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文学中间人的生意
在群岛图书(以下简称“群岛”)位于上海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张创始人彭伦与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合照。照片里,两个人微笑、挺胸、搭着彼此的肩膀,看起来友好又坚定。
彭伦是托宾在中国的出版人。在他合作的作者中,托宾是与他关系最紧密、合作时间最长的之一。这位作家的小说聚焦于爱尔兰的社会环境、移民者的经历与个人身份的探索。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已经被翻拍成电影的《布鲁克林》,故事讲述了一个人离开爱尔兰前往美国生活、又徘徊于故乡和美国之间的故事,影星西尔莎·罗南出演了电影主角。这部电影也将托宾推向了全球更多的读者。
群岛成立于2017年,目前包括彭伦在内共有3位编辑,是一个主攻外国文学作品引进的独立出版品牌。群岛主要负责书的前期工作,包括找选题、与作家及经纪人联系获得书在中国的出版授权,找译者翻译、审读译稿、安排装帧设计等。与合作的出版社确立选题以后,再对拿到的书稿做严格的三审三校,最后付印、发行和营销。彭伦和群岛团队会与出版社共同策划营销推广的议程。

当彭伦认定了一位优秀的作者,他会不断引进这位作者的作品,即便并非每一本都有好的销量。与托宾的合作就是如此。到目前为止,彭伦已经帮助托宾在中国出版12部作品。彭伦这么做,为的是帮助他认定的国外作家在中国不断积累读者和市场,避免中国读者只能看到作家的某一本“爆 款”。
这与出版业中常见的“卖一本好卖的书”的思路不同。
“长情是我们工作的常态。”彭伦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认为以前中国出版业有个问题是“哪本书获了大奖并随之大卖,就去出版哪本书”,而非向中国读者全面地呈现一位作者的创作。他希望做的就是“出版一个作者”—不仅限于出版一本书。
彭伦的工作不仅仅是找到合适的作者和选题、推进版权购买和出版,他还可以被视作一个出版“中间人”。这更像是彭伦自己发展出来的职业,在很多国家,作家往往有自己的经纪人,彭伦则像是他们在中国的、有专业知识的陪伴者。
作家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各有性格,很多人害羞并会尽量避免社交。“很多时候,经纪人、出版人就是帮作家干‘脏活’的。”彭伦半开玩笑地说。所谓脏活,其实就是帮作家处理谈判、合同、对外联络等写作以外的各种事务。
作家经纪人在西方出版业是一个重要角色。就像明星经纪一样,他们寻找优秀的作者,将他们推给出版商,经营作者各种形式的版权、推广等事宜,并从中赚取佣金。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角色存在,有潜力的优秀作者才会源源不断地被挖掘出来。但在中国出版业,这一角色长期缺席。

彭伦在出版行业的工作始于2004年,当时他进入了主推外国文学的出版机构“九久读书人”(以下简称为“九久”)。在这家公司,他做了12年外国文学编辑,主导过“短经典”,“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出版人书系”等知名图书系列,最终他做到了副总编辑。
其中,“出版人书系”囊括了多本海外出版人的职业传记,弥补了国内对于国际出版界知识的空白,第一本《我与兰登书屋》还是彭伦自己翻译的。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本书对自己有启发—当他还是《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时,在上海外文书店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英文版,觉得“出版可以做得很有人情味、有价值和意义”。2015年,他为另一家出版公司理想国翻译了美国出版人麦克斯·珀金斯的传记《天才的编辑》,2020年又为中信出版社翻译了美国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回忆录《我信仰阅读》。
这些工作帮助他学习了国外商业出版的成熟制度,也找到了职业方向。在九久工作期间,后期他的角色和工作明显不限于做文学编辑,而是转向洽谈图书版权、物色能够长期合作的译者,并逐步帮国外作家与中国的读者建立联系。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与一些喜欢的作者、经纪人、外国出版社同行建立起深度的联系,其中一些延续到了如今的群岛。
托宾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彭伦能回忆起诸多与托宾相处的琐碎细节:他们相识于2007年,托宾4次来到中国都是由他陪同,除了一起去北京、上海、广州开分享会和接受采访,他们还去了外国作家不常去的川渝,这让托宾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和中国的作家与读者。因为托宾喜欢艺术,彭伦带他看过一些艺术展,帮他在中国画廊的打折季买下画作后再托人送到英国。

因为对彭伦的高度信任,在其创业初期,托宾就回复邮件表示会“跟着走”,并把当时还未出版的最新小说《名门》的书稿直接发给了彭伦。群岛因此获得了托宾在中国的优先出版权,托宾也成为彭伦创业后签约的第一位作者。也是出于信任和友谊,托宾甚至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母与子》与九久的合约到期以后,将它无偿授权给彭伦出新版。
在中国文学出版业,彭伦是少数和外国作家们保持着这种紧密关系的人—他就像曾经翻译的《天才编辑》里的麦克斯·珀金斯那样。
与珀金斯不同的是,彭伦认识到中国市场并不缺天才编辑,而是缺天才的中间人。对那些与彭伦志同道合的外国作家和经纪人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且遥远的市场,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衡量标准只是版权费的多少。但彭伦的“长情”,拉近了他们与中国读者的距离,并让他们有了在中国建立起自己长期读者群的可能性。
而对于群岛来说,这既是彭伦的性格和工作态度,同时也是一个独立出版品牌的安身立命之本。
相比大型出版社,群岛并不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无法争夺明显有畅销书潜力的高价版权。可即使彭伦无意主动追逐热门图书,要维持某一作者的连续出版也会面临挑战。

