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因为“妈妈要工作”

（文 / 刘怀昭）

丹麦的单身母亲真让结了婚的母亲们好生羡慕

春节期间，一部反映美国家庭伦理问题的电影《因为妈妈要工作》呈现给了中国的电视观众。影片的故事框架容易让人联想起脍炙人口的另一部美国电影《克莱默夫妇》：一对离异的夫妇为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对簿公堂。不同的是，这一回好莱坞没能让节日中的中国观众再度大展欢颜：几十年前的克莱默夫妇从孩子身上重新找到了爱的依据，前嫌尽弃、握手言和，给了观众一个破镜重圆的交代；几十年后，相同境遇的一对美国夫妇却争了个鱼死网破。以“妈妈要工作为由”，法庭把孩子判给了重组了家庭的爸爸，而全然不顾母子构筑的相濡以沫的情感世界。电影尾声中，做妈妈的与观众泪眼相望，导演借此对社会现状——即单身母亲在男性社会中求生存的不易——作了一次性揭露，将关注点从家庭的命运转移向了单个人的命运。

然而脱离了家庭命运如何来谈个人命运？《因为妈妈要工作》虽是一部社会问题电影，却对一些敏感处未敢作深的触碰：婚姻在现时社会中是否正通往解体？它是否最终意味的是失去？曾经维系婚姻的孩子是否能不再需要家庭而健康成长？

在童话结束的地方，生活才刚刚开始

家庭为何要存在？婚姻又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可能要嘲笑这种问题过分一本正经，然而在欧美，大规模地出生在家庭和婚姻之外的那最早的一代人现在已经纷纷抱上孙子了。《巴黎竞赛画报》上抛头露面的那些当红的各种“星”们多半都属这种私生“孙”。占人口比例越来越高的单身母亲中，有一些是将错就错早孕的少女，还有一些干脆就打算独立生养孩子的妇女，更多女性则是与孩子的生父或别的男人共同生活，但并不考虑结婚这回事。富有现代特色的欧洲婚礼已成了这样：新郎新娘由自己的孩子作花童或捧戒指的司仪。“婚姻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已大大地改变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让一克劳迪·考夫曼说，“30年前是(婚姻解体的)萌芽期，现在是如日中天了。”换句话说，单身母亲在欧美(尤以欧洲为甚)造就的婚姻外人口正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

美国《新闻周刊》本年伊始对欧洲大陆生育现状问题作了一番考察，提出了“婚姻是否正在消亡”的问题。文中引用一位哥本哈根的18岁青年的话说：“婚姻就像圣诞节一样(是一种仪式)，一个童话故事，我就根本不相信这回事。”

这倒让笔者联想到，全世界的童话故事几乎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以及一个似曾相识的结尾，“后来，他们终于结合在了一起，过上了幸福生活。”但是“后来的后来呢”？人们一向缺乏把握。来自“很久以前”的传统只管把人们撮合起来算了，人们却恍然发现，生活恰恰开始于童话结束的地方。而生活开始的时候，问题也随之而来。

但婚姻何以变得如此面目全非了呢？笔者在给一位英国朋友、伦敦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生大卫的电子邮件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大卫虽是有家的人，但他和他的妹妹却无任何血缘关系，她是大卫继母婚前所生。笔者见过大卫与她的合影，是个栗色头发美女(大卫是金发)，于是戏称大卫应娶了她，大卫明确回答说，他对婚姻有“生理性畏惧”。

大卫在答复中并没有进一步谈他个人对婚姻的理解，而是提到了我们在加拿大时认识的吉米。我们认识他时他刚刚离婚，一对孩子倒是判给了他。大卫说，吉米现在和新识的女友生活在一起，两人十分融洽，但吉米再也不考虑结婚。他对大卫说：“这个时代已经把婚姻变成了一件只有弱智才愿去试的事。告诉你，如果我的儿子将来打算结婚的话，我是拒绝去参加婚礼的。”

吉米把婚姻归结为时代错误，而爱尔兰全国妇女协会的一位成员则对《新闻周刊》记者说：“我的感觉是，何必跟他们(男人)住在一起、给他们洗袜子呢？许多女人都相信没有男人她们也能活。”

吉米与这位爱尔兰女士的说法实际上间接地反映西方家庭衰落的个中原因。

美国学者戴维·里德博士曾简洁地把婚姻制度说成是“配偶和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信念的产物”，如此说来，社会的变迁必然会使配偶随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生活历程的挑战的变化而变化。传统婚姻虽并非与浪漫无关，但其本质意义是社会功利的，它作为社会内部结构，用来说话的是低而稳定的离婚率，而不是家庭幸福的指标。罗素在本世纪上半叶曾经准确地预言了工业社会发展所必然导致的性道德的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婚姻革命(Marital Revolution)，他将原因归结为工业技术的发展(具体如避孕法的发明)、父亲职能被国家取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罗素预言说：“如果我们把现有的经济制度稍微改变一下，家庭的成员也许只剩下母亲了……父亲不久就会被完全取代。这样，妇女就可以和国家，而不是和父亲，共同哺养孩子了。”但罗素在针砭了婚姻的传统形式之后，对现代婚姻的走向亦表示了谨慎：“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它必然会使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发生深刻变化，其深刻程度，我认为，将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它将使性爱本身变得更加微不足道。它将使人们对自己死后的事情更难发生兴趣。它将减少人类的活动，也许还会使人们提前退休。它将消除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以及对历史传统的延续感。”他还进一步预言这“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淡漠乏味而且无关紧要，最终会引起厌烦和绝望情绪的缓慢增长，其间生育将逐渐趋于消灭，人种将留待那些仍保持旧习俗的群体来补充。”反观欧陆当今的社会态势，就会深感罗素所言不虚。

