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渴望摆脱灰色
作者：刘君梅
office先生——庄海鸥最主要的“角色”(刘君梅 摄)
中西文化冲突中求生存——访intel电脑公司市场公关经理庄海鸥先生
31岁的庄海鸥先生和很多中国白领一样，工作和生活已非常“国际化”。除了谙熟一两门外语，在这个信息时代，“国际化”更突出的表现是：依赖高科技产品维持其快节奏、高效率。他们甚至已具备了电脑卓越的“机器品格”。作为电脑公司的部门经理，庄海鸥当然更加典型。
“我被高科技‘宠坏了”’
庄的家里有一台台式多媒体计算机，和公司办公室的机器联网；他的笔记本电脑具有除CD-ROM外电脑的所有功能，通讯功能特别强，庄通过它和亚太地区的商务伙伴以及200名记者保持“热线”联系。庄让记者看他的“PDA”——个人数据(电子)助理，除了记录姓名、地址、通讯号码，还将庄的事情分了3类：“最重要的”、“应该做的”和“可缓慢进行的”。
庄每天早晨起床后用5分钟时间接通E-mail(电子邮件)，边吃早餐边查看，在去上班的车上，他开始通过移动电话和笔记本电脑处理一些杂事。“我还喜欢在飞机上用计算机工作，我常到上海出差，正常行程1个半小时，我往往计算好时间，把一些工作放在这段时间做。”
“我被高科技宠坏了”，庄笑着说，“最新产品都在我这儿应用了。我是高科技的奴隶，有一天它们坏了(其中两件东西同时坏)我就‘死’定了。”
挤不出多少时间给家庭
庄海鸥算得上是驾驭时间的高手。与他商量采访时间，才周一早晨，他的日程却已周密地安排到了周五上午。采访那天，记者提早10分钟来到他的公司。据说他尚在外面办事，正担心他能否及时赶回，他已推门进来。抬腕看表：2点整，误差以秒计算。精确得让人吃惊。
但是庄几乎挤不出多少时间给他的家庭。像所有的家庭一样，他的3口之家需要时间来“孕育”、“培植”爱。和一般中国家庭不同的是：他的“中西合壁家庭”更需要时间来完成理解和沟通。
庄太太是一个生长在加拿大的华裔，现在嫁到了中国北京。“她长着一张中国女子的脸，但有时我忽然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和我们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外国人’。”
庄明显感觉沟通的时间不够用。“不紧张”的时候他工作9小时，紧张的时候工作18个小时。那时他晚上回去就睡觉，早上洗个澡换上衣服就走。“有几天，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却没说一句话，甚至是一句‘你好’——我回去她已睡觉了，我早上走时她还没醒。”
庄太太并非家庭主妇。她亦受过高等教育，目前在另一家外企工作，“职位比我高，挣的钱比我多，我们住的房子是她的”庄“惭愧”地说。
他们交谈大多时候用英语，现在庄太太汉语说得也相当不错了。近来，她忽然想了解丈夫的工作、同事和业务伙伴——有妻子对丈夫的关爱或许也是西方职业女性要求“平等”、“民主”的一种表现？“我们家庭生活又添了一个新内容：下班后一有时间便是‘马拉松式’的长谈”庄说这话时有点无奈有点累。
庄的3岁的儿子除了上幼儿园，其余时间大都和家里的阿姨(保姆)相处。小男孩听得懂父母说的英语，但他从来只说汉语。
多数时候，庄回家会先抱抱儿子。如果回来晚，儿子已入睡，他会轻轻走到儿子的小床前看看或吻一下他的小脸。“我只提供给儿子最好的受教育的条件，不想多左右他，让他自由地长大。”在父亲的真诚和“美国式的潇洒”背后，其实又是淡淡的无奈。
庄说：“结婚6年了，我一直努力想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互不影响，都做得很好，但这太困难了。”
你扔到河里自己学游泳
庄海鸥明显感到一种紧张工作的压力，他对“压力”的理解就是那个学游泳的比喻。“一种人可能不适应，一旦适应了的人会更强。”
“过去我是一个见了麻烦就想跑得远远的人。我现在碰到的一些事，如果是在3年前，我会逃得连影都没有。”
“怕麻烦”的庄怎么选了个麻烦的工作——公关？“公关包含的东西很多，涉及公司、人、产品，内容包括创意、策略、管理、传播、媒体……总有新的挑战，这符合我的性格”庄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自信的。
