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和一名吸毒者共度24小时

（文 / 嵇晓雄）

“死啊——难过死了——再给我一针。”

歇斯底里的哀号梦魇般回旋在地梨港上空。地梨港是上海一个棚户区，位于闸北区交通路以北，铁路新客站附近。

嚎叫着的年轻男子，只有认识他的人才知道他只有三十多岁而非四五十岁。

他的外号叫大米，穿一套宽大得如同冷库工作服的棉衣，棉衣里边直接就是同样肮脏得令人作呕的贴身内衣。大米形容枯槁，头发比鸡窝里的稻草更乱。冬天，只要不是刮风下雨的日子，他总是不知羞耻地叉开四肢，半躺半坐在进出地梨港的主干道，地梨港路上的一家旅社边上。

不得不从大米身边走过的人们，纷纷侧过脸去。有些人实在看不下去，送他3元、5元。只有当一支装在2CC安瓿瓶里的无色透明针剂递到他的跟前时，大米那双混浊的眼睛才会显出些许光亮。

接下来的情形更让人不忍卒睹。大米一手握注射器，一手撩起衣袖和裤腿，摸索着寻找可供下针的静脉和肌肉。

大米的前臂肿得如小腿，小腿又粗得赶上大腿。血管周围的皮肤，针眼密密麻麻，就如同一张爬满了蛀虫的兽皮。在大米身上，有几处一元硬币大小的溃烂伤口，有的结了痂，有的正渗脓水。

大米就是这样一位行将就木的杜冷丁瘾君子。在医学上，杜冷丁是一种麻醉止痛药，因为它有特殊的副作用，一向被列为严格控制的管制药品。一家市级医院每天的杜冷丁用量，平均不会超过40支。

但在地梨港，在蜿蜒曲折如同迷宫般的小巷深处，那些非法销售杜冷丁的窝点，每天买出的杜冷丁居然达数千支，甚至更多。

瘾君子们发现，注射一定量杜冷丁后，会产生类似吸食鸦片、海洛因的快感。救死扶伤的杜冷丁于是异化成一种精神致幻剂，一种毒品。

“大米”之死

大米原本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为了多赚几个钱，每天下班回来，还在弄堂口摆一个小吃摊，谁也想象不出，这样一个小伙子也会染上毒瘾。

派出所曾把大米送进强制戒毒中心，第一次戒毒失败，第二次再送进去，医生说，这人没法治了。

春天到了，注射感染引起的脉管炎，杜冷丁毒副作用导致的脏器坏死，使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天，大米把母亲叫到床前，老人的记忆中，儿子临终的眼神既悔恨又蛮横。他留下的遗言是：“我过不了今天了，给我一针杜冷丁，送我上路吧！”

大米咽气后不久，在地梨港，又死了一个瘾君子，他的名字叫李太阳。李太阳死后，上海普陀、杨浦、南市、宝山等区，均有瘾君子死于杜冷丁。由于此时的地梨港已代替因旧城改造而被拆除的药水弄、普善路两个棚户区成为上海贩卖杜冷丁的主要据点之一，这些人过来买杜冷丁的时候也顺便带来了同类的死讯。