“任何一个法国婴儿都应受到欢迎”

这句话在法国几乎成了一句政治口号。尽管单亲家庭的存在带来了诸如贫穷、毒品、低就业率和低受教育率等问题，但各国政府满怀感激地看到人们好歹还在生孩子。在德国，连年的出生率负增长几乎要使养老金制度行不通了，因而但凡肯生孩子的妇女都几乎要被奉为英雄。在丹麦，由于单亲家庭过于普遍，政府的人口统计部门不得不也把它们看作正式的“社会细胞”来作统计。单亲在欧洲社会已经普遍到了无法当成个问题看了。去年，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外孙马丁祝寿的照片通过传媒尽收世人眼底，而人们早就不在意，希拉克的女儿连儿子姓什么都没提，更不必说嫁给自己儿子的爸爸了。丹麦人甚至已把单亲现象当成了自己的文化：“住在一起而不结婚已成了作为丹麦人的一部分了”，哥本哈根心理学家波迪尔·帕得逊说。

如像罗素所分析的那样，西方社会愈渐完善的税收和福利制度事实上并不刺激和鼓励婚姻生活。在德国，结了婚的妇女只享受半年的社会福利，而一个单身母亲则可享受一年半相当于400美元/月的追加福利待遇。在哥本哈根，不仅单身母亲拿的政府补贴要多于他人，而且尤以未成年母亲拿的最多。一个18岁以下少女如果生了孩子，不仅可为每个孩子每月拿到500美元，而且还享受免费住房，此外还被送到专门培训学校学习如何照顾宝宝，学习丹麦的福利法、学习怎样获取福利保障。这些当然也时而招致传统家庭的腹诽和反对，但为出生率起见，丹麦政治家们表示，“不管我们养不养得起，单身母亲是我们最不敢碰一下的地方。”

法国总统希拉克推着自己的“私生孙”，其乐也融融

而生养后代的单身母亲和不生养的妇女已逐渐形成社会问题的两极。都柏林的一位做社会服务的义务工作者说：“对一个热爱旅行和工作的中产阶级妇女来说，生孩子是没有道理的；对于一个收入为底层的妇女来说，不生孩子是没有道理的。”据丹麦70年代的统计，11%的单身母亲无业，而今这个数字已涨到30%。当工作机会减少时，更多的妇女选择生孩子来打发日子。“工作也是反家庭式的”，一些丹麦妇女反映，“有时让人无所适从”。在丹麦，单身母亲如果外出找个临时工作的话就会丢掉免费住房及其它一些福利。

让婚姻浪漫地复兴？

笔者的朋友大卫对婚姻的“生理性畏惧”，显然也不仅来自时代气氛。正如吉米的儿子未来的婚姻(如果他还会结婚的话)已提前被父亲的生活罩上阴影一样，大卫在婚姻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他所出自的家庭背景的影响。由于家庭传统模式模糊了，孩子们不再清楚来自家庭的传统追求什么和鼓励什么。前一代人已经发现，传统模式中的结婚动机在今天变得既不明确也不现实，婚姻这一社会单元在后工业社会里正在逐渐摒弃原有的生存与发展功能。但家庭对于一个人从幼年栖身到熏陶长大的意义，却让人不能不思之再三。谈到家庭结构对孩子个性发展的影响，父亲存在的意味是不言自明的——一个孩子在自立之前在家庭中学会的，不单单是肛门括约肌控制以及吃穿等技巧。除此以外，独立生养孩子对于单身母亲来说，也终归不可能是最理想状态。单身母亲海伦·马森说：“我经历了长期的难捱的负疚感，因为我不得不让孩子走过一段不完整的人生体验。”丹麦的社会义务工作者白克曼也说：“财富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孩子们需要亲情，需要家庭，需要这么一整套东西。”哥本哈根的一位47岁的单身母亲则惋惜地说：“我们这一代将传统和仪礼抛在了脑后，所以下一代也不觉得自己多么需要它们，可惜我们也没剩下别的。”

然而一切似乎都有一个轮回，在欧美一些地方，教堂正把结婚的礼乐声奏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欧洲近年还悄然出现了一本专门办给新娘看的杂志，但绝大部分欧洲人仍对这些现代婚礼不以为然：“他们就是想穿上礼服、坐上马车过过瘾：他们要的是当下感觉，而非婚姻这东西。”

话虽如此，据哥本哈根未来学研究所一项调查，今天十五六岁的青年人已将家庭生活放在一切选择之首。尽管罗素尖刻地把传统婚姻的存在意义比喻为“烟瘾上来时啜一点酸水”，但他已提醒了未来的人们，在建立新的性道德规范的同时要制定一套保护家庭的新方法。哥本哈根未来学研究所的玛丽亚·霍布说：“这不关乎经济上的支持，而关乎你在一天结束时冲谁掉泪。” 婚姻与家庭哥本哈根罗素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