他坦言他有过想辞职的念头，而且不止一次。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95年，公司参加'95上海国际计算机展览。庄作为Intel公司整体公关活动策划者，同时又是主要的具体实施者。有半个老板、半个秘书、半个做市场的同事帮助我。”在展期临近时，压力和疲劳几乎让庄海鸥感到了可怕的“极限”：半夜1点钟他给老板打电话，说“我害怕。”
但庄海鸥“挺”过来了，那次展览会期间，intel公司的整体公关相当成功。“我把4、5个项目捆在一起做。在展览前3个星期至其后的2个星期，在上海的机场和所有大报上都有我们的广告；我们在上海10条街道的主要路口发送15万张可以贴在自行车后的反光板，上面是intel公司主要产品奔腾处理器的标志，下面是用萤光涂写的‘注意交通安全’字样，夜间和阴雨天能够很醒目；参与了上海媒体的电脑普及策划……”那段时间，在一阵电脑热中中国大都市的人们记住了庄海鸥的电脑公司。
事后，他的老板告诉他，他的那个“夜半电话”让老板再也没法睡了：“我不是担心这个项目，我可以放弃这个项目，但我担心你会垮掉。”
老板并非假慈悲。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训练有素的“高级白领”的彻底失败打击的不仅仅是他自己。
庄海鸥的另一位同事曾在他想辞职时告诫他：“如果这个东西没有毁灭你，你会更强。这是一个好的循环，否则是坏的循环。”庄说他已进入了这个“好的循环”。
看得出常有压力感、危机感的庄找到了好办法。“我想幸亏那天我拨通了老板的电话。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有时自己没办法更冷静清晰地看自己，甚至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时你需要别人指点。”
庄还有其他“自救”的要诀：生气的时候去打壁球合法合理地发泄；要静静心的时候找一个好友去打台球修身养性。
向美国人学习“不抱怨”
庄海鸥说话做事的方式“很美国化”，即使是办公室电话的录音留言也说得自信且富有魅力，让人误认为他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华裔。
其实，这位地道的中国小伙子是在完成了正规的中国高等教育后才去接受另一种文化的“滋养”。1987年，庄海鸥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美国经济和文化。真正了解中美文化、做事方式的差异还在他做了外企白领之后。
“四年前，(回北京的第一年)我有持续半年的低调。在一家美国公关公司，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喜欢这份工作，也为‘老板是否喜欢自己’的念头弄得忧心忡忡。”
那种文化差异的“撞击”和庄海鸥的工作压力几乎纠缠在一起。
一位美国朋友开导他：“你要先自信，然后才能说服别人，他喜欢不喜欢你不重要。”
“美国文化以自己为中心，我很少听到美国同事这样抱怨：天气不好、老板不好、交通不好、家里不好、夫人不好……北京、上海的同事们却总是抱怨”庄海鸥说。
他记住了美国人说的“你要先喜欢自己”这句话。后来，他有机会参加了一项针对外企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特别培训“我不抱怨活动”。
他真的学会了不抱怨。“我有一位上海同事(也是部门经理)，我们一两个月见一次，见面我总问：‘你过得好吗？’他回答：‘太糟了！’一连4次这样的回答。我忍不住说他，‘You have limited’(你到极限了)！你这样会让你的上级你的下属认为你不能胜任工作，你还会对他们产生消极影响。那位上海同事听了我的话竟吃惊不小，他居然没意识到这些。”
庄海鸥习惯了以轻松自信的方式面对别人的问候。即使是遇到了麻烦，他也会说：“一点小麻烦，我想能应付。”
这不是一种表面的潇洒，精力充沛的形象是一个成功的外企白领对人对已的“积极暗示”。
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几乎能“听”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声”，当然，还有他自己独特的声音。
结束语：“适者生存”理论的“新版本”
采访中，庄海鸥多次使用了游泳、撞击这样的比喻来阐明他对“适者生存”的理解。在采访即将结束时，他又将公司总裁葛鲁夫博士的一句话搬出来，是这位被称为“计算机业的亨利·福特”的先生在接受《幸福》杂志采访时说的：
“What can be done，will be done.
