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性革命”

文·王剑南波黑冲突期间的每个星期天晚上，在被围困的萨拉热窝，都会有一段停火时间，城市在一两个小时内一片宁静。这并不是由于交战哪方的领导人下了停止射击的命令，而是要感谢德国电视台的卫星传送节目。

当深夜时分有温柔的色情攻势从德国传来时，无论塞尔维亚人还是波斯尼亚人、东正教徒还是穆斯林，都把枪械放到了一边，由卫星传送过来的图像比任何停火协议都更为有效。

“要爱情不要战争”——性欲具有瓦解战斗力的作用。60年代越战时期，抗议示威的大学生们对此确信不疑。他们谴责说，迫使人放弃本能无异于故意谋杀。他们呼唤的是一个性爱自由的王国。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他们发起了性革命，但性革命在70年代所取得的成果其实也是微不足道。

那些轰轰烈烈热衷于性革命的50年代的年轻人，在现在回首自己“狂飙突进时期”时的感情十分复杂。那时候，他们盲目追随着对幸福的渴望，当他们朝着自由性爱的国度进发时，曾觉得一切都十分简单。他们以为，道德高压有朝一日终将解除，人类性生活将自然而然地步入最美的和谐。婚姻的挫折、嫉妒心理、虚伪的羞耻心、惯有的负罪感，都将一劳永逸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两性之间轻松自如、兴趣盎然的关系。

德国法兰克福性科学家福尔克马·西古施(Volkmar Sigusch)现在认为，关于性革命的要求，实际是一种误解，是一种天真的狂想。在性革命中尽管已经获得了些许自由与进步，但性方面的不幸仍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那条把性渴望与所谓幸福世界分隔开来的鸿沟将深得一如从前。现代的性生活其实更加纷繁复杂。

以前单一而刻板的男女角色游戏已转变成为一种热烈而角色众多的团体游戏。大丈夫与小女子、同性恋者与色情狂、双性恋者与禁欲者，还交织成一幅不同以往的新性生活画卷。“但这不是色情的天堂，”福尔克马·西古施认为，“而是一场展示生活方式的狂野的化装舞会。”这场“化装舞会”将把人们引向何方？福尔克马·西古施不敢预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主张性解放的人在梦中描绘的景象在通往现实的途中已越来越怪诞变形：

性解放积极分子头脑中幻想的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爱情同盟和生活团体，但事实上，取而代之的却是各处生意兴隆的色情用品商店。

色情录像带的泛滥省去了人们想像性生活的麻烦，但其中展示的尽是那些性杂技演员千篇一律的“艺术表演”。

医学上所谓的“剖白”，即不隐瞒性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这一点在后现代时期的电视观众中已演化成了疯狂的表白癖：充斥各个电视频道的是普通人喋喋不休、毫无顾忌地倾吐他们或美满或糟糕的私生活，所有的隐私全成为公众话题。

即使是妓女或侍者也会成为访谈节目中的常客。经常光顾这里的还有一群以性为研究方向的科学家，他们的身份显然类似以前的教堂神父，只不过在聆听忏悔者忏悔罪行的方法上有了根本性的进步。西方的性革命经历过很曲折的道路。能够围绕性生活进行如此轻松的交谈恐怕是性科学的始祖们始料未及的。19世纪末，他们小心翼翼地开始着困难重重的研究，但研究成果仍被视作有悖道德和礼仪。

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性科学的冰封期才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欧洲宣告结束。但基督教对性本能的蔑视仍决定着社会风气。根据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准则，性——诗人歌德是从植物学角度来认识这一概念的——只能存在于已婚夫妇的卧房之中。

当触及到帮助年轻人抵制“手淫”的问题时，市民们的卧室才万不得已地打开。著名的美国精神病科医生本杰明·拉什(B.Rush)当时在一本被广泛阅读的著作中指出：“手淫不仅会引起记忆力和视力衰退，而且可能导致癫痫、脊髓痨，甚至痴呆和死亡。”

19世纪中叶，有手淫倾向的青少年一般在夜间配备带刺的连指手套和包裹生殖器的绷带。当有躁动状态出现时，负责监督的器具还会敲响父母房间里的小钟。在这种刻板的环境下，1895年，创造了“受虐狂”这一专业词汇的德国作家莱奥波德·冯·萨赫尔—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曾被恼羞成怒的批评家们逼迫致死。冯·萨赫尔-马索赫以《穿皮大衣的维纳斯》为题，描摹了一个有关性附属关系的故事，并赋予女主人公以自我意识。这本书19世纪末被视为对男性尊严的攻击而受到社会排斥。

在西方的性研究中，维也纳的神经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以心理分析为治疗方案，着眼于市民社会中被忽略了的人的本能，这种本能一旦受到压抑，就会引发神经病来进行报复。弗洛伊德认为，治疗目的在于释放于灵魂深处汹涌澎湃的动力，并将其置于意识的控制之下。他克服了同时代人对“性”的羞怯心理，战胜了虚伪的批评家，使公众得以第一次大大方方地谈论关于性的话题。但弗洛伊德从未想到为摆脱桎梏、强调性生活的乐趣进行辩护。在他的学术影响下，医学家马格努斯·希尔施费尔德在柏林成立了第一家“性科学研究院”，致力于改善大众的性启蒙状况。

