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囊赞助：无奈的话题

（文 / 何西风）

图 王焱

夏天里的冬天

一个月前，李先生极兴奋地说：“嘿，我的孩子可真赚了！”为什么？他说：“你知道他们学校今年要多少赞助？每人12万，没商量！”

3年前，他们夫妇把孩子送进北京市的一所名校。说实话，这个轻轻易易的“送”字怎能涵盖他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像其他家长一样，他们托关系，找批条，一次次带着孩子或不带孩子去“面试”：除了申明孩子是“超常孩子”，更要证明孩子的父母也是“超常父母”；随时准备为学校效力。不知哪个因素起了作用，学校终于破格低价录取了这孩子。虽说交钱不多，但也相当于孩子父亲十几个月的工资！即便如此，大家仍然说，他赚了！连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这几年来，每到6月份，我们这个年龄的父母整天挂在嘴边上的是孩子的入学和升学问题，而最热门的话题自然就是因择校而引发的收费大战。

两年前，一些市重点中学在招收那些略低于录取分数线的学生时，标定了2分1万元甚至1分1万元的价码。今年行情看涨；单是一些区重点学校就把择校生赞助额定在1万2千或2万元，至于炒到3万、4万元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海淀区一所境况不佳的普通中学为了打翻身仗，在一家公司资助下设立两个寄宿制实验班。学生在通过校方考试后先交纳1万元，以后每年再交1万2千元，3年下来总计4万6千元。一所普通中学尚且如此，水涨船高，那些一流学校和超一流学校的要价自然会扶摇直上。笔者曾听一所名校的教师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如果收费价格太低，会影响学校的形象。”此话确实在理，否则怎么叫收费大战呢？

收费大战的实质是商业战。因此，学校的赞助价格必然是浮动的。对许多学校来说，一年一个价码已远远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只要招生考试期限没过，赞助价格就可以像“三级跳”一样噌噌地往上涨。去年东城某校6月份的赞助额是4万元，7月初便涨到5万，7月下旬更攀高到8万多元。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副研究员在5月份早早地联系了海淀区一所一流小学，当时交了6000元。后来觉得学校离家实在太远，只好忍痛放弃。由于担心这个名额作废给学校带来损失，他在7月底到学校退费时主动提出把名额转给别人，学校老师一听连忙说：“别，别！您当初来得早，只交了6000块钱，现在一个名额最起码1万5！”结果双方皆大欢喜。

6月到8月是炎热的，但越来越多的家长在这季节却常常感到冬天的寒意。他们无暇琢磨其中的缘故，只觉得时代变了。

黑眼睛蓝眼睛绿眼睛

就算只交1万元，那也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20个月的工资！何况一些出手不凡的大户，一笔赞助费就相当于一个千元收入的职员近10年的薪水。这样大的数目来几笔，就可以兴建一所希望小学！一旦家长把现款或支票交给学校，无论是交易双方还是旁观者，“眼睛都绿了！”——你瞧，这北京土话多够味儿！

既然择校现象是客观存在，学校收费便天经地义——一位校长上个月在北京新闻中就是这么说的。有些教育界的人眼光放得更长远。他们说，英国有贵族学校，美国有私立学校，他们都要收取较高的费用。这显然是说，无论学校从家长那里收取5万元还是10万元，那都是有先例的。然而这更意味着，当学校从家长手中接过一笔大钱时，它无疑把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同胞看成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了！笔者在英国时听说一所叫做多特蒙德的私立中学每年人均收费达8千英镑(合8万多人民币)。从绝对数字上来说，国内某些学校的赞助额实在与之相去不远。

8千英镑也罢，8万人民币也罢，问题在于对蓝眼睛和黑眼睛的家长来说，这里似乎有个“慷慨解囊”和“举家倾囊”的分别。

有些人会说，交赞助本来就是对大款或单位而言的，你一个平头百姓非要“倾囊”，我有什么办法？这分明透着“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的意思。事实确是如此。一年前，有位河南来的大款一下子掏出近20万把一对双胞胎送进一所名校，令闻者啧啧称羡。另有一些家长开着豪华车来送支票，且不论这支票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单是这气派就让人觉得学校高收费不为无理。

还有更“愿打愿挨”的家长，他们常深有感触地说：“收费高点也就算了，最怕的是您手里托着两万块钱，人家根本不收你的！”这里高收费不仅有道理，而且还有这么大市场！高收费这么有市场，而且择校生家长也只是少数，因此，学校的收费大战似乎只是个无关大局、无需大惊小怪的事情。

