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周观象(27)

（文 / 周梅月）

如何保护大熊猫

最近一份关于通过体外受精以获取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大熊猫”5年(1995—2000年)项目，在科技界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同时也加剧了“圈养派”和“野外栖息地保护派”之间的分歧。

试管大熊猫的倡导者计划建立一个名为“大熊猫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胚胎工程”的开放实验室。他们认为，目前大熊猫种群数量甚少，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新技术来大幅度地增加其数量，防止其绝灭。这个工程计划共需1500万元人民币资金，其研究项目计划从一雌性死熊猫或活熊猫体内取出卵巢，应用机械法和酶消化法分离卵母细胞，置适宜卵母细胞生长发育的培养液中，使其成熟。再将成熟的卵子与已获得的精子共同培养，达到体外受精，并将受精卵培养成胚胎。尔后进行胚胎冷冻研究，置零下196摄氏度液氮中长期保存。待有合适的受体时，即可解冻胚胎，并移入适宜卵子着床的大熊猫子宫内令其受孕产仔。成都动物园张先生计划先在黑熊身上作胚胎移植的试验，至90年代末对该技术很有把握时，再考虑将此技术应用到熊猫身上。

然而，好几位大熊猫专家对该研究项目的实用价值提出质疑。中科院动物所受精生物学家陈大元教授说，试管大熊猫项目对于增加熊猫数量“既不可行也不会有帮助”。对试管大熊猫项目更尖锐的批评来自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潘文石。这位现年59岁的动物学家在四川卧龙和陕西秦岭大熊猫栖息地工作了16年。“大熊猫不是实验动物，”他说，“从雌性熊猫体内取出卵巢这一手术，对熊猫来说，即便不是致命的，也是极不舒服的。在牛羊等家畜身上已做成的试管牛或试管羊，是以成百上千例的失败为基础的。熊猫数量太有限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失败？”

潘先生认为，拯救大熊猫的最好办法是保护其栖息地和将圈养的熊猫放归野外。令潘先生担忧的是，在国家资金极度紧缺的今天，拨给试管熊猫研究项目的钱多了，用在野外的钱就可能减少。“熊猫在野外的存活率比在动物园要高得多，”他强调说。从1988年至1995年，潘教授和他的同事在秦岭观察了约80只熊猫，其中新生的熊猫仔有11只，自然死亡仅4只。潘先生说，即使在竹子开花的时候，“熊猫也会迁移，转而食用其他种类的竹子，或干脆去到另一海拔高度的地方觅食”。

试管大熊猫项目已得到由成都市计委组织的论证委员会专家组的肯定，现已申报国家计委审批。动物园圈养工作由建设部主管。该部城建司园林处的赵庆国先生说，动物园一方面可为濒危珍稀动物提供避难所，为科研人员提供研究机会，另一方面又以其特有的直观的方式对游客作科学普及保护珍稀动物的教育。“自然保护区一般游人很难涉足，不可能起到这样一个直观的、生动的效果。”他说。

据统计，我国政府计划拨款6千万元人民币，完善现有的13个大熊猫保护区，新建14个保护区(多数在四川省)，并且在保护区之间建造17条木竹廊道。这项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工程始于1992年。除国家拨款外，该工程办公室希望从国际社会得到两亿多元人民币的援助。“我们认为，像大部分物种一样，大熊猫应当在野外生存，”林业部保护司保护大熊猫工程办公室的周志华女士说，“动物园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

不过，周女士承认，国际社会不如她们预想的那么慷慨。“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资金不足。”她说，该办公室已得到的103万美元来自对送往韩国和日本作为10年研究对象的两对大熊猫的报偿(共约203万美元)。建设部也分得103万美元，剩下的给了提供熊猫的动物园。

鉴于大熊猫对于拯救濒危珍稀动物的象征意义，就试管大熊猫项目而在中国展开的这场争论得到了全世界科学家的关注。“不管他们做什么，全世界都将在注视着，”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著名病毒学家斯提芬·欧博莱恩先生说，“大熊猫的事情从来就是这样。”

周梅月  

国货意识与收入水平

买进口货还是买国货？最近由北京勺海市场调查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揭示了一种有意思的社会现象。

这次调查对象为北京城8区40个居委会918位18-60岁的市民。调查结论可推论至北京城区所有18-60岁的市民。

调查使用了美国两位学者设计的国货意识量表(英文原名为“消费民族主义”量表)。1987年，美国学者西姆普和夏尔玛设计了这套量表，并对洛杉矶等美国城市的居民进行了调查。

这套量表由以下10个题目组成，每个题目为一种说法，要求被访者在“非常同意”、“比较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比较反对”、“非常反对”5种态度中作出一种选择：