人人知道大米、李太阳之流的惨状，为什么仍有人继续与死亡接吻？

按照贾解生的吩咐，记者每次到地梨港去之前，总先呼他的BP机。随贾解生一起穿行在地梨港的小巷里，记者陆续目睹了药水虫给这里的住户带来的灾难。

一只药水虫往自己血管里灌完了杜冷丁后，打开居民家的水龙头，冲洗满是血污的针筒，水龙头底下，有一只待洗的锅子。

一个女瘾君子，擦着手臂上的血，把一张张手巾纸随手扔在地上。

一个孩子从阴沟边拣起药水虫丟弃的一次性注射器，记者正好撞见，于是一把夺过。

在僻静的角落里，有人蹲着或站着注射杜冷丁，没脸没皮的女人撩起裙子，打完针的瘾群子坐在居民家门口的凳子上呻吟，赶也赶不走。

很显然，丙肝、梅毒甚至艾滋病等血液传播疾病时刻威胁着居民。穷急的瘾君子还在地梨港一带就地偷窃、销赃。

走进毒窝——记者与药水虫共度24小时

过足毒瘾后的贾解生不时会胡诌他的灵感。有一次贾解生俨然像个哲学家，他说，“人要有钱，有钱之后，还有三重境界。第一是喝酒，喝得似醉非醉；第二是找女人，玩老婆以外的女人；第三是打针，一针下去，什么喝酒、女人全都不要了。”

记者同时也与李正接触，这使记者解开了一些谜，也让记者直接观察了瘾君子李正的24小时。

22时10分：记者随李正回家。李正的家是土木结构为主的棚户区中极少见的二层半钢筋水泥楼房，李正的父亲住二楼，李正安身在上面的半屋搁楼。

近20平方米的房间，一只25瓦的灯泡没有灯罩，孤零零挂在屋梁上。灯亮了，只见尿盆居中而放，臭得很；遍地散落着用过的注射器，喝完的矿泉水瓶，桌上的锅碗叠成小山，至少两个月没洗过；衣柜的抽屉半开着，上面居然结了蛛网。床上没有被子，但堆满了棉胎，还有男人、女人的袜子。尽管灯光摇曳，记者还是看到了棉胎、袜子上的一滩滩血迹。

22时13分：这是记者第一次看到瘾君子注射杜冷丁的全过程。李正左手抓住一只长丝袜，牙齿咬住另一头，使劲扎紧右前臂，连扎3针，都没抽出回血，李正嘟哝着，“打得太多了，这条血管又废了。”

再用右手为左手扎针，第一针依然没有反应。第二针下去时李正居然咬紧牙关，拿针头在自己的皮肉里乱捣。

终天成了，他舒了一口气，记者也出了一口气，趁着他药性还没上来，记者问：“这么疼，还扎？”李正道：“你没打过杜冷丁，不知道药瘾上来多难受，我用烟头烫自己，用刀割自己的肉，把头往墙上撞，打针疼，疼得舒服，疼的时候，就想马上就可享受了。”

“天哪！”记者想，“杜冷丁竟能把人变成如此！”

22时19分：李正把针头留在身上，针筒又吸了一支2CC的杜冷丁，追加进去。注射的时候，李正一次次抽出静脉血刷洗针筒。这就是药水虫，他宁愿多流血，也不浪费一丁点杜冷丁。

很快，李正进入了瘾君子所谓的“飘”的境界。起初盘腿而坐，嘴唇歙动，如和尚打坐念经；接着便左右前后晃动，作不倒翁状。记者听说，有的瘾君子就是这样摇晃着，一头栽下床死的。当然，他们的死亡诊断上只留下“颅内伤”或“颅外伤”的字样。

23点04分：李正药醒。他极无条理地向记者谈起染上杜冷丁瘾的经过。以下的话是记者整理的。

李正说：“我以前是做黄鳝生意的，不是小贩，是批发，在宜川路市场上有摊位，也有名气。我现在落魄了，打上针后，一天开销千把元，黄鳝摊变成了水果摊，水果摊也卖了，眼下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过去是从上到下一身名牌，打起架来一个顶三。现在不行了，人像个瘪三，人家一推我就摔一跤。4年前，我因为生意上的事，跑到昆明去躲祸。无聊得很，老婆又离婚，吸上了海洛因。海洛因的开销太大，我就用杜冷丁代替。开始时，每天打两三针足够，没想到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支，开销反而比海洛因更大了。父母兄弟都同我绝交了，我被公安局关过两次，就是戒不掉呀！我的第二个老婆是好人，为了供我打针，自己去贩针，现在被公安局关进去了……”

