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美学生的归与留

（文 / 曹海丽）

由留美博士林毅夫、易纲，留英博士张维迎等6人发起筹建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于其共同的留学博士背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代表了90年代海外留学生“回流”潮的典型。我国政府最新统计，改革开放17年来，已派出留学人员25万人，回国工作的达8.1万人。但事实上，目前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人员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尽管在1993年，政府采取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和双向交流、各种方式为国服务的政策，目前留学生的回归率仍只有20%(包括自费生)，而根据东亚一些后起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同时，最佳的回流比数是大约外流人才的60%-65%回归，大约30%-35%的停留在外，其中大多数人沟通母国与他国之间的信息。

世界不同权力分配的结果

人们一度将留学生与“人才外流”划上等号，并曾经在80年代展开过一场“社会大流血”的论争。

事实上，人才外流已表现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它首先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反映了母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也表现了国际竞争的残酷性。从母国的角度看，一方面是合格人才的缺乏，另一方面是相对的人才过剩。人才外流在客观上体现了世界不同权力分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成为高技术人才的聚集地，合格人才的流入，又加速了美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科学技术革命后，科学成为了国际间最有活力的直接的生产力，科学人才也就成为国际间争夺的主要力量。

英国学者Legden，曾把“推”的因素具体概括为：落后的经济状况，相对的人口过剩和个人机会的稀少，落后的工作环境和低收入，高技术性工作和科研环境的缺乏，教育体系的陈旧，国内外信息的脱节，不健全的组织机构和不科学的决策等；“拉”的因素则包括：较高的生活和高收入，良好的科研学术环境和政治上的相对自由，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城市生活和竞争的吸引性，较多的高技能的就业机会和较自由的流动性，较多提高自我和知识更新的机会等。

中国留学生为何滞留

前不久，就读于美国纽约Syracuse大学的张雁冬女士对1368名留美学人作了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并给出了定量分析。和人们想象中出去主要是为了赚钱的成见不同，结果显示，留美学生更加关心国内的政局稳定和宽松的学术环境，经济并不是影响人才外流的最主要原因。

旅美学人的家庭收入(表1)  

旅美学人在美基本经济情况较为复杂，平均收入在2万—2.5万美元之间。相对国内情况，被调查者的1/3认为大大好于中国；1/3认为稍强于国内；另外1/3则认为不如国内，因此，经济因素也是较为重要的促进人才回流的基本原因。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11%的人表示了坚决回国的意愿，19.5%的人表示不愿意回国，将近70%的人表示愿意和可能回国，但不知道何时，这意味着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滞留在外。(见表2)

以上结果显示，个人发展的因素是促成国内人才外流的根本原因。张雁冬在研究中发现许多人在中国拥有较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出国是为了知识更新和得到更多受教育的机会，而不是认为中国有极度的限制。

影响旅美学人滞留未归的根本原因也是促进人才回流的主要动因。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此消彼长，悄悄影响着“推拉”因素的变化。

张雁冬对“为什么回国”做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见表3)

和本世纪初大批留学生向西方寻求中国出路、探索立国安邦的驱动力不同，对这一代留学生而言，他们不会放弃“小我”而求得“大我”。只会寻求两者的结合，或者立足“小我”的发展而辅助”大我”。但另一方面，美国目前的国内局势，失业和种族歧视，新闻媒介的“文化垄断”，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不舒服。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拉”的信号。

竞争人才就是竞争资源

今年2月，4位刚刚获得美国“克林顿总统奖”的杰出华人在白宫得到克林顿总统的接见。7月，他们又出现在北京，这回是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

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中国高校3700名学科带头人中年龄在50岁以下者仅为5%，到世纪之交，90%以上的学科带头人将退休。而在新闻学等众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则更存在着严重的“学科断层”问题。

