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衣、嫁汉、比基尼

（文 / 李陀）

虽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俗话”今天已经不怎么流行了，可是它像有了一种隐身术一样，无形无影又无处不在——在电视专题节目“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讨论中，在各大商场和专卖店的琳琅满目的橱窗里，在十字路口飘然而过的“白领丽人”的衣饰上，在“外来妹”使自己的衣着努力现代化的努力中，在许多父母和自己儿女为某种流行款式“好看”还是“难看”的剧烈争执间，“嫁汉”和“穿衣”之间的联系都时隐时现，挥之不去。

当然，今天“嫁汉”和“穿衣”之间的关系，比之这句俗语盛行的时代，已经复杂了很多，其码从表面上看，女人“穿衣”不一定靠“嫁汉”来实现，也不一定是为了“嫁”才“穿衣”。可是，从女性主义批评立场来看，商品社会——特别是进入消费主义时代的商品社会——固然为女性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丰富多样的“穿衣”的选择，这些选择的背后，却依然是男权社会的权力网络的巨大权势，女人如何“穿衣”不能不被这权势所控制和规定。只不过，此控制不再是依靠女人“嫁人”这单一途径，而是靠另一个魔术，即商品对“女性性别”的建构(顺便说一句，至今有很多人把女性主义理解为只不过是女人要争取“男女平等”，这实在是个很大的误会)。

比基尼发明、流行的历史，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例子。

在西方，常有论者把比基尼的出现说成是一场“革命”，就比基尼这么简单的一种衣饰在文化经济等方面所造成的广泛影响来说，这说法不无道理。只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谁革谁的命？革命后果又如何？却不容易几句话说清。首先，不管这东西的发明者本来意图如何，客观上比基尼确有一种对男权社会挑战的意味，因为它对女性在着衣时，身体究竟应该如何“暴露”的程式，进行了大胆的突破，这种突破使西方中产阶级社会的男人们颇觉尴尬，甚至不知所措(今天中国的许多男人面对比基尼时，态度也多类似)。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的男性社会虽然一直把女性的身体当做一种欣赏的对象，并在这种谁看/谁被看当中，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使女性在被看、被欣赏、被礼貌而殷勤地恭维中丧失主体性。但对女性裸露的，这种观看和欣赏，却主要是通过绘画来进行——油画大师们画笔下的女人裸体可以挂在客厅里，也可以进入博物馆，男人们可以在这些地方安全而合法地满足欲望，不失体面，不失风度。可是，比基尼突然使这种模式遭到破坏，任何一位女性，只要她愿意，不管男人们愿意不愿意，她就可以在海滩、在游泳池、在任何有水能藉口游泳的地方裸露自己大部份身体，换句话说，女性有了裸露身体的主动权，这种裸露却不一定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欲望。这是有点革命的味道。可惜，这种味道很快就被商品化，并且在商品化中大大变了味：在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比基尼成了一种时髦，一种Fashion，一种和各式晚礼服、休闲服、工作服并行的“时装”，一种在服装设计大师手中不断变花样的新鲜玩意儿，一种身份的象征，一种所有时髦靓女都必需的“身份证”。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比基尼成了商品，也不在于经营这种商品的商人们大把大把地赚了钱，关键是比基尼这种商品获得了什么样的文化品性。

很多人往往忽略一个普通的事实：不仅肥胖的女人，就是身体稍嫌雍肿的女人，都不会穿比基尼。为什么？有人会说，是因为她们自知身材不够好，不宜穿。但我们可以追问：这又是为什么？这种标准又是从哪儿来的？回答这类问题，势必要触及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所关切的一个问题：商品在建构“女性性别”中的作用。以比基尼而论，由于它不仅是摆在商店里的商品，而且变成了“模特文化”的宠物(有哪个名模不穿比基尼？有哪个“选美”比赛没有比基尼的项目？有哪个时装杂志的封面女郎不见着比基尼的玉照？)，因此，早已被打上文化的烙印。这种烙印可是烫人的：它意味着美丽和富有，但无论是美丽或富有，又都和男权社会密切相关，得让男人觉得美丽——男人会让你富有。

这里我们又隐约看到了“穿衣”和“嫁汉”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女性比基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