23点50分：李正突然说要出去一次，他带回来一脸的沮丧道：“我一个朋友的儿子病了，缺80元钱。”记者给了他100元，只10分钟过后，李正又带回了4针杜冷丁。

尽管编辑部有规定，绝不向瘾君子提供毒资，但记者仅在地梨港采访的过程中就被骗掉六七百元。瘾君子编出各种谎话，例如，出租司机在前面等，我忘了带车钱，借20元。女儿交不上学费，借50元。把钱给我，我替你买香烟，记者100元递过去就如肉包子打狗。

记者和衣躺在李正的床上，注射后李正又一次飘起来，只听他对记者说：“明早4点钟起来，跟我到集市上去贩黄鳝，我给你留10斤，最大的有油条那么粗，你自己吃。细一点的划鳝丝，送给你朋友。”瘾君子们说，用杜冷丁到一定量后，会进入一种“要什么想什么，想什么有什么状态”，显然，这时的李正在做着他的南柯一梦，回到了过去的好风光。

次日早晨5点：不知谁家婴儿的一阵啼哭把我唤醒，天色渐明，吆暍声、自行车的铃铛声、脚步声透过纸糊的窗户传了进来，家家户户洗刷便器的臭气和大饼油条摊的香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上海老城区独有的气息。现在的李正呢？他死猪似地躺在我的边上，他是一个药人、废人，一具行尸走肉。

13时10分：李正起床。不知从哪儿找出一碗已经有些变质的米饭，泡上热水呼呼地灌进肚子。从穿上皮鞋，套上那件藏青色西装的一刻起，他又要为一天的生计，更确切地说，是为杜冷丁奔波了。

13时20分：李正“上岗”。他的岗位从地梨港至交通路。这一“丁”字型地带长约50米。李正属于药贩子中最低级的“遥控模子”。在李正活动的这一片地段，与他一样的遥控模子大约有十四五人，他们游弋着，眼睛如筛子，从过往的行人中发现潜在顾客。当然，他们同时也得注意是否会有警察从天而降。

近10个小时，李正做成7笔生意，外带一次为阔佬送货上门，李正有时会点评一番他的顾客：“那女人，她是替老板来拿杜冷丁的，每10支送我一针，她自己揩油两针。”“那个男的，皮大衣好漂亮，不过也快了，他去年打针打掉了一辆自备车，那件皮大衣用不了两星期准得卸下来。”记者注意到，李正的7名顾客4男3女。两人是走着来的，一个开摩托车，还有4人“打的”。

18时20分：记者提议到小餐馆吃晚饭，李正涎着脸皮说：“你吃大排面，我买两个大饼，余下的钱可以多买一支杜冷丁呢！”

如果瘾君子口袋里有100元钱，他们通常这样消费，90元买3针杜冷丁，7元钱一包健牌烟，3元钱一瓶矿泉水，边打针边抽外烟，据说可以增强药力。瘾君子内热重，又懒得烧水，他们每天都喝大量矿泉水。这是记者的经验，在地梨港，如果一家杂货铺矿泉水销量特别大，那么在它附近十有八九就有一伙人在打杜冷丁。对于瘾君子来说，只要不饿得前心贴后背，吃饭永远是极次要的。

21时15分：记者按不住好奇心溜进李正的窝，翻箱倒柜察看一番。原来，数九寒天李正仅穿西装，绝非他不怕冷，这已是他唯一的一套衣服。李正的老婆不是因贩杜冷丁被捕的，她的罪名是卖淫。

这就是许多毒鸳鸯之间的“恩爱史”——女的傍上大款，与大款一起打针。钱完了，瘾重了，女人出去卖淫，男女双方用卖身钱继续吸毒。

22时：李正仍做着他的生意。天更冷了，在北风中他捂着肚子缩着脖子。

过去的24小时，李正一共注射了17支2CC杜冷丁，记者在医学书上看到，每天注射6CC杜冷丁是一个人的用药极限。

这位年轻的吸毒者毒瘾发作后痛苦不堪 杜冷丁瘾君子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