If it's not by you，will be by someone else，”
庄海鸥不大喜欢把人的生存竞争描述得太过“血淋淋”，但他对这句话还是笃信的，他说：“在竞争面前，你的公司不做，会有别的公司做；你不做，公司会请别人做。你的对手太多太强，你没时间抱怨和迟疑。”
庄海鸥和儿子庄牧天在美国加州“半月湾”度假不愿“变形”——听白领倾诉内心压力
在中国新兴的这个群体中不乏“张扬”的。但更多的，则是早已不再为锦衣玉食激动、从早到晚强打精神的脸。
朋友相聚，他们对于哪家餐厅有哪些特色菜了如指掌，但又称“吃饭吃腻了”；谈笑风声间，他们并未涉及自己的内心。
或许某一个夜晚的某一次电话里，或许某一次酒后，他们会“失控”似的说很多。
套装裹着的个性和尊严
两个身材相仿的人在公司里很容易被认错——人类难移的本性和瞬间变化的情绪都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洪先生1991年从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赶上外企大规模招聘，他顺利地被日本一家著名的重工企业在华公司录用。他的工作是在中国销售日本的钢铁。他用了一两年时间熟练掌握了进出口业务。他谙熟公司的产品……当顾客询价时，他对规格、尺寸、产地、价格如数家珍。当然，更难的是这个学语言的小伙子已从一次次艰难的谈判中找到了“技巧”。
正当他在公司的业绩不断累积的时候，他离开了那家公司。“身体的疲劳是可以克服的，思想的疲惫让人受不了。”洪先生说，他有一种“完全被控制”的感觉：“外企强调‘团体节奏’，个人必须跟着这个节奏走，你的行为方式，你的时间分配都由老板或者说公司的制度控制。东方老板特别是日本人更喜欢控制雇员。”
这种“控制”还明显地透着一种不信任。
我的同行王童先生采访过一位在日本公司间频频“跳槽”的中国雇员，这位日本东京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归国时踌躇满志，但他踏进一家日本公司后立即遭受严重打击。“变态的日本老板简直像对待犯人一样，监视着员工的一举一动。员工报帐他在旁一笔一笔地审看，员工打电话，他要监听，甚至连员工上厕所，他也不放过，以至一位女职员上厕所时间稍长了些，他竟敲门问：‘你干吗上这么长时间，是想偷懒吗？”’
在这紧张、压抑的环境中，连人最基本的自由都被剥夺，受过高等教育、自视颇高、对个人成就也期待极高的白领们心理失衡了。
最初，一些“过来的”白领认为：日本公司最“残酷”，但凡有别的路可走都别去日本公司。
再后来，很多白领对台湾公司、香港公司以至所有亚洲公司都退避三舍。他们认为，欧美公司相对好些，人家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管理方式更成熟：对员工的压榨不那么露骨，对员工的个人尊严不敢太过轻视，注重员工的进修培训，重视他们的个人潜能的“挖掘”，在繁忙的工作中，公司为员工点上了几点亮色：带薪休息、度假，甚至还奉送机票、可带家属。
明眼人说：这一切是为了保住人才，业务骨干的相对稳定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欧美公司这么做不是他们更仁慈，而是他们更高明。
其实在大工业化的企业(公司)里，在崇尚协作、准确、高效的“机器品格”的管理制度下，丧失个性和自由几乎是必然的。只是这种“丧失”的大多数在白领们的承受限度内。
他们各自的理想可能不同，脾气也肯定不大一样。但他们的忍受力有时惊人的一致：一年四季的装束就是西装套服(套裙)——我的白领朋友们称之为“高级工作服”。最有趣的情景是一群好友相约周末去“蹦迪”，有人西装革履地去了，朋友们大笑这位白领的“高档”不合时宜，他很无奈的样子：“没办法，6点下班，又陪客户吃饭，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当然又不想错过良朋小聚狂歌劲舞的机会。”
一些大公司允许白领周末(星期五)上班穿休闲服竟成了白领们的“福音”。还有一件事让人很难相信：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后面的一座白色小楼里，每天会出现这样的情景：清晨一些衣着体面、举止不凡的男女走来，在漂亮的玻璃门旁，他们被两名保安人员一一查看书包和手袋，有人是“被要求”，也有不少人习惯地、主动地打开自己的箱包。傍晚，当这群人从这幢漂亮房子出来时，依然是这样的情景。