20年代的宽松气氛使得西方基督教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有利于研究“性”这门边缘学科的自由空间。直到纳粹上台方使性改革者们的努力嘎然而止。整个第三帝国期间，性科学的研究呈倒退趋势，但对它的传播却占据了首要地位。战后德国在康拉德·阿登纳时期，19世纪的古板气氛曾有所回潮。1961年德国市场上出现避孕丸，曾导致了一场抵制运动。在一份“乌尔姆备忘录”中，几百名医学人员警告说：“控制荷尔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通往现代性解放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制动器发生松动，从而引起我们民族的道德核心分化瓦解。”但10年后，避孕丸大规模地投入使用，甲壳虫乐队名噪一时的歌曲“你所需要的只是爱”以马赛曲的第一段节拍作为开始，使性将成为彻底改造旧世界的政治炸药。

60年代的西方性革命浪潮，曾使弗洛伊德的学生威廉·赖希的著作一度走红。赖希1957年死于美国，他认为，性压抑是富人及强权者折磨与控制大众的一种惩戒措施。他说：“几千年来受到压抑的性生活奠定了大众的心理基础，即：惧怕强权、甘居附属，一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谦虚，另一方面却又虐待狂般地残酷。在此基础上，200年的资本主义经济方才得以繁荣持续。”

赖希在几十年前发出的谴责对德国6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无异于一个迟到的福音。1966年底，在柏林曾诞生了“第一公社”，这是一幢供全体社员共同栖身的大楼，革命家们试图在这里不受干扰地把两性关系付诸实践。威廉·赖希是这一实验的精神之父，社员纲领上规定有乱交和拒绝浪漫爱情关系的内容，他们认为正常的婚姻、家庭是滋生心理及社会不幸的策源地。

但在一场理论争执过后，性公社倒闭了，所谓的性革命只是在女权主义者的圈子中，在同性恋者这一边缘群落中无声地向前。

应该说，是几乎遍及所有生活领域的色情化浪潮使两性之间出现了前途未卜的混乱游戏：从剪短了头发的女同性恋者到编织着毛衣的安祥的妇女，从头发蜷曲的温柔的母亲到胡子光光的男子汉，性别上的类型学构筑起一座后现代的蜡像陈列馆。

男人世界感受到的性革命震撼尤为强烈。实际上，自从女性提出了对性的权利之后，男人开始变得温柔细致，他们在肌肉方面的自信却被女权主义者视为“潜在的强奸意识”和“骚扰儿童的嫌疑”。真正的爱需要等待

在性革命浪潮卷过之后，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性科学。1995年自杀身亡的德国性学者恩尔内斯特·博尔内曼(Ernest Borneman)曾这样宣布：“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在这一千年的最后十年之中，性行为将少于人类历史上其它任何一个时期”。他担心，两性之间的性行为终有一天会完全停滞。

德国汉堡的性分析学家冈特·施密特(Gunter Schmidt)指出，今天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地受到性的折磨，性对他们而言，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激动，性欲不再有天堂地狱之分，而是越来越开化。性从神秘走向开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自身的魔力。

1994年在美国进行的一次大型调查结果再次印证了这种论断：接受调查的人之中有12%过去一年里根本没有性行为，仅有1/3的人达到了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的“一周两至三次”的标准。这一结果与媒体大肆宣扬的性童话形成了鲜明对比。

施密特认为，“原则上一切都是允许的”，那种受到习惯和法律约束的旧道德在经过革命后，已逐渐被建立的新的理性规范、注重协商的新道德所取代，新道德致力于在伴侣之间营造和协安宁的气氛。

这种新的规范与道德意味着：在一些美国大学中，这种协商一致的原则已固定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在通往爱情的道路上，从吻颊到爱抚的每一步都须得到伴侣的明言许可方能进行，如违犯规则，则可能被视作性骚扰而受到处罚。人们以前在性欲下可以理解一切东西——不负责任的游戏、诱奸和渴望被诱奸、强人所难和被迫依从、控制和甘愿被控制——所有这些现在都沾上了色情的嫌疑而面临从性行为中被剔除的危险。情书和誓言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性专家介绍说，目前，西方40岁以下已婚妇女中有外遇者多于同龄男性，但这种婚外情极少与罗曼缔克有关，而大多最终归于越轨的性行为，但对于婚姻并无大碍。一旦失足行径予人以口实，也不会像从前一样导致夫妻之间感情破裂，而是引发一场触及感情深层的理性讨论。

美国女作家卡米莉·帕格利亚(Camilie Paglia)抱怨说，一度狂野的性欲已经成了一种乏味的、谨小慎微的对本能的抗拒。这位以双性恋倾向著称的女作家坚决反对女权主义者的做“纯洁典范”的主张。她从70年代的美国走过来，那时候的性生活正在如火如荼、决堤泛滥。“那是恐怖的”，她回忆说，“人和动物之间的栅栏倒塌了”，但同时又感到现在的性生活太单调，“性欲应当再热烈些”。

进步的批评家们这样猜测，自从启蒙者们撩开了它的面纱、窥探了它的魔力之后，“性欲”也许为了满足人类幸福的渴望而丧失了太多的好名声。

“低度性需求”是最近流行的一句口号。信仰宗教的节欲传道士正在迅速增多。美国发起了一次名为“真正的爱需要等待”的行动，在此次行动中，许多年轻人以上帝的名义作了书面保证：“洁身自爱直到结婚的那一天”。

当流行歌星麦当娜和麦克尔·杰克逊等人想给观众鼓鼓劲儿的时候，他们采用的仍是尽情施展自己性感魅力的方式。但他们一些同行认为，这种粗野的性挑逗令人大倒胃口。歌手博伊·乔治(Boy George)以前喜欢穿女装上台，当被问及性生活时，他却面带愠色地答道：“我宁愿来一杯咖啡而不是什么别的。” 弗洛伊德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