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演绎“超人”的故事

（文 / 刘慷）

瑞吾说：“如果‘超人’是指哪怕自己觉得不顶劲也要硬撑住，那我就是”  

国内可能很少有人听说过克利斯托弗·瑞吾其人其事，但一定有很多人知道80年代初他在好莱坞银幕上塑造的“超人”形象。《超人》(Superman)曾经在西方家喻户晓，尽管瑞吾自己根本不相信“超”人这回事——他觉得这种角色有点傻里傻气——但他的确是从演“超人”开始交上了星运。但让他更没想到的是，10多年后他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让他重又回到了“超人”话题上，而且这回他开始琢磨出了一点真正“超人”的味道。

英雄末路

概括地说，10多年后，瑞吾栽了个天大的跟头，使他再也没能爬起来。这不是一个比方。

去年5月，瑞吾原本该动身去爱尔兰拍电视剧《绑架》，但弗吉尼亚州的几个朋友非拉着他去赛马。瑞吾便栽在了他那匹刚买来的12岁的巴克上。“我只记得赛前的那天我去遛马、骑着巴克去热身练习。接下来我就记得我睁开眼躺在弗吉尼亚大学医院里。”瑞吾苦涩地回忆道。

事情发生在巴克第三次越栏起跳时，它嘎然收住了脚步，瑞吾飞了出去，但绝不是以“超人”的姿式。他成了一个全身瘫痪的残疾人。严格地说，瑞吾属于“C1—C2”型瘫痪，俗称“绞刑伤”，因为是颈部和脑干间的脊椎发生断裂。

“中枢神经系统不可能像末梢系统那样恢复，”瑞吾了解自己的处境，“你被人砍掉了胳膊，你还可以把它接上，说不定哪天你还能接着打棒球。但进化没给中枢神经系统安排下这种好事。有人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受损后能够恢复，也不会有原来的反应力和速度，在弱肉强食的自然选择状态里必然处于劣势，不如干脆死了。所以进化就压根没有安排中枢神经的恢复。”医学在这个领域从来与诺贝尔奖无缘，因为鲜有突破性研究进展。道理明摆着，医学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无异于让躯体做它命定了不能去做的事。除非你是超人。但瑞吾不是，甚至想也没想过。

“当他们告诉了我我的身体情况时，我觉得自己甚至已不是个人了。”他回忆道。在急救室里，他头上被套上了紧箍咒一样的圈子，注射了吗啡，“我在拍《超人》的时候就隐隐地担心过英雄末路这种事，你想，超人被车撞死成了头条新闻，那种羞耻和尴尬。”

“丹娜冲进了急救室，跪在我的床边，平视着我。我说：‘这可能不值得了，或许我应该就此了结。’她哭了，她说：‘可你仍然是你，我爱你。’那救了我的命。”

然后大夫们给他清肺，因为肺里积了不少液体。一般来说这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就不停地像抽水那样往外吸，把管子一直插到肺里去。”瑞吾说。这期间他不安地用舌头挣脱了吸管，想对丹娜说什么，慌得护士们七手八脚把他的头放回原位。

没有比C1—C2的处理更危及生命的了，这时真正救了他的命的人是简医生。他在瑞吾脑干的1.6毫米内操作，如同在刀尖上跳舞；他从瑞吾臀部取骨，将之压挤到能填到C1和C2之间。然后他还得在头盖骨上钻洞打眼、穿针引线。简单说来，他做的事情就是把瑞吾的脑袋安放回到躯体上去。手术后，瑞吾伊伊呀呀吃力地发音说：“我想谢谢你给了我这条命。”简走出急救室时满眼是泪。

当年瑞吾因演“超人”而成为偶像  

“没有什么会糟到一塌糊涂”

让我们先别来谈治愈这回事，这显得太过轻松。瑞吾所面对的现实让他不可能潇洒，不可能装作相信治愈是一种可以学会的技巧。“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想：‘我把自己的生活给毁了’。但人只有一条生命，不能说：‘我这回弄砸了，再给我一条命吧！’”入夜时，他梦见和丹娜一起弄帆冲浪，梦见和孩子们玩耍，梦见坐飞机、演戏、甚至还梦见骑马。但一睁开眼就得面对残酷的现实：“在嘴上说说要有个积极的态度是不难的，”他说，“但我对重新拼凑身体的技术细节了解越多，我就越动摇、沮丧。这可是个医学课题，我们谈的是撕扯掉了的神经，而不是别的。”

光轮椅本身就够让他害怕的。“当我头一次被放进去时，我不知怎么陷入极度恐慌中。我想：‘这不是我的地方，我不要在这儿，让我离开。’我的双臂被捆住，身上也系了安全带，双脚也各就其位地被塞入踏板，整个儿像坐进了电椅。”

