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节日静悄悄

快过年了。怎样过年，对于今天的很多人似乎都成了一个需要动动脑筋的事情。这“年”于我们如此熟悉，又好像仅仅是似曾相识；就像操作一件艺术品，不能因循别人不能墨守成规。

真成一个问题了

公历的岁末年初，是节日聚集的日子。元旦之为新年开篇，又因公历通行世界，与公务相关的事情都要在这时做个去年的交待和来年的前瞻，因为它这一“公”，就有了放之四海的权威。先其数日的圣诞节虽然源自宗教渲染，在今天竟成了基督教西方世界的最隆重最世俗的节日，这时它不仅关乎圣子，更关乎家长里短。随着整个世界都在向外做着气吞山河的生意，互相交换的就不会仅仅是物品。一时间，圣诞节在我们这儿成了与耐克鞋、夏奈尔香水、圣罗兰女服等名牌商品一样的名牌节日。

比起公历元旦这个主要是天文意义上的新年，春节是中国人之间的事情；比起圣诞节的名牌气势，春节是中国寻常百姓的家长里短之切近凡物了，纵使是千万大款、高官要爵，或脱俗精英也会俯身与民同祝，与民同过。

旧式过年的热闹，安静地书写在小儿读物里

怎么过？这困惑让我不由地翻开了旧帐。

在一本名为《传统民谣100首》的小儿读物里，我读到一些迎春过年的民谣，其中弥漫的喜气和等着新春到来的心气儿非今日之我可以共鸣。有一首开门就唱：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

沥沥拉拉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儿粘，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糊窗户，

二十六，炖年肉，

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糖瓜儿、糊窗户、发面蒸馒头，一派北方气息，大概可以说是北方过年的大事记。这真是叫“过”年，好像从腊月二十三就开始过了。这民谣让我朦朦胧胧地想起小时候一些片断记忆。糖瓜儿，我肯定在小时候吃过，现在不用等到腊月二十三，天一凉在街上就能买到，不知是人长大了，还是东西多了，反正我不馋那口糖瓜了。糊窗户是北京老房子每年要换的一件干净衣服，其实，一年当中哪一天换都可以，但是全城上下，大家都在这一天糊窗户。在四合院里住着的小孩看着一日之内，家家的窗户纸都雪白雪白，肯定有了一份“新”心情。蒸馒头在我们家从没有成功过，因为我父母都不擅厨道，看看邻居家打开蒸锅盖，热气腾腾中慢慢显露出的各种形状的馒头，嘴还没馋，心倒馋了。捧了邻居放在我手中的刺猬形的、仙桃状的馒头回家，说不出是想吃还是想向做不出馒头的父母表示抗议。平日里做不出馒头不算什么缺陷，要过年了，什么都不似平日了。

另一首迎春民谣中的民风与北方民风略有差异，但也是从腊月二十三说起，其中也少不了“割年肉”、“杀年鸡”的口腹之盼，又补充了“买对子”、“磕头儿”等成人世界的规矩方圆。具体的事项虽不熟悉，但那热闹的暖意、事项的实在和确定是不差的。

全民动员寻找过年道道，哪一种方式带我们走进新的一年

传统民谣自然说的是传统之事，但世界变了，生活变了，传统中的细节就遇到了继续流传的障碍。有些细节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比如糊窗户，现在居民房大多是玻璃窗，用不着纸糊了。磕头早被移风易俗了，虽然现在有小孩磕头接压岁钱的，但很像逗小孩玩，还没见有哪个成年儿女给父母长辈磕头的。而杀鸡炖肉可能会让人觉得倒胃口，至少别把它当成过年的主要内容。此外，传统中的有些细节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比如放鞭炮，这是大江南北过年时最高潮的节目，放弃这个节目最让人心有不甘，所以在很多地方挂一挂假鞭炮聊表心意所系。也有为此较真儿的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位来自台湾的教授彭培根先生就曾郑重其事地投书新华社等机构，大谈放鞭炮的种种必要。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迅速聚集，鞭炮的地盘真是所剩无几了。但又想想为什么不能组织放焰火呢？为什么国庆节放焰火，春节就不能与民同乐、创造一个气氛呢？

