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一场游戏一场梦

（文 / 刘怀昭）

一场游戏

小的时候曾为一件事受过一点刺激。在让我和妹妹做了一番“鸡兔同笼”之后，父亲给妹妹买了本书，还郑重其事地题赠说祝她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居里夫人何许人也，更不用说诺贝尔奖，但约略能感觉出这里面包含一种非同小可的荣耀。为此妹妹很兴奋，象受勋似的把书接过来，哗啦啦地翻了几下，然后扔到一边，玩儿别的去了。对她来说那是一场游戏到此为止，我却耿耿于怀，因为我不满意这场游戏的规则，即通过数爪子的办法来分辨鸡和兔子，我甚至不喜欢把鸡和兔子放在同一个笼子里这种想法。我读了妹妹扔下的那本《居里夫人的故事》，发觉我其实并不怎么想做居里夫人。但话已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已提前被打入另册说你做不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所以我当时有一点可笑的“居里夫人情结”，先觉得自己不行了。

大了以后发现，成人世界里的诺贝尔奖，连同周围的人的一种“诺贝尔奖情结”，果真与儿时的那场游戏有相仿之处。但公允地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态度，普遍来说是相当深以为然的，这和我当时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是中国人对诺贝尔奖这个游戏的确感兴趣，积极参与而绝不勉强。其次是输了之后，固然有疙疙瘩瘩的“情结”，但100年之后仍然跃跃欲试，还不致于像我那样觉得自己不行了，更没有像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那样，反骂诺贝尔奖颁奖机构“怀着可耻的私心”，控告瑞典人在科学上亲德、在各方面彻底反苏、在任何奖项上偏袒北欧，号召人们“不跟他们玩”。

事实上，诺贝尔奖已经是公认了的具有国际性权威的竞技项目，你愿意不愿意介入其中，人家都会拿诺贝尔奖这套话语来说事儿，这和我儿时那次的处境相同。更有甚者，诺贝尔奖成功地让世人相信，得不得奖已不仅是对个人的成就的确认，而且关乎对获奖者所出自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文明水平的评价。不仅颁奖仪式上要悬挂获奖人所在国的国旗，而且所在国的文化也终于可以藉此得到提携，从而够上世界级别。比如波兰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文学奖)终于有机会理直气壮地宣布：“这项由瑞典文学院所颁赠的国际性大奖严肃地肯定了我们在世界知识及文化进展中所占的地位。”川端康成也终于可以对着麦克风向全世界讲“美丽的日本的我”，淋漓尽致地向西方人展现日本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也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议厅中的19个座席中，第一次有了属于日本文学专家的座椅。有许多反例也同样地说明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感在这件事上的非同小可，比如《等待戈多》的作者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获奖曾引起了他的祖国爱尔兰的愠怒，拒绝承认这位得奖者是它的儿女，因为他放弃了母语塞尔特语而用西方语言中的强势文字——英文和法文写作。

诺贝尔奖颁奖机构既然挑逗起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就难怪中国人着急，难怪我们要有“诺贝尔奖情结”解不开：我们怎么就造不出个诺贝尔奖得主呢？100多年来中国科技落后、被动挨打，科学奖难以忝列其间倒也有情可原，可泱泱大国几千年的文化，竟然在文学方面也乏善可陈、拿不出个堪称大师级的人物来吗？鲁迅先生曾经告诫国人要耐心加虚心，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尚)得不到”(《致台静农》1927.9.25)。

游戏规则

先生恐怕不是一味的谦虚，而是相信诺贝尔奖的游戏规则，即“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大有人在。他说这话的时候自然不曾知道若干年后会有这样的事：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938年获诺贝尔奖，乃是“由于她对中国农村生活所作之丰富而生动的史诗式的描绘”。换句话说，诺贝尔奖的权威们在告诉我们，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深深地体察和理解，尤其是用文字成功地记载和描述、并以此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甚至后代的，不是鲁迅，也不是赛珍珠得益颇多的林语堂，而是一个操英语写作的外国人。中国人对此显然是难以接受和认同的。但不管你认同不认同，获诺贝尔奖的都是赛珍珠而不是鲁迅，这显然说明，在那些西方人看来，能“告诉你一个真中国”的是赛珍珠而不是鲁迅。何以致此呢？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回过头来先小心地审视一下游戏规则。

比如说，怎么解释诺贝尔奖近百年的历史上，在前面整整65年的时间里只出现了泰戈尔一位欧洲文化传统之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呢？以诺贝尔奖设立的初衷，是要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区别，提拔和奖掖全世界范围内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者，这用林语堂或鲁迅的话说，就是一种“费厄泼赖”(fair play；公平游戏)。但为什么结果不那么“费厄”，使东方人置于如此边缘的位置呢？一味地用“费厄泼赖”的话语解释，虽差强人意但原本也说得通：比如可以说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权威性不可能那么绝对，审美趣味也难求一致，云云；比如说瑞典是个极圈以外的偏远国度，其文学触角远不可能象欧陆一些大国(如法国)那样遍布而敏锐，所以由她来肩负一项国际性文学重任有时不免力绌，云云。但怎么解释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奖颁给泰戈尔的理由，即表彰“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自己的英语语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需要申明的是，泰戈尔首先并且主要是以他的民族语言Bengali写作的备受尊敬的东方圣者，而且当时瑞典文学院的评委里恰好有一位懂孟加拉文的东方语言学家Esais Tanger，因为他的介绍，西方人才完全折服于泰翁的歌剧、小说、诗集中恢宏壮美的东方气息。当然，泰翁还有一手，即，硬碰硬地拿出《吉檀迦利》等数本漂亮的英文诗集与之比拼。

