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秘密的社会

（文 / 胡泳）

数字化生存

由计算机监控的一切事物，都变成赤裸裸的数字

隐私消失了

谁需要在网络上保护隐私权？

美国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比尔·莫顿神父清楚隐私权的重要性。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教徒的忏悔。“思想、美梦、希望，当然也有欲望、愤怒和仇恨，你心里的这些东西有时甚至是连你的配偶也不能告诉的。我们的生活建立在隐私的基础上。”他知道，没有PGP这样的加密软件，他不可能与教徒作电子交流。在宗教史上，使用通信进行精神上的指导具有悠久的传统。很多被视为经典的著作实际上就是圣贤和信徒之间的通信录。没有PGP，这一传统无法扎根于电子邮件。

“撒马利亚人”(Samaritans)，一个致力于防止人们自杀的新闻组，称自己只接受经过PGP加密的讯息。它声称，“我们总是把为求助者保密的原则放在第一位。事实上，我们这个新闻组的常见问题(FAQ，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就是，‘能为我保密吗？’”它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一个通信者害怕电子邮件泄露他的私人秘密，他就不会诚实说出自己的一切，从而丧失求生的机会。

艾滋病患者权益保护分子可能比撒马利亚人更敏感。不管怎么说，艾滋病患者面临和过去的麻风病患者一样的遭人遗弃的命运。纽约的一个名为“行动起来”(ACTUP)的新闻组呼吁医院和实验室使用PGP保护病人的身份不至于泄露。

隐私权不仅仅有益于忏悔、防止自杀和救助艾滋病患者，它也同青少年有关。佛罗里达州有个17岁的高中女生也开始使用PGP，她说：

“我不知道其他同龄人和他们的父母是怎样的，但我的母亲特别爱管闲事，我不得不使用我能够发现的所有的保密措施。自从中学二年级我就开始记日记——不管我把日记藏到什么地方，我母亲总能发现。她还拆开朋友寄给我的信，并把鼻子伸到任何她认为‘不正经’的事情中去。我是一个好学生，有责任心，不喝酒，不吸毒，但她多年来尽管没有足够的理由，却持续不断地侵犯我的隐私权。

“两年前我试着把我所有的日记、信件等东西存放在一个带锁的抽屉中，但她用我的钥匙打开了抽屉。所以，现在我在计算机上写所有的东西，并用PGP加密。”

这也就是PGP的发明者齐默曼被网络居民视作英雄的原因。扬克洛维奇调查公司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网络用户关心的头号问题是安全，即自己的私人信息如何不被外人窥视。

美国人一度以为，只有圣诞老人知道他们是好是坏。现在，这种乐观态度正在被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所破坏：一个人找到工作、获得抵押贷款或进入健康保险的机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几乎任何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及一部电话的人都可以进入你的私生活的最隐秘之处，把你的个人记录一览无余。私人公司和政府机构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关于每个人的信息，而人们对它被怎样利用，它是否准确等等一无所知。医疗记录、驾驶记录、图书馆记录、学校记录、法庭记录、信用卡记录、纳税记录、工作记录等等，一起勾勒出你的形象。

随着联机服务中商业交易的增加，这些记录甚至可以出售。假定你过去常常到药店买药，那么，一家保险公司在获得这个信息后会认为给你上健康保险意味着风险吗？电脑网络使商业和政府得以更容易、也更省钱地获取这样的个人数据。《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报道说，在佛罗里达州有一家名为Telephonic-Info 的公司就从事出售个人信息的业务。想得到某人未列入公用电话簿的私宅电话吗？请付69美元。想确认某人是否离婚？花49美元就能得到答案。当然，要调阅某人的医疗或信用记录价码要贵一些，分别是249和299美元。在网络上能搜集到的信息和情报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你用不着离开书桌就能找到失散已久的朋友。这真是个迷人的世界，但它也很危险。存在一个兴旺发达的信息黑市。一位私人侦探说：“什么都有价。如果有人说，‘我出5000美元，我想得到那个家伙的信用情况报告，’马上就有人去做这事。”