接下来就得习惯这副样子，还得学会记清这台复杂机械上的各种数据显示。住院期间，有一回深夜里氧气吸完了，自动报警声响了起来。门卫开门问：“你没事儿吧，瑞吾先生？”瑞吾快要窒息了，拼命从喉咙里发出“咳、咳”的声音。其实当时只是重新插一下管子的举手之劳，可门卫大概是不敢越职，跑去叫护士。这个片刻里瑞吾憋了四五下呼吸，感觉就像捞到船上的鱼。“……那种无助的感觉，从没体验过。”

好在“断气”的事并不时常出现，但那种被孤立的、无助的心理障碍时时会有。“我不知自己到底怕什么，但我觉得脆弱极了，像是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可怖的冒险。”

有惊无险的事在护理期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有几次他实在撑不住了，感到死神向他招手，他急切地想对周围的人喊出来：“很抱歉，我得走了。”但每次他又被拯救回来。

渐渐地他学会控制情绪。除了因为有丹娜在旁陪伴，孩子也是极大的慰藉。他在婚前曾与格埃·爱克斯顿育有一儿一女，这两个孩子闻讯后立即从英国赶来，一直陪伴他。爱克斯顿本人也来了。

去年9月，他过生日，医院允许他回家一次。“那是我自出事后第一次回家，远远看到自己的家，看到一切如故时，几乎是战栗的感觉。但当意识到今后在这里的日子会怎样地不同以往时，勇气又整个被击倒了。我在车里停了很长时间才定神让人把我抬下来，但还是难以有勇气回家。丹娜在院前的小路上紧紧搂着我，过了好一阵，我才终于打起了精神，感到没有什么会糟到一塌糊涂。”

他开始逐渐摆脱自怜的心态。“那种感觉还会时时涌上来，这时我就问自己：‘我能营造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我有什么样的生活？’这样就会发觉能做的比自己想象的多。”

“如果所谓‘超人’是指哪怕自己觉得不顶劲也要强撑住，那我就是”

在接受了现实之后，他的思路开始移向了寻求治愈的途径上面。这在心理上是个早晚得解开的疙瘩：残疾人总对别人说，接受我们这个样子吧！但骨子里又不愿别人另眼看待——瑞吾既是他所是的样子，又是他所不想是的样子。“你不想被现状束缚住”，但事实是，现状不仅束缚了你，还在束缚你周围的人。受人照顾的感觉是矛盾的：“那是在取走他们的人生机会，改变他们的期许，使他们处处先要适应我。”他提起了他在演超人的那个时期的感触：“那时我被当成了个象征性人物似的到处邀请，去各种基金会啦，去看得了绝症快要死的儿童啦，因为他们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见到超人，虽然我并不是。但即使我穿条牛仔裤去见他们，他们还是照样把我当成超人。每次我出来都是汗津津的，吁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然后继续过我的日子。现在是我自己坐在被探望的屋子里了。”他说，“如果我周围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人把饭送到我嘴里，或者帮我解手排便，没有人抱我上床，没有人为我翻身，我就完了，我就什么也不是。”在轮椅上，他读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迷的慰问信，这些使他开始重新审视“超人”的故事。他一共演过4部关于“超人”的电影，他发现“超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

“并没有人给我写信说，‘你应当以身作则，挑起某种公益运动’，但人们确实希望能看到瘫痪的治愈途径，而不是一把更好使的轮椅。”他在治疗期间结识了其他许多的瘫痪病人，这些普通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可以拥有一个个人救护班子，全指望医疗保险。而对他个人来说，他每年的护理费用是40万美元，开销包括24小时的护士护理、昂贵的药费和各种会诊。他的医疗保险总共是120万美元，只够这样用3年，而他不想让丹娜扮演他的全职护士，她有自己很成功的事业，是个称职的妻子、母亲、演员和歌手。他决定为他自己、也为美国25万其他坐在轮椅上的人做点什么。他开始再度抛头露面，开始游说。

他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是为脊髓研究募捐。美国医学研究虽然前沿，但在脊髓研究方面是冷门：每年有1000左右瘫痪者，连医药公司也懒得问津。瑞吾表示，除了人道的考虑之外，他还要申明的是，在研究方面的投资可以为美国节省几十亿美元的开支：脊髓损伤每年的护理费用共是80亿美元；与它相关的老年痴呆症每年护理耗资900亿美元。“我一直在留心预算方面的争议，好多争议都是围绕医疗方面的福利救助。依我看来，与其讨论如何减缩和节省，不如讨论研究上的投入，而这些要靠什么激发起来，而不能光靠良好愿望。”他说。他鼓动政治家们帮助科学家，他鼓动科学家给他和其它人带来希望，他鼓动自己主动参与调节身体的状态，为治愈的一天作好准备。他等待着那一天。“我会用脑子想：‘我的右臂，抬起来，一、二、三。’我学着使用意志力。”他对“超人”有了新的演绎，“如果它的意思是说哪怕自己不顶劲了也要强撑住，那我就是吧。”

