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访谈以打假暴利反造假暴利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你第一次在隆福大厦买假冒的索尼耳机，先是向工商部门投诉，当时是不是希望有关部门为你索赔，结果商店反倒拿工商部门当挡箭牌拒绝赔偿。所以你第二次来北京买假货后，就直接向商店索赔，这是不是吃一堑长一智？

王海：是这样的。如果当时通过有关部门投诉就能获得赔偿，谁还去面对面跟商家冲突？如果不是商家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解决，有关部门干预后我们也没办法直接赔偿你，我第二次不会那样做。

记者：你第一次买了两副假耳机先去鉴定，结果发现即使商家赔了一倍，也不够你的投诉代价。所以你再确认是假货后，又去买了10副假耳机，想获得更高赔偿，这样才有赚头。后来，商家说你“知假买假”，是敲诈，你便改为一次性购买一批假货，是不是防止授人以柄？

王海：是这样的。从此，我不再先买一两个假货，鉴定后再大批买进，而是一下买进一批。这样一来，风险很大，所以我把购买的假货限定在很小的范围，一是直观上基本就能猜到是假冒商品，二是主要在小电器方面。因为我做过电器推销员，有一些常识。我能够屡屡查获假货，并不是因为我是识别假货的专家，而是中国的造假者太拙劣。由此我想到两个问题，一是我都能看出是假货，那些经营者应该比我有商品知识，他们就看不出来？二是这么粗糙的假货，就有人敢生产，就有人敢经销，说明造假贩假者太猖狂了。

王海说：“我是一只益鸟”

记者：按照你“打假索赔”的思路，应该是购货金额越大，获得赔偿额也越大。我查了一下你1996年以来的打假策略，有一点很让人琢磨，为什么你每到一个商家购买假货的金额一般在1万元左右，此中奥妙何在？

王海：这是出于几方面考虑，也是在历次买假货中摸索出来的，1万元可能是一个最佳的点。首先，在商家买1万左右的假货，索赔1万元比较顺手，既让商家心疼又不至于惹太多麻烦。比如让它一下赔两三万，他就会跟你扯皮，甚至跟你较劲儿打官司，使打假索赔变得很棘手。其次，出于安全考虑，商家犯不上为一两万元跟我玩命，对我进行人身报复。再者，现在直接向商家索赔越来越难，经常惹出诉讼，而打起官司如果索赔在1万元以下，还不够费用，所以这个数是下限。而官司输赢的概率各占50%，买假货太多索赔过高，一旦输了亏损也大，所以这个数也是上限。

记者：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但为什么只有你走上打假索赔之路，并且名利双收，你能否分析一下自己走上这条路的各种因素？

王海：一般的消费者是“见了假货绕着走”，一看这商品吃不准是真是假，索性就不买。大概有10%的消费者心存侥幸，吃不准也就买了，当他们发现上当后，又有很多人觉得不值得去投诉，去找那份麻烦，所以真正要求退货的人也只有10%。实际上，能够坚持到底的人也就只有10%，而退了货还要求索赔的就更少。因为中国人有个传统，那就是“得饶人处且饶人”。这种对制假贩假的宽容，实际是对假货的纵容，对自己利益的一种忽视。也正是这种怕惹事、怕麻烦的处事哲学，使像我这样的敢于打假索赔的人很少。我最初也没想到会走上今天这条路，只是看到这条法律，就想试一试灵不灵。结果隆福大厦不仅不赔我，有的媒介还说我是“刁民”，所以我就想较这个劲。第二次打假索赔的成功，给了我某种启示。按理说，一般人，出了这口气也就完了，谁还会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打假索赔确实很麻烦，天天与卖假货的商家斗气斗智。可我当时看得远一点，不但想到打假索赔利民利己，而且可以通过索赔来积累一定的资金，成立一个公司。也就义无反顾辞了职，把打假索赔当营生，当成生财之道。

记者：你的打假索赔之路始于1995年9月，算起来至今一年半，你总共获赔多少钱？

王海：我没有详细地算过帐，目前手中所剩的现金也就两三万吧，手中还有七八万假货正在索赔。如果官司打赢，一赔二可以收回资金十五六万；如果输了，就剩一堆破烂。打假索赔快两年了，没赚多少钱，也正因此办公司的事一直拖下来，后来是四川希望集团无偿资助了10万元注册资金，才梦想成真。