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虽说交赞助的家长只是少数，但为此感到忧心忡忡的家长却远不在少数。择校赞助一事使本来就很严酷的升学考试完全变成了一场生死赌博。任何好学生的家长都不敢担保孩子在考试中不会失常。而一旦这个“万一”成为现实，这些家长就面临两个选择：或者委屈孩子“大拨儿轰”到普通中学，或者准备倾囊交赞助——两个选择都是一个恶梦！

不但面临孩子升学问题的家长们如此，其他学龄孩子的家长也不轻松。现在连许多四五年级的小学生都懂得，好好学习就是为了好好考试！否则将来爸爸妈妈也会像某某的父母一样交一大笔钱。毫无疑问，高额赞助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决不仅限于少数硬着头皮交赞助的家长。

有人曾戏称现在的学生父母为“三陪家长”：要培养一个21世纪的人才，家长必须陪读、赔钱和赔笑脸(尤其是面对老师训斥的时候)。这真是金玉不磨之论！所以才会有如下是非颠倒的滑稽现象：一方面，家长为防不测，要苦呵呵地为孩子升中学、升高中、上大学而挣钱、攒钱；另一方面，如果孩子顺利通过升学考试，家长们便由衷地认为他(她)为家里挣了数万元巨款，于是变着法儿地带孩子旅游、吃餐馆、开party，好像手里的钱是别人的！目睹这种种怪现象，人们不免要问：现在的家长怎么了？学校怎么了？社会怎么了？

岂无山歌与村笛？

择校与高额赞助不是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教育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被动、困窘和无奈状况。商业社会的竞争强化了中国家长固有的“望子成龙”心态，现行考试制度使分数成为日夜悬在学生和家长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国家管不起、社会又不管的现实造成了学校经费捉襟见肘的状况。当这些心理和社会压力膨胀到一个临界点时，它就要通过宣泄而找到平衡，这样，择校和收费就成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尽管有人酸溜溜地说，过去学校都拜文庙和文曲星君，现在学校只认赵公元帅。然而，笔者和许多为高额赞助辩护的人有一个共识，教育体制的商业化是个大趋势。

然而，现代商业文明并不等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它首先应当确立一个能够使社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得到明确规定的社会契约关系。比如，大款们不仅有用豪华车送孩子去名校的权利，更有多纳税和设立教育基金等社会义务；名校校长们不仅有利用学校的名气来创收的权利，更有对受教育者一视同仁的义务；家长们不仅有让孩子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更有为这种教育付出相应代价的义务。这就是公平的社会再分配。没有这一条，商业社会只好通行“力大的撞力小的”这种原始竞争法则。

收费大战就是这个原始竞争法则的产物。为了使它不致失控，国家通常采取权宜性的行政干预手段。然而，行政规定在经济规律面前总是显得那么羞羞答答，力不从心，弄不好还会成为人们利用的把柄。

比如，前不久国家教委再次重申不许中小学乱收费。然而几乎在这同时，北京电视台就报道了市25中实行“国有民办”试点改革的报道。所谓“国有民办”就是校长承包学校，他可以利用该校历代师生在历史中创造的荣耀向学生收取底价为每人1.5万的高额费用。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北京一个小区有一个既非区重点、更非市重点的中学，但因为它是小区中的一流学校，所以校长也不免做起猴子称大王的事来。最初他想招收90名每人2万元的议价生，谁知受到上面干预：规定他只能招收20人，并且要把赞助费上交，以后学校需要时再往下拨。然而，这也没有难倒这位校长，他对家长放风说：“你们先把上面的赞助交了，学校的赞助以后再说。”学校的利益多少得到了保证，但校长却不幸“因公”获得了“某扒皮”的名声，我真为此感到不平！

走笔到此还应强调一点，并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能力收取赞助。在现在的体制下，许多普通中学充当着收容队的角色。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当然与他们无缘，成绩不好但爸爸有钱的学生也很少光顾，于是这些学校的教育就像它们的经费状况一样走进了电脑大师比尔·盖茨所说的“负循环”。它们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只要我们的商业社会还缺乏成熟的社会契约机制，只要基础教育还处于义务办学或商业办学的进退维谷之地，只要“一分定终身”的考试制度还存在，收费大战这种原始的竞争方式就有其存在的天地，任何规定似乎都拿它没辙！ 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