看来“费厄泼赖”真的缓行了，这里的规则是，要想得到认同，要想获奖，最好是直接用英语或其他某种欧洲强势语言写作，使你的写作首先成为其“西方文学的一部分”。退而求其次，至少也要象大江健三郎那样直接雇个版权经纪人，进行流水线一条龙的翻译和推介，总之不能指望有卡尔费尔特(E.A.Karlfeldt)那样的好事(此公身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生前曾被提名该奖，因为避嫌而谢绝，但死后仍被追认，成为193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按诺贝尔遗嘱，该奖原只颁给活人，此为诺贝尔奖机构自己破坏规则之一例)。

这种游戏规则的意味显然是——像西方人自己意识到的那样——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1981年时有一家美国报纸就曾讥讽诺贝尔奖为“欧洲奖”(European Prize)，因为截止到那时，85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只有两个是用非欧洲语言写作的人(除泰戈尔之外只多了一个川端康成)。

然而诺贝尔奖并不愿质疑自己的国际意义和权威性，而且对此也并不想在“欧洲中心主义”之外找说辞：“(瑞典皇家)学院总是受到指责说，忽视了亚非等‘边远’地区。但我怀疑那里是否真能找到些什么。问题的关键是那里的文学(除了个别例外，尤其是日本)还没有达到能在其自身情境之外产生足够意义的水平”，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一个叫Artur Lundkvist的委员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重申了他在《诺贝尔奖是给谁的？》(The Nobel Prize to Whom？)一文中的上述观点。

规则的形成

在明白了游戏规则之后，你可能会大不以为然甚至大倒其胃口，真的想“不跟他们玩了”，但前面已经分析过，恐怕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愿“人在江湖”这种说法不会让人以为落魄，虽然愤世嫉俗是难免的：何以判断西方文化传统比东方的更有“超出其自身情境之外”的意义？这些对规则的质疑和讨论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其意义不在于急急地贴一个“主义”的标签了事，也不在于指出一种文化霸权现象而到此为止，而在于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拿来”的“费厄”(公平)这东西，本身并不是一种游戏规则，而是指对游戏规则的执行情况(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诺贝尔奖作为一种游戏，自有它的规则，这本身无所谓公平不公平，问题是这种规则的形成，或说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强势的形成，自有它的历史。我们应当理解这个历史，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批评。

首先，“人在江湖”是我们中国人在本世纪之初徘徊良久后，终于痛下决心选择了的生存状态，即，迎头接受西方现代化课题的冲击，结束夜郎自大的封闭状态，这种抉择有面对坚船利炮的无奈，也有对西方民主、科学、理性、人权、进步——也包括公平——这些崭新的现代理念的由衷激赏。虽然说任何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实践经验，但这一轮游戏一开局，什么话语起支配作用已是不言自明了。国学功底深厚如傅斯年者，“五·四”之初也喊出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步一步的阶段，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其言辞之激烈不亚于那位委员，可见我们闯江湖的决心和对规则的接受是不在话下的。

问题出在了百年之后，东西方一起回首现代化这件事，从各自的立场上发现了诸多问题：西方人开始发现把这些现代化理念推到极端后的弊病，面对一大堆自身不能消化的后工业废渣，于是开始反省自己殖民扩张的历史、反省这一过程中对其他文化无情的征服。而原来处于被征服地位的边缘文化也体味出了在以“现代化”为出路谋求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包括文化心理等各方面付出的惨重代价。正如一些学者看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作为运作系统而非意识形态的“主义”之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东西方面对的很多问题是共同的。比如，现有的游戏规则必然使东方越来越边缘，以一种被把玩、被消解的客体形象存在。于是便有吉卜林用印度.、赛珍珠用中国“骗”走诺贝尔奖的事，而东方人虽然会因此而产生生理性的不舒服，但按照既定的话语，也早就淡化了对自己文化的那份认同，听由别人玩“异国情调”了。

怎样玩下去

曾有学者引述音乐家梅纽因的话来总结20世纪这百年历史说，“它升扬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它也摧毁了所有的理想与梦想”。想必这“理想”与“梦想”中，便有各种处于边缘的文化对“费厄泼赖”所系的情愫。

而历史似乎也的确是在20世纪落幕之时提供了一种契机，使被置于边缘的文化族类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的共同命运从独特的视角发言，乔姆斯基们也满怀期冀地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看作解决人类现存困境的前途。总之，一个“非西方化的”、“去中心的”、张扬民族文化个性的新规则似乎正呼之欲出。

“他们做他们以为对的事，我也是”。这是电影《被捕杀的鲸》中那个远游客的结语。一个远游客想保护和营救一条退潮后困在浅水湾的鲸，而村里的渔民却一心要捕杀它，于是两种价值观发生了冲突(动物保护/捕来卖钱给贫困的渔民谋点好处)，结果远游客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了。当他的儿子奇怪他为什么没有在媒体追问时说出真相(反替渔民开脱)、为什么就这样淡然离去时，他说了上面那句话。他的意思恐怕仍然是：理解别人的处境是十分重要的，尽管利益的冲突可以是针锋相对的；冲突的结果可能不关乎对/错，过分的愤世嫉俗恐怕于事无补，也无助于别人了解和接受自己。

看来要紧的是抓住时机、抓紧时间做你自己以为对的事。然而当机会果真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结果也并不轻松：这时我们不能再把自己的边缘性一味地归咎于别人的偏见了，我们要担起自我批评的职责了，新的问题会是：在经受了这么一次(比如说在文学体系上)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断裂后，我们是否拿得出一个成熟的审美规则？ 文学泰戈尔赛珍珠一场游戏一场梦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