记者：不管怎么说，你这条路走对了，你用不到两年时间就有了自己的公司，而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成立公司后，还继续你过去的打假方式吗？

王海：首先声明，我注册的不是打假公司，我最初的本意是成立一个商务调查公司，但工商局说只能注册商务咨询公司。我今后打假的方式可能要有所转变，但原来那种个人打假的方式也将继续保留，只是处于次要地位。

记者：你能否披露一下新的打假方式是什么样的，也就是你的公司经营范围和方式是什么样的？

王海：首先我帮企业打假，前些日子帮广东爱得乐公司查了一回假冒产品，由爱得乐公司出费用，然后再给我们一些劳务报酬。爱得乐公司每年投入打假的经费有100万元，采取的方式主要是自己派人四处打假，这样成本高效果差。全国像爱得乐公司这样做的企业很多，我的公司便可以接受多家委托，然后利用各地的当地人，成立我公司的子公司或办事处。爱得乐公司不可能在各地成立“打假办”，它便可以利用我的网络，厂家投入少见效大，何乐而不为，而我接受多家代理也就形成规模效益。

其次，代理商家检验商品。据我打假这些年的体验，没有一家商场的老总，愿意卖假货而败坏自己的声誉，但每家商场经营的商品都成千上万，逐一检验成本太高。比如一家商场经营1万种商品，每检验一种商品至少需要500元；把全部商品检验一遍，就需要500万元。而我如果代理100家这样的商场，把这些商品送检一次也需要500万元，可摊到100家商场的头上，每家的送检成本就是5万元，我向每家要10万元，只是他们每家原来送检成本的2%。他们划算我也划算，我代理100家营业额就是1000万元。

第三，代理消费者投诉索赔，过去消费者单兵作战势单力薄不说，单个索赔成本也高。我也来个规模效益，集中索赔，集团诉讼，声势大成本低。

其实，这样做是跟造假者学的，造假者现在已经形成生产销售一条龙，形成网络。他们在寻求造假的规模效益，那么我打假为何不能寻求规模效益呢？

记者：你过去打假的主攻方向是厂家商家，现在是帮厂家商家，有人说你被“招安”了。过去，你个人打假发了点小财，都有人说你是“刁民”，是“黑吃黑”，鼓励你就等于鼓励“去偷小偷的钱”；现在，你追求打假的规模效益，你就不怕受到更多的道德上的指责？

销毁假货：国家予不法分子以严厉的打击(新华社)

王海：其实不然。我过去打假的对象是，制假贩假的厂家商家，现在帮厂家商家肃清假货，打假的立场并没有变。过去，我去挑商家的假货，一些商家攻击我钻法律空子坑国家。现在，我换一种方式，帮你商家肃清假货，这样就缓解了对立情绪，他们理应支持我。我为什么不放弃个人打假索赔的方式，就是针对那些“知假贩假”的商家，坚决予以打击。从另一方面讲，我原来的手段是打假索赔，现在是帮厂家查假冒产品，然后去有关部门投诉，这种做法更容易得到社会接受。

至于我的收益肯定比过去要多，这是因为成立公司后，换了打假方式，打假的广度和力度都增强了，效果也更明显，对我们的回报也就相应增加。如果这个社会不需要王海，不需要这种打假方式，我们就无法生存。

记者：从你的话中可以品出一种意味，就是以打假的暴利才能制约造假的暴利，造假者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那么打假者更应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制约假货泛滥。

王海：是这样的。《消法》第49条规定，消费者买到假货，损一赔二。从立法本意看，就是利用利益机制鼓励消费者维护权益，打击假货。现在造假者的暴利可不止100%，可消费者买到假货后虽名义上可获加倍赔偿，但扣除投诉成本，往往得不偿失，这是许多消费者上当后放弃索赔的根本原因。我觉得，法律应该让消费者获得10倍以上的赔偿，这样才会掀起全民打假的热情。而全民打假等于布下天罗地网，让造假贩假者防不胜防。打假是举国拥护的行为，通过打假致富等于是通过合法途径致富，这是中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的打假之路是布满荆棘的，要与商家反复交锋，磨破嘴皮，甚至还要冒生命风险，那么我的收益就应是“勤劳致富”加“风险收益”，双重的回报。 职业打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