城里的节日不带劲，扮起猴王来闹春

“初一的饺子”在北方文化中，“饺子”的含意最丰富

曾几何时，电视春节晚会真可谓填补空白的大手笔，近几年却又衰势显然，一首《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唱得努力而流于矫情，让我联想到的是一首文革歌曲《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整首歌唱的就是“就是好啊就是好”，没道理可讲。一首歌从头到尾地唱着“真高兴啊真高兴”，无事可做，只剩个高兴，也有无聊之感。

其实让大家感到没了新鲜气儿的，也不仅仅是春节。想想前几年，敏感而不甘寂寞的“少年先锋”开始寻找带点内容的节日，把圣诞节作为“名牌”首选。但几年下来，圣诞节也被用旧了、用烦了，到了1996年，各地报纸都反映了圣诞节被冷漠的现象，连圣诞卡的售量也陡然下降。1995年时，在各大商店总能看到身形巨大的圣诞老人傻笑着为商家迎来送往。1996年，圣诞老人们都消瘦不少，在北京海淀一家商店原来站着巨大圣诞老人的地方被一排小小的圣诞老人的头像代替，气势锐减。

贺卡也曾帮了我们不少忙，过年送一张贺卡也适用于人口流动的今日生活方式，当朋友家人遥居异地时，贺卡是无论什么也比不了的同庆手段。然而，贺卡在今年也大不如以往火热。也许电话是一大替代方式。关于贺卡，我一直不能直面相对，因为挑一张够格的贺卡并非轻而易举。图案宜人的贺卡是不难找的，但是内页里的祝辞总不合我意。新年贺卡总要带上圣诞快乐的字样，而我并没想过圣诞节。而且祝辞通常以英文写出，我寄给的人不懂英文，那祝辞不就是一堆乱条纹？关键是这堆条纹正好占去了我要写字的地盘。今年的贺卡漂亮的、有东方气质的图案多了，可是打开一看，内页上写的是朝鲜文！如今世界到处融通，大家都挤到了一堆儿，什么东西都难提起味儿来。

热热闹闹地过年是我们的方式，设计热闹场面任重道远

一脸没辙儿觉得过年不知怎么好的，无非是“新”年没新鲜劲，该热闹的时候没热闹劲。谁不知现在的世界是日新月异，哪还等得到一年攒出点新鲜？而那鼓动新年气氛的热闹，也因为平日里日日出新的繁荣已经热闹一年了，还能怎么热闹？我把热闹的热，理解为暖烘烘的红色和室内温度，闹就是各种表达快乐的夸大的声响。红色我们还少见吗？一年到头都有新店开张、旧店翻新、各种比赛，这当中剪彩、红纸花、彩带等等遍地红色。室内温度除了在乍冷而暖气未到时有几日不宜，整个冬天还在忍受寒冷的人肯定日渐减少。新年里烧旺的炉火已不再作为暖烘烘的来源。至于欢乐的声响，由于没有了声声鞭炮响大受影响，新年里亲戚朋友来来往往的走动声，一群表兄弟堂姐妹凑在一起的嘻笑声，都简化为游走在电话线里的纤韵细语。而独生子女的家庭模式使得即便凑上几家人在一起也凑不出一群孩子，孩子少闹声就少。人声鼎沸的采年货、逛庙会的盛景倒是闹闹攘攘，但人挤人地买东西对于多数人不是享受，不像改革前，有些东西非那几天就买不到；现在想买的东西几乎都在商店里常年供应，何必非要这一挤。

朴素的窗花也透着一年的喜兴

近日在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北京人有了一种新的迎新年(公历元旦)的方式——到钟鼓楼听零点钟声。北京钟鼓楼的大钟曾在明清时代为全城父老迎晨送晚，京城方圆十余里都能听到。现在的京城当然不是当年的方圆十余里，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这钟声，钟鼓楼的4个角上分别安置了气动扬声器，据说元旦零点在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晰地听到钟声。可是，我住在中关村就一点也没听见，和我一样没听见的人一定比听见的人多。我想阻碍钟声传播的原因，一是城区的扩大，二是林立的高楼。现代的都市真委屈了那座大钟，有了外力相助仍难以再现昨日的轰鸣寰宇之势。

为了热热闹闹地过年，我们真是使足了心劲，动苦了脑筋，生造出的场面总是差着点什么。

过年是同一文化中的人共同的节日，一种形式如不是被所有人，至少被大多数人感知得到、参与得上、兴奋起来，它就不算是成熟的形式。可如今，大家都能感知得到、参与得上、兴奋起来的是什么呢？

到目前，这里的节日依然静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