这是什么地方？是一家世界著名的通讯公司，一向标榜“人权”的美国人的公司。
“我还有民族吗？”
还是那位在日本某重工企业的洪先生，他告诉我：“在我代表日本人和中国企业谈生意赚他们的钱时，我的心情复杂极了。”
洪先生不愿意让自己的同胞太吃亏，但作为公司的一个员工，无论怎么说都不能不维护公司的利益，他努力在公司利益和客户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平衡——这样，他的心理才能平衡。
一次，洪先生在和客户进行了艰苦的“拉锯式”讨价还价后，产品的价格已跌到只比老板定的底价高200美元了。客户说：“再降200美元”。“我当时想，这样公司也就赚5%，还不够公司前后折腾搭进去的多。但这时客户拿要和其他公司签约要挟。我请示公司，东京总部来电说可以降到底价。我签了合同。几个月后，总部来人请我们几个中国销售员吃饭，席间那人特意说：‘洪先生你干得很出色，那笔生意我们大赚了一笔。’我吃了一惊，那人得意地揭开‘秘密’。打个比方，我原来认为我们的产品1万元钱进的，最后也就赚了二三百，但其实进货可能才7000元，赚了二三千元。”
洪先生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说：“‘无商不奸’，我深有体会。我不想做那样的人。但‘忠孝两全’很难啊！”他叹了口气。
闫先生曾在一家日本医疗器械公司推销一种内窥镜，他的业绩很不错，该产品打入中国3年都没卖出去，他去的第一个月就卖了一台，但后来他还是辞职了。
“一次我和30多岁的日本老板一起出差，同行的还有一位刚从大学毕业被派到中国市场来的日本小伙子山本。我们要从南京长江大桥的一边到另一边去。老板说不用打车要走着看风景。他拎一只公文箱，日本那位大学生拿一只箱子，我拿稍大的器械箱。走出没多远，老板客气地说：‘闫先生请您帮我拿一下箱子。’我想他是老板也就认了。又走了没多远，老板又说：‘闫先生，您帮山本君拿一下箱子。’……”在30多分钟的步行中，两位日本先生在前面兴致极高地谈论中国的造桥技术和中国人如何聪明。闫先生在后面拎着3个箱子。春暖花开时的景色不错，可闫先生想的是“幸亏这不是夏天！”
作为推销商，公司在推销医疗设备时要负责安装。一种装有某种气体的手术用罐子是闫先生公司推销的产品。在手术中需要有人不断将这种气体从大罐倒入小罐，这活儿无疑又是闫的。“这活儿有一定危险性。我的日本上司和同事坐在手术室外的接待室喝茶。在长达数小时的手术过程中，我一直站在手术室里。
闫“不干了”。他说这些事儿看起来小，攒一块儿够你受的，这也不仅仅是个人尊严的事儿，上升到民族尊严的高度，一点不是小题大作。他说，“但好多人还是这么呆下去了”。
这些每天大多数时间不说母语的人们并没忘记自己的民族。他们清楚：只是为外国人工作。在他们较“洋化”的生活方式中，也时时透露他们的国籍。但是，民族传统和民族尊严能不能经受雇佣关系的挑战？
商场无性别？
这又让我想起曾经采访过的成捷女士。她在1985年大学毕业后，通过严格的考试由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变成一家四星级中日合资饭店的售销部副经理，是北京的早期白领。那年饭店处于创业阶段，她怀了孕，饭店同意她打算做母亲的申请，但她不能休假。她忍受强烈的妊娠反应每天依旧做一个敬业的白领。饭店统一的制服渐渐穿不了了。老板被她感动，请人给她做了一件玫瑰紫红色的天鹅绒孕妇袍。那时候饭店很“热”，中方的很多人盯着她的位置，风言风语说这么重要的、关系到公司形象的位子怎么让一个孕妇坐？成捷只能更加努力。家住城西南长辛店，要到城东北角的饭店上班，有一个星期太忙，成捷没回家，脚肿了，饭店特批她回家睡了一天。星期六她还在上班，星期一女儿出生了……
成捷后来又在五星级的“皇冠假日酒店”做过销售，后来又进了美国医疗器械公司任商务主任。在她一项项辉煌的业绩背后或许细致和周全是属于女性的，但更多的是无性别的勤勉忘我。成捷努力“藏起”自己的性别——尽管它非常明显。
商场真的无性别吗？
据北京外国企业服务总公司去年年底统计，在北京外国企业驻京办事处工作的中方雇员已达1.5万人，其中女性占一半以上。