当前，中国急需数十万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律师和会计师。中国现有律师总数还不及华盛顿一个城市的律师人数多。上海一地近年内就急需34万各方面的人才，包括13万商业、金融、房地产和住宅方面的人才，7万高新技术人才，以及14万外向性应用人才，但上海改革开放以来有7.8万人出国留学，近年来虽然该市学者回归率逐年上升，但截至1995年3月底，已回上海工作1.5万人，仍不及该市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1/5。

与此同时，国际间的人才竞争却在愈演愈烈。1994—1995年度美国已有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2500多所大学登记注册的外国留学生452635人，自80年代以来在美大学的外国学生中通常有约60%主攻科技或工程专业，他们中的半数在学习结束后留美工作。这样，单留学生一项美国每年就有10万至12万各国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为其效力，提供高级人力资源的新鲜血液。

将留学生问题置于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大背景考察，随着国际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和各国在经济与其他领域中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人力、物资和资源)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也变得日益频繁和规模更大，以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其中，人力资本的流动，反映出了世界各国对高层次人才的激烈竞争。香港近年出现了“人才外流”和“人才流入”同时并存的新趋势，而印度留美人数连续3年呈下降趋势，许多印度留学生开始选择经济发展迅猛的亚太地区作为深造的地方。这种全球人才交流和各国之间日益加剧的人才、人力资源之争，对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机遇。

为什么回国(从国内看)          （表2）

为什么回国(从美国看)    

为什么不归(从国内角度看)       (表3)

为什么滞留(从美国角度看) 

先后在法国、美国、日本等著名大学作访问教授，并开设过“最优控制理论”等多门课程的青年科学家雍炯敏  

信息前沿的了望者

在求学率最高的美国，中国学生的主体一直是以研究生为主，根据1994-1995学年的统计数字，中国大陆在各大学学习的总人数为39403人。本科生、研究生和其他学生比例为15∶82∶3。同年，日本72∶18∶10，韩国44∶46∶10。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力量对留学生类别的影响。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留学生的学科范围从传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转而面向新兴学科，如电脑、心理学、中国学、经济学、商业管理等等。原有的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模式依然存在，但比值有下降趋势，而商科学生的人数明显增多。这种趋势在本科生中更为明显。根据1994—1995学年的同一资料，在3584名中国留美本科生中，学商科的已高达22.7%。学科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变化。

留学生的特殊性在于其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吸取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纽带。留学生资源包括了学术知识和信息、社会影响和文化经验、社会网络3方面的内容。

近年来的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博士或博士后学位屡见不鲜，一些人在毕业后便进入了本学科的研究前沿，更大量的中国学生则进入各类纯学术或商业性的研究机构或公司的研究部门，有机会观察和了解更多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动态，并对美国商业运作的规律程序和管理机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体验。这批留学生将始终是一个知识的源泉。

在美国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留学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在美各大学担任讲师以上职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学者有1187人。这些人大部分在州立或中小型大学任教，还有相当一批人在美国各专门研究机构任职。

同民国时期留美学生一样，当代这批留学生通过互相帮助和联系，已形成了一个中国学人网络，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技术、人文与其他方面的咨询服务，以帮助中国更全面更深入地进入美国等发达国家。

在信息交流，天下越来越小的前提下，不能忽略这些人才已产生的资源。从这个意义说，人才并不是简单的外流。

寻找回来的路

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表明，经济越发展，回归的人越多，发展越迅速。但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就将“水到渠成”。对中国来说，这仍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

美国宾州印地安那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王希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建立留学生人才资料库，包括各国留学生的人数、专业分布、学业完成情况，各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题目，任教及出版的专著信息；全面跟踪在国外各领域中崭露头角并取得相当学术成果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报道网络；建立长期、开放、多层次的留学生学术交流网络，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培育建立一个能客观理性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和讨论中国问题的“中国利益思想库”或“中国利益集团”等。

事实上，人才外流并不可怕，人才外流是发展过程中的合理结果，重要的是资源的回归。吸引人才回流除了潜在的有利于个人发展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让留学人员强烈地感受到国家需要他们，他们被国家需要。 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