1.买中国货、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

2.只有中国市场上没有的商品，才应该进口；

3.真正的中国人不会买洋货；

4.买洋货，就是做洋奴；

5.买洋货不对；

6.我们应当买国货，不要让外国人赚我们的钱；

7.中国人不应该买洋货，因为买洋货会损害中国的企业，引起失业；

8.从长远来看，买国货会有损失，但我们仍倾向于支持国货；

9.只有国货没有时，才可以买洋货；

10.买洋货的中国人要为同胞的失业负责。

将“非常同意”赋值为5，“非常反对”赋值为1，结果显示，北京人“国货意识”的综合得分为26.2，高于洛杉矶市民的得分(24.3)。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月收入水平在1500元的人(此时的国货意识为23.3分)，收入降低到800-1500元时，国货意识提高1.2分；收入降低到400-800元时，国货意识会提高3.2分；收入降低到200-400元时，国货意识会提高6.6分；收入降低到200元以下时，国货意识会提高10.1分。

看来，真正解决民族工业的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于提高国民的“国货意识”。

献礼工程的问题

记者在最近对北京东单北大街改造工程的调查中了解到：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仍是困扰工程质量的一个突出问题，其典型表现莫过于忽视工程建设的基本规律。在定下项目的同时，便毫无根据地把后门也关上——“七一竣工”、“元旦剪彩”、“十一通车”等等。

已竣工十多个年头的北京东单北大街改造工程，至今还拖着一条“割不掉的尾巴”：路面下的一条热力管道沟因不防水，需要定期抽排积水。

据介绍，当时热力管道沟尚未做防水处理，工程限期已到。为了领导能剪彩，路面铺设单位强行浇注沥青。结果路是按时通车了，但地下水却开始不停地往沟里流。这么多年来，为了维护管道花掉的钱已不低于200万，可当初如果做了沟外防水工作，只要花上10万元就能彻底避免沟内进水现象。

合理的工期，是保证工程质量的重要前提。因急于求成而不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除为质量埋下隐患外，还会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惊人的浪费！

令人忧虑的是，类似现象涉及建筑、冶金、铁路、煤炭等多种行业。目前，世纪之交即将到来，一些地方又开始搞起了边勘测、边报批、边设计、边施工的“倒计时多边工程”，并定性为“迎接21世纪的献礼工程”。难道还要把这样的风气带到下个世纪吗？

为何盲目迷信保健品

日前，广州一名7岁女孩一口气喝了9瓶口服液。母亲知道后焦急异常：这促进生长发育的液体过量摄入，宝贝女儿会不会……

后来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场虚惊。

这显然反映了中国保健品的质量问题。对此，国家有关部门也予以了高度重视，并对保健品市场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据报道，全国保健品年销售额从1994年的3千亿元减少到去年的1千亿元；同期，保健品生产企业也由3千多家减少到1千多家。

平心而议，保健品质量问题似不应完全由厂家负责，厂家是按供求原则办事的。是谁创造了那么多的“燕窝”、“鳖精”神话？大概消费者盲目依赖，甚至迷信保健品的民族心理定势也难辞其咎。而这又不是一纸法律条文即可解决的。

电子钱包火爆福州

越来越多的福州市民用建设银行的“电子钱包”在商场购物，在饭店“买单”，在异地取款。据报道，自去年11月建行福州市分行在全市金融界推出第一张“电子钱包”以来，“电子钱包”以月增万张的速度猛增，迄今已突破10万张，吸收存款近2亿元。

由于其方便、快捷、安全等特点，“电子钱包”使用范围目前已由福州市扩展至全省，并实现了全省漫游；“电子钱包”特约商户迅速扩展，仅福州市内能用电子钱包的百货、宾馆、餐馆、娱乐等商户就达260多家；40余台建行自动柜员机也落户榕城。与此同时，“电子钱包”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已具备存款、取款、查询、转帐、代发工资等，满足了持有者多方面的要求。

北京中学生两成不会写信

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第一次中学生书信比赛活动中，主办单位《邮政周报》社共收到3352封参赛信件，其中有731封由于不符合用邮要求和参赛规则而被取消参评资格，约占22%。

这些不符合规格的来信，多数属于没有使用标准信封，没有正确书写邮政编码、没有完整书写收寄件人姓名地址，没有使用书信体格式书写。一些中学生竟然在收件人一栏直接写成“爸爸收”或“妈妈收”。

当代中学生如此缺乏用邮知识和书信知识，从另外一个角度暴露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家庭与学校盲目追求高分数和升学率忽视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及基础教育薄弱等等问题。 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大熊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