“白领丽人”的称呼已很通用了。但人们对她们的最深印象便是外表。这群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和工作环境优越的年轻女子即便不是天生丽质，也因了好气质而光彩夺目。加之名牌化妆品和服饰的作用，女性性别的色彩在冰冷的钢筋、水泥、玻璃和男人们千篇一律的西装映衬下格外抢眼。
光芒之下的阴影便是性骚扰。这是一个国际化的阴影。最该警惕的便是日本公司及其海外企业。而反应最激烈的是西方社会和西方白领。早在1992年，日本住友商社芝加哥支店的一名女职员起诉该公司的男职员对其性骚扰，官司打到美国国会，受害者在国会作证：“日本人居然把淫秽的杂志和录像带带进公司的办公室。”
1995年11月，日本富士银行伦敦证券事务所的一名33岁的女职员因拒绝上司的性骚扰被解雇，遂“上书”伦敦劳动法院，正式判决结果是：富士银行承认责任，并赔偿那位女士8.1万英镑的经济损失。
今年4月上旬，美国的政府机构雇佣均等委员会向伊利诺州联邦地方法院起诉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在该州的企业“纵容企业内部对女职员的性歧视和性骚扰。
三菱公司在遭到美国起诉后，不采取严肃态度对待，使问题越演越烈。他们发表声明否定起诉书上的内容并说该起诉书是“出于政治目的”，甚至还发动2000多名职工在上班时间到雇佣委员会门前游行。
美国国会开始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和追究，美国民主党的一些女议员和一些人权组织开始抵制三菱商品甚至干脆“抵制日货”。
当地新闻媒介开始了对日本企业社会的深入调查报道。一位记者采访一家大汽车公司时发现，男职员进入公司后可以住房价便宜的公司职员宿舍，而女职员只能回家或自己租房。女职员称虽有怨言但无可奈何。《纽约时报》指出：日本企业把女性当做办公室的花瓶，只让她们从事一些端茶倒水的简单工作，现在，他们把这些错误观念和习惯性的不平等待遇作为企业文化随着跨国公司带到国外。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外企白领都暗示了这一点：在中国的外企这类事也相当普遍。亚洲公司，尤其是日本公司较严重，欧美公司虽好些但并非都是净土。
或许由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们在谈及这个公开的秘密时措辞谨慎，承认受到侵害的也是“默认”或“逃走”的态度。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痛苦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新闻，也不相信钱能补偿他们受到的身心伤害。
白领丽人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个人成就竞争中“藏起性别”是非常困难的，为此的“努力”和“无奈”贯穿了她们通向成功的历程，使她们比男性又多了一重压力。
白领们以各自的方式，成就自己的辉煌，也成就社会的辉煌，他们是社会稳定和进步不可替代的力量——基于整体的保守性，基于他们共同追求的机器一般的品格：完美、高效、永不松懈。
人能变机器吗？没听说过，倒是听说过人在这种不懈的旋转中“变了形”。还记得卡夫卡的《变形记》吗？那个优秀的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还记得他“语重心长”的暗示吗？很多人都会有这一天。“我不抱怨”——一项针对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活动
这是一项针对跨国公司高级白领的特殊培训，许多记者参加了这项活动，他们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也受了一回教育。
王京宏先生也曾是一位“白领”，在“走出大饭店”后他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记者的身份报道了一项特殊的“体育活动”——“我不抱怨”(I will not complain)
活动的组织者“我不再抱怨”国际公司自1989年创建以来，已有6000多名跨国公司雇员参加了它在日本、中国和肯尼亚组织的诸项训练活动。