彭伦在九久期间曾任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的编辑,当时他就翻译问题跟作者写信沟通,收到了翁达杰详尽、耐心的回复。这本小说在1996年就被改编成了电影,还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翁达杰因此成为备受大众关注的作家。2017年,翁达杰的新书《战时灯火》准备在中国出版,他的经纪人向多家出版机构开放版权竞价。出于对翁达杰的喜爱,彭伦再次给作者写信表示了他希望有机会继续出版他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这封信,他进入了最后一轮竞价,但最终没能胜过另一家出价更高的出版公司。
在这种模式下,群岛的竞争力就在于能辨识可能有潜力的作者,维护好和作者的关系,让作者和他们的经纪人更愿意和彭伦而非其他出版社合作。
彭伦的辨识力源于经验和对周边人品位的信任,有时甚至是源于巧合,但较少依赖个人的喜好。在谈及经他引进的那些畅销书时,他没有什么“看准了这本书一定会火”这样的戏剧性回忆,说得更多的,是自己拿到一本完全陌生的图书时充满犹豫的过程:如何权衡编辑的人手和版权价格,如何依据当时的信息作出是否要引进图书的判断。
2014年,还在九久工作的他发现意大利长篇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在海外有了几十万册的销量,在美国也有不小的声量,而这在对非英语和翻译文学不算接纳的美国市场并不寻常。因此他认为这套书是“站得住”的作品,触动了某种社会情绪,需要被重视。当周围的同事还在犹豫这套小说是否适合中国市场,他决定自己读一读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也请妻子帮忙试读,并得到了她的肯定。彼时,这套书并未得到中国其他出版社的注意,彭伦说服老板拍板,以较低的价格签下版权,并交由同事担任责编。
巧合的是,在这套书引进后不久,HBO根据原著拍摄的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上线,国内关于女性成长和权益的讨论也在社交网络上频繁出现,“那不勒斯四部曲”一跃成为近几年最畅销的外国文学系列小说之一。
在出版业的好口碑和逐步建立起的广泛人脉,能带来超前和一手的信息,有利于彭伦较早地以较低的价格取得版权。
2016年10月,彭伦刚离开九久时,他的老朋友、爱尔兰文学基金会代理主任来到上海,吃饭时彭伦获悉,90后爱尔兰女作家萨利·鲁尼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千禧一代的生活,在英国出版圈内“很轰动”,这个朋友强烈建议彭伦一定要出版。为了更了解作者的性别和年龄视角,彭伦同样把书稿拿给了两位女性朋友看,其中一位强调鲁尼把手机信息中的表达写入了小说,文字新颖、精准。
彼时,鲁尼的第一部作品《聊天记录》还没在英国出版,更没有中国出版社注意到她。彭伦只花了不到2万元人民币买下《聊天记录》的版权,又在之后签下鲁尼的其他作品。随后,她的小说《正常人》被BBC和Hulu拍成了同名剧,在2020年4月上线;中文版小说在当年5月上市。这本书成了群岛目前最畅销的书籍,销量接近7万册。
市场也看到了彭伦的敏锐判断力。在彭伦从九久离职之后,曾有影视行业的投资者希望出资与他共同创业,通过他尽早拿到外国热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后在中国的发行权。不过,彭伦最终没有接受这次投资,群岛也一直保持由彭伦自己运营的小工作室状态。
小工作室的工作方式,使得群岛能更深度地与读者接触。当然,这背后更大的原因是,由于负责发行和营销的是合作出版社,群岛只能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配合性推广。
比如,他们越来越重视与独立书店的合作。彭伦认为,这些书店相对固定、黏性较强的读者群中,有不少对外国文学感兴趣。即便每次每家书店只采购5到10本书,但在这些地方办活动有利于给书带来口碑效应。
2020年,群岛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小说《布雷顿角的叹息》,彭伦决定在合作的独立书店里播放纪录片《读懂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这本书最终售出近3万册。通过监测播放期间的图书库存数量,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这次放映,销量可能只能达到当时的一半。事实上,彭伦称这次活动是“故伎重施”—2015年,他还在九久期间出版过作者的另一本小说《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当时就在全国近30家独立书店放过这部纪录片,这本书当年销出了十几万册。
2024年,群岛开始与几家合作过的独立书店合办线下活动“群岛故事会”。不同于常见的作者与嘉宾在台上分享观点、台下观众短暂提问的模式,这个活动的议程是由嘉宾复述一个书中的故事,十几名听众作为听故事的人,可以相互讨论自己对故事的不同理解。彭伦和伙伴希望用这种温情的沟通方式建立与读者的联系,并让作者和故事的情节深入读者的内心。
故事会上被讨论的故事来源于系列丛书“故事群岛”,这是群岛出品的世界中短篇小说系列;故事会也是属于群岛的活动品牌。不过,彭伦对于宣传“群岛”这个品牌没有那么热衷,他甚至没有为它注册商标。他依旧认为,作者的知名度和声誉比“群岛”的牌子更重要。
曾经有人提出要“出版最好的作家最好的书”,彭伦反对这样的价值观,认为这违背了文学出版的核心精神。他的座右铭是美国著名文学出版社FSG已故社长罗杰·斯特劳斯的一句名言:“我们出版作者,而不是书”(we publish authors,not books)。也就是只要认定了一位作者,无论是否对于其某一本书的销量有把握,都尽量为作者出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