信息即权力

谁拥有获取个人数据的合法权利？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隐私权面临的另外的困境是：未经许可窥视个人记录。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因为没有多少防范措施。知道一个人的社会保险号码，可以很容易地了解到他的健康和财务记录。还有一个隐忧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事实”可能进入数据库。好莱坞为网络热而投拍的《网络惊魂》(Net)，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身为电脑程序设计师的女主角，平日离群索居，只在电脑网络上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她在网络上购物，在网络上洽谈公事，在网络上娱乐……直到有一天，女主角被无端卷入一起谋杀案，才发现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网络上被人监视，个人资料也被篡改，把她从一个平凡女子变成了前科累累的通缉犯，现实世界中却无人能为她平反，因为她谁也不认识，真正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过去，政客们可能会不惜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利用欺骗、行贿及窃听等手段不厌其烦地拼凑出某个对手的个人档案。而现在，大权在握的政客们几分钟之内就可获取有关对手们的情报及不光彩的指控记录。政府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有关公民的个人信息，它表明，信息就是力量，操纵大权还包括掌握信息。信息如此之多，使得政府和大公司更加容易地采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科幻小说中所描述的方式来追踪个人的兴趣爱好、从事的职业和财政收入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求出台更有力的保护隐私权的办法。美国法律禁止查询录像带租借记录，但却不反对检查个人医疗档案。“许多欧洲国家设有隐私权委员会，而美国却没有，欧洲人很奇怪。”《谁拥有信息？》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教授安·布里科姆说。她要求法律保障公民控制有关自身数据的权利。美国国会也开始讨论立法保护美国公民医疗、信用记录及电信数据隐私权的可能性。

华盛顿州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空间政策中心的计算机科学家兰斯·霍夫曼说：“有许多需要保密的问题。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对待信息要有公正的做法。”个人病历现在储存于全国各地的计算机之中，其中有个人过去的吸毒史、疾病史，甚至做过几次堕胎。一方面这对负责健康的专业人员可能是有用的，他们需要很快地获得分析和分发信息。与此同时，这些敏感的材料常常得不到有效的保护，除了有一个口令密码用来阻挡未经授权的人查看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措施，而解开这些口令密码对于富有经验的黑客来说，是小事一桩。

这种事是在美国的隐私权和个人权利的观念斗争得比过去任何时间都凶狠的时候发生的。30多年前，美国最高法院利用宪法中措辞微妙的条款，宣布美国人根据宪法规定具有隐私权。然而现在技术使得个人隐私成为某种可疑的命题，围绕着这个问题提出的政治主张已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

问题并不是议员们、政策分析家和新闻工作者没有认识到信息革命的现实，而是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们并不十分懂得这场革命的意义。霍夫曼说：“国会还没有把自己调整过来以适应网络空间时代的要求，参与斗争的某些领导人对电子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以及他们在谈论什么事情一点概念也没有。”

除了数据，还是数据

60年代，当人们在自己的信箱中发现第一份计算机打印的清单和宣传印刷品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计算机的触角已深入到私人事务中来了。30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习惯于使用电脑处理商业性事务和私人事务。任何一个联机的行动或决定都可以被跟踪、记录和存储。现在，非常地依赖计算机、不相信计算机、误用或是滥用计算机的都大有人在。随着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国家之间的联系的日益密切，人们越来越关注“电子隐私”的问题。

阿尔文·托夫勒歌颂过计算机消化数据的巨大能量，认为这种由电子构成的“社会记忆力”将有朝一日给我们带来一个“保留以往一切记忆的文明”。他告诉我们“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计算机正在生成一个“信息环境”，它将向我们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信息和组织合理的信息源，并远远超出25年前人们的想象”。

无疑他是对的。但这值得歌颂吗？历史学家西奥多·罗斯扎克指出，现代生活中盛行一种重大、崭新而又令人惊恐不安的做法，它把计算机当成了监视私人生活的工具。比工具更重要的是使用者的思想，计算机热衷者和专家可以把信息定义为无所不能的东西，但是，所有的数据库及其工作人员的追求只是最原始的数据：简单的基本事实。那些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人可以从过剩的数据里源源不断地撷取飞短流长的素材，他们的服务正需要这样的材料。他们的存在价值在于把人变成一堆枯燥无味的统计数字以便作出快速的评价，比如姓名、社会保险号码、银行存款数量、债务、信誉程度、薪水、福利支出、纳税情况、被捕次数以及偿还债务的能力。这些信息简洁明了，一览无余。数据库里的信息是把人的生活抽象为若干条赤裸裸的基本信息，便于迅速地作出商业和法律的决定。借不借贷款、出租或不出租财产、租用或不租用、逮捕或不逮捕……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二进制的运算规则，即开/关，或是/否。在方兴未艾的监视机器面前，我们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技术发展过程，而是实用主义哲学家终于通过计算机而实现的一种社会模式，它没有阴影，没有秘密，更没有神话，一切事物都变成了赤裸裸的数据。 电脑隐私权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