培训对象主要是国际公司、跨国公司的高级白领——高层管理人员。
中国北京的培训在金山岭长城脚下进行，每期时间为3天。各大公司却要为此替每位雇员支付1000美元的培训费(这已经比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低了)。
老板们为员工斥“巨资”想换回什么？按“我不再抱怨”公司的说法，他们对跨国公司管理人员培训的目的与各大公司对白领的要求合拍——提高他们在以下方面的能力：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和技能；在公司内部鼓励树立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在富于进取性、互相信任和热爱团体基础上勇于变革；在事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把握进步。
活动项目不象军训而更象成人游戏。王京宏和他的摄制组的同事与德国威娜公司的白领们一起摸爬滚打了3天，报道的同时，自己也接受了一次特殊培训。“虽说是游戏，大家都当真了”王京宏说。
挑战竿 这是一根6米的木竿，有蹬子，受训者要头戴安全头盔，身系安全带往上爬，到竿顶后要向前跳，抓住2米外的一个秋千。(竿顶的横截面是可旋转的)。小王和他的同事带3台摄像机，他们拍完别人，自己也上去一试身手。作为体育记者，身高1米89的小王是“爱体育不爱运动”的文弱书生。平素他戏言自己“玉树临风”，这次他真的“临风”了一回。他坦言自己有些畏惧(他的重心比别人更高)。“参加此活动前有人说自己恐高吗？”我问。“有啊，黄健翔就是。”小王说。黄健翔是小王的同事，足球解说员。从录像上看，他在队友们的注视下完成得很顺利。威娜公司的先生、小姐们也一一过关。小王指着电视屏幕说：“男的都象电工，女的都象‘三八红旗手’。”真的，你无法想象这是一群平日里出门有车、高贵矜持的西装革履一族。
钻网眼 这是一项强调集体协作的活动。参加者被分成两组，每组十人。每人从一张竖着的大网上，大小不一的网眼中选一个，让队员协助自己钻过这个网眼，每个网眼全队只许用一回，队员身体不得触网，如果第十个队员不幸触网，全队的人都得重来一遍，直至全体顺利通过。一个胖子脱去上衣，扎紧裤腿，伸出双臂作入水的“流线形”，以尽量减小“体积”，同伴们七手八脚地把他送过了网眼。“不同的公司，同一公司不同部门的主管们平素都是工作上的‘点头之交’，甚至在竞争中还有芥蒂，此时完全是身体的接触，大家是伙伴关系，如果心有杂念，全队失败是必然的。”一位女士说。
做艺术品 此活动旨在使白领们在压力下仍有灵活的头脑，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同时又有独创性。小王的同事，体育节目主持人沙桐脱下T恤，手持一个盘子，作著名的“掷铁饼者”状，得到了好评。
露宿长城 活动日期一旦定下来就不能更改，有一次下雨了，按活动规定，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回到长城脚下的宿舍里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还是在雨中缩在睡袋里“挨”一夜。大多数人都没回去。即使在晴朗的晚上露宿，对于一个城市人也不好过。体育编辑刘玲玲多次和大公司的白领们一起参加“我不抱怨”活动。事后她说：“我们都睡不着，我们相互笑着说‘我不抱怨’。我们或聊天，聊到心灵深处，或静静地望着夜空，不时有流星划过，我几乎就这么看了一夜。”
……
活动的最后一天，参加活动的13个人坐在一起把自己认为参加这种活动最关键的一点说出来，培训指导将它们一一写在题板上。大家写了13条：珍惜唯一的机会；收集每个人的意见，归纳总结；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但不能各自为政要有分工；快速作出决策，并在活动过程中发展完善；队友间互有耐心、宽容，不能埋怨；学会倾听；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人和物……
《中国体育》杂志的朴凡舟在参加了两次活动后说，他发现了两点：无论你觉得原来做得多么好，你都还有提高的潜力；人类需要交流、协作。