瑞吾已成为迄今坐轮椅的最著名的公众人物  

“在天上变得可能的事，在地上就可能”

电视采访节目总要追逐热门人物，瑞吾就利用他的名望和机会在尽可能广泛的层面传播他的主张。去年9月，他第一次坐着轮椅出现在媒体上，成为迄今坐轮椅的最著名的公众人物——甚至比弗兰克林·罗斯福还出名，因为罗斯福不肯以这副模样面对公众。瑞吾说，在他50岁生日那一天，他希望能站起来，举起酒杯，感激所有帮助了他的人们。他今年43岁。公众反映极热烈。

加州的一位女慈善家兼骑手卓安·爱尔文·史密斯深为瑞吾的感召力所打动，尤其感佩他对“肇事”的巴克没有只字的怨恨，她于今年1月赞助了100万美元，在加州大学建立了瑞吾·爱尔文脊髓研究中心。她还另外设5万美元的奖金，专门留给未来的一年内在此领域研究中有最大突破的神经科学家。

2月，瑞吾参加了为美国瘫痪病协会募捐的仪式，这笔1800万美元募得款促成了俄亥俄州某家医疗中心的修复成立。

5月，他去华盛顿再度为医学研究资金筹款，促使克林顿当面承诺给国家医学研究所追加1千万美元费用。接着他又飞到了波多黎各募到60万美元，之后不久即赴亚特兰大参加残疾人奥运会。“当约翰·肯尼迪许诺要在60年代末把人送到月球上去时，连科学家也摇脑袋。但我们办到了。如果我们有这份意愿，我们也可以治愈脊椎损伤。在天上变得可能的事情，在地上就可能。”

在几年前，医学专家们还相信神经一旦损失就永不复原了，所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损伤造成后尽量保持尚存的神经。现在他们在研究中开始产生新的观念，即轴突是能够继续生长的，这一新观念把这个领域的研究推上了新台阶。现在，医学对脊髓损伤的处理已集中在3个方面上：保持未受损伤的神经；使残存的神经恢复其功能；让新的神经联络产生出来。

直到90年初，专家们还一直推断认为中枢系统的神经一经损伤就无复生的可能，但后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学者阿尔伯特·阿圭约提出了大胆挑战，并且通过在动物身上作神经移植实验进行了验证。最近，美国的《科学》杂志正拟发表一篇重量级论文，是从瑞典某研究院发来的，讲述了用成年老鼠作神经移植实验的经过和推论，总之，移植的神经细胞出现了“功能性恢复”：“老鼠可以行走了！”纽约大学的威恩·扬教授把这些研究进展和瑞吾的影响联系起来，他还特别提到了瑞吾的梦想：“在7年内在此研究圈子里面还会有所突破，瑞吾想站起的希望并非奢望。”当然事实也并非如此简单，杨教授在《科学》载文指出了这项突破尚不能用于人体的根据。但他仍然肯定道：“这项成果的确是个里程碑，它说明被当成不可能的可以成为可能。”然而瑞吾感到欢欣鼓舞：“是吗？把我带到他们那儿去。我是只老鼠。”

虽然现在科学家们仍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给瑞吾和他背后的成千上万的瘫痪者，但他们已经相信瘫痪者迟早会有一天能多少自己照料自己。有意思的是，科学家认为瘫痪时间的长短并不影响功能的可能恢复，“但重要的是要保持肌肉不要萎缩，”扬教授说。

而这正是瑞吾每日不懈地进行着的。他的锻炼分别人能给他做的和他能给自己做的两部分。“看上去就像在摆弄别人的身体，仿佛这些和我没有联系，但我还是认真看和试。护士会把我的一条腿提起来支起膝盖，一手抓住脚，使劲地推，我什么也感不到，但我在尽力感觉。”

瑞吾给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带来了莫大希望。医生尤里安说：“他用他特有的魅力和声望推动了一项事业。幸或不幸，一项事业的推进总难免需要偶像的感召力，克利斯托弗正当其时。”他还提到他护理其他病人，“说教是太便宜了，但克利斯托弗给他们做出了样子。”

瑞吾的护士一次笑称他的事故是超人故事的一种有意安排，瑞吾答道：“那是一场不幸的意外，而不是什么事出有因，我认为一切意义都是在事件之后你做出来的。”

每周三四次，瑞吾要被支撑起来适应垂直感觉，这时他就能看到窗外，“我看到了18世纪晚期的农舍，看到了我曾和邻居分享的池塘，看到了院子周围白色的栅栏——我从这次挫伤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用更长的时间注视周围的一切。” 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