才能明白,我们才不在乎莫瑞斯这档子丑事呢——人性中有弱点,那有什么新闻价值?”一位读者致信报刊说。

显然,让莫瑞斯和埃琳成为《时代》封面的,不是莫瑞斯的价值50000美元,而是他们这对20年的夫妻该有好戏看了。

“关于我怎么做和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欠谁一个说法”

迪克·莫瑞斯在递上了辞呈的当夜,便灰溜溜坐进了自己的汽车,把司机座留给了埃琳。于是,颇富象征意味地,埃琳从此刻起成了这个故事的主角。让一路追逐的记者们感到扫兴的是,驾驶着汽车的埃琳表情平静异常,让人读不出任何信息。这恐怕让莫瑞斯也惶惶然不知所措了。大概是在回家的路上颠簸的瞬间,他悟出了所有的世态和人情,这位在政坛上一向长袖善舞的人物静静坐在妻子旁边,像守在一个避风港中。当然,像以往一样,他不放弃任何一次表态的机会,他说:“我对那事无可奉告,但我会拼力不让它摧毁我的婚姻,尽力让埃琳少受这件事的折磨。我爱埃琳,我不能没有她。”

埃琳不可能少受任何折磨。她自己没这么说,甚至根本就没说什么,但几乎所有女人都为这位事业有成、并无子女之累的现代女性抱打不平。然而,在回到康涅狄克家中的当晚,埃琳和莫瑞斯平静地坐到了晚餐的烛光下,相对侃侃而谈。这张被新闻记者跳进宅院偷拍的照片立即激怒了不少女人。“好一个水晶杯和银匙的晚餐!和你在外宿妓达一年之久的丈夫!多美的一张照片!”这是一位伊利诺伊州妇女的反映。

数月之后,在新年的钟声中,埃琳独自雨中漫步在加州的海滩上时,她透露了自己在那些难捱的日子里的心情:“每次从办公室回到家中,我都想抓起台灯照他的脑袋砸过去。我还想过把他劈成几块,反正有不少人都巴不得替我挖个坑,把他埋到后院里算了。”

但是她的笔下是这样记录那些日子的:

“我所关心的是帮助迪克迈过这个坎儿。他会的,自从他以2磅半的体重早产降生到世上,他就具备了求生的能力……这是一段20年相携走过的道路,人们在共同的生活中要经历一些痛苦时刻……我们谈到了那件事,但我没逼他说出细节。那很难。

“当我们回到曼哈顿寓所的时候,我手里还有个案子要处理,迪克打字比我快,他帮我打出了一份文稿,那天晚上我们驾车回了康涅狄克。记者们正守在门前拍照,对汽车晃着摄像机。我打电话找了个私人保安,他派了人来。一些朋友带了吃的给我们,为我们准备了晚餐。

“那天晚上迪克和我再次提到那件事。他为我所受到的伤害十分内疚,他看上去单薄得不堪一击。我们是人,因此是不完美的’,我说。”

于是埃琳被数不清的美国妇女骂成了doormat(门口的擦脚垫),是传统妇道的坚守者。好像她还不够倒霉似的,谢莉·楼兰事件后不久,迪克·莫瑞斯和另外一个女人有一个现年6岁私生女的事又败露出来。我们无法获知埃琳旧伤新痛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只知道在圣诞节之际,埃琳把这个6岁的孩子请到了他们在康涅狄克的家,让她与他们共度节日。

正当女人们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们对埃琳的“伴君左右”(stand-by-your-man)姿态不知作何评价的时候,男人们纷纷把埃琳捧上了天,不少“浪子”表示要在埃琳感召下“回头”,把她看作“家庭价值”的体现。一位德国男士致信《时代周刊》说:“无论莫瑞斯的下台对他意味着什么,他都应当庆幸他和埃琳·麦克甘的婚姻,这真正是他一辈子最大收获。”还有一封来自法国的来信说:“……醒来吧,莫瑞斯!你的丑闻帮助你发觉,在这纷乱的世界上还有你可以依赖的人。你的政绩终有一天会成为历史尘埃,但你的婚姻会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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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在缅因州海滩上——她正在那里接手一个新的案子

似乎是要和全世界的人作对,就在这个当口,埃琳面对世上纷扰的男男女女说:“现在是我退去的时候了。”美国最有名的脱口秀节目“奥普拉”请她谈谈原因,但她却说:“我愿意保留隐私,我也有权保留。我不在公众面前拿主意。关于我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我不认为我欠谁一个说法。”

给我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一个现成的选择

埃琳不欠谁一个说法,但这不意味着她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一个说法。在人们的追逐之外,她心平气和地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当一个人的私生活骤然被掷入公众视线时,人类情绪和人际关系中最细微最复杂的环节总是被忽视,无法得到必要的考虑;婚姻是典型的“私秘区”(zone of privacy),外人无由自以为了解局内人的情形。“他(莫瑞斯)是我20年来最亲近的朋友,我不会说离开就离开,”埃琳说,“但我也没说过不管他怎样,我都毫无保留地接受——那是别人要这么说的。”当被问及她对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挑剔怎样看时,她说,“女权主义是要给妇女选择的自由,而不是要她们在维多利亚保守教条或任何一种既定的哪怕现代的框框中就范。世界上没有唯一正确的东西,我做的任何决定都是高度私秘、关乎我内心的。”的确,女权主义者无法不认同埃琳的独立见解,在过去的噩梦般的半年时间里,埃琳的律师事务所Cumming & Lockwood保持了正常的运作,只有一次她因记者的围困而不能开庭。

“我不是一个政治妻子,”她说,她当初坚持守在莫瑞斯身边不是为了挽回他的政治生涯,也不是别人猜测的任何理由,“相信我,他当时倍受煎熬。那种境遇对谁来说都是难捱的。我想人们作为旁观者忽视了,在他们谈论两个他们并不了解的人的时候,有些东西在过分的分析中丢失了。”

迪克·莫瑞斯开始了解甲归田后的写作,并且有重振旗鼓的迹象。埃琳相信自己终于可以去走自己的路了。“我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谢天谢地,我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行李箱,自己的工作——我是踩在实处的。”

与埃琳不同,莫瑞斯乐此不疲地希望有抛头露面的机会,希望重新赢得听众,但他绝口不提埃琳,这是他答应埃琳的一件事,但他仍说他要重新赢得这个他爱的女人。对此,埃琳的回答是:“生活是复杂的,我已经过了海誓山盟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