威娜公司的白领们也有大致相同的收获。
31岁的培训员Guy解释培训中心为什么要用骆驼做标志：“中心的成立者是位探险家，在成立中心前他去过阿拉伯大沙漠，当他看到骆驼时，也就决定用它来代表一种精神。”
Guy还说到很重要的一点，用中国的话说法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能只有勇敢。比如高竿跳跃的所有安全带、扣环承受重量为2000公斤，为确保安全，培训员均经过救护训练。充分的准备能帮人建立信心。
当所有受训者在长城上齐声高呼：“我不抱怨！”“I will not complain！”的时候，或许他们和三天前真的不一样了。一切为了工作——为了“沟通”，各大公司出奇招
为了让白领们极大地发挥他们各自的能量又与团体利益相和谐，各大公司纷纷出奇招，把“沟通”、“合作”、“互助”写进企业文化，甚至写进制度里。
美国著名电脑公司intel有一个“One On One”，旨在通过企业内员工的“面对面”“一对一”的交谈彼此了解、理解、直至达成有利于个人和企业的共识。比如你可以通过“One On One”帮助另一个同事减轻心理压力，你还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解除同事对你的误解。公司规定：一旦哪位同事对你说要跟你“One On One”你不能拒绝，必须拿出一定时间认真对待。
这家公司还在新员工进公司伊始进行“建设性对抗”训练：把员工分成两组，就同一事宜发表自己的见解，就事论事甚至可以“拍桌子瞪眼”。该公司公关部经理庄海鸥说：“我们中国人不大好意思这样，怕别人认为你这个人脾气坏。公司需要的是‘一切为了工作，为了公司利益’，员工要学会把工作和个人感情分开。”
美国“通讯大户”摩托罗拉公司有“IDE”，一种上下级之间进行的沟通，沟通内容将以文字形式在公司存档，每三个月做一次。
-你羡慕白领吗？-
尽管，国内还没有哪位学者给“白领”明确定义，《南方周末》委托广州达门信息公司在京、沪、穗、深(圳)四城市作的一项调查已表明，“白领”意味着收入高、地位高、机会多、名声好、压力大。
在四城市1671位被调查居民中，60.4%的人认为白领意味着收入高，认为白领应该是地位高和名声好的分别是32.3%和31.1%，认同白领机会多和压力大的居民比例四城市非常接近，约为22%。人们把白领和高收入联系在一起，这一结论与白领的演变一脉相承。
具体而言，京沪穗深居民认同的因素有轻有重，比较大的差别体现在“收入高”和“机会多”两点上。认为白领“收入高”的被访居民比例，上海最高，71.0%，深圳最低，46.9%，北京和广州分别为65.9%和58.5%。
达门公司的研究人员称，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白领阶层最集中的两大城市居民在白领内涵认同的差异。上海是中国白领的发源地，人们更多地认同传统的白领概念，即那是一群为钱奔波而又能挣钱的。深圳人对白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白领为了钱但又不全是为了钱，而平均收入的绝对偏高，又使得白领的收入在深圳显得不那么突出。与此相对应，有26.5%的深圳人认为白领的机会多，比例在四市中最高，而最低的是北京，比例仅为18.7%。这一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和作为市场经济中心的特区居民观念上的差异。
-中国白领知多少？-
有资料记载，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时西方概念的白领进入中国城市。至1947年“白领”占上海就业人口的43.7%，超过了当时欧美城市的平均水平。本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外资大规模进入，“白领”在中国已形成一个阶层。
有数据表明，“白领”在中国大城市的比例超过就业人口的30%，上海市科委一项前瞻性的研究报告显示，上海市的“白领”职位近几年来将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 白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