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厕革命：离百姓有多远

文·闻心

如今被誉为“京都第一厕”的中山公园南门外公厕，设施达国际水平，收费每人二角

有人说：今年是北京“公厕年”。近两年“公厕革命”呼声越来越高，去年搞了个“公厕设计大赛”，今年的“公厕文化展”又名动京城。展览中各种免水冲、可移动、汽车公厕等等不一而足，外观漂亮、设施现代化的公厕更引人注目。

精品多多，然而业内人士却说：“这些现代化公厕离老百姓的生活还太远，目前北京市绝大部分公厕还处在翻修、改建阶段。”京城公厕“臭名远扬”

北京的公厕一直与人口数量不成比例。解放初期，京城仅有83个公厕，到1959年才增加到1049个。“文革”后期公厕有较大发展。到1979年，京城公厕达到5500多个，1990年一度达到6800多个，近几年由于危改小区的建设，公厕以每年200多个数量递减，如今只有5700多个。其中70%分布在胡同里，大街上的公厕仅有2000多个，而北京的流动人口加上流动市民，每天约在300多万以上，平均1.5万人一个公厕。按照卫生城市标准，城市每平方公里至少要有30个公厕，繁华地区每隔200米应有一个。据调查，全国没有一个城市能达到这个标准，北京当然也没达标。

历尽数十年风雨的北京公厕大多破旧不堪。当发达国家把厕所称为卫生间、盥洗室，并在里面可以听音乐、喝咖啡、读书看报时，京城胡同里的老百姓还在沟糟式没遮挡的简陋公厕里“轮蹲”。据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统计，10年来批评和抨击过北京公厕问题的新闻媒体约有800多家，批评报道1万篇以上，这些媒体包括国际知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京城公厕可谓“臭名远扬”。

胡同里的公厕是档次最低的。建设部关于公厕有一个四类标准，一类、二类是做到有独立的便器、洗手池、整容镜、全天保洁、专人管理；三、四类是沟糟式，有隔挡的为三类，没隔挡的为四类。北京达到一类二类的公厕仅300多个，主要分布在繁华街道和旅游景点，其中200多个为收费公厕，其余全是三类四类极简陋的胡同厕所。“公厕革命”首先是观念上的革命。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使得老百姓避厕所如避“瘟神”，大部分胡同厕所倚居民住房而建，一到阴雨天，潮湿渗过墙，居民反映极大。可日常生活中，公厕又离不了，于是就出现了厕所翻建时离谁近了不行，远了也不行。

东城区环卫局业务科介绍说，东城公厕有1596个，居城区之首，但大街面上的才184个，其余都在小胡同内，基本上是五六十年代盖的四类公厕，60%以上借助于居民住房的山墙或房檐。西老胡同厕所翻建时，我们与居民协商，翻建时盖个上等级的，居民同意了，并签了协议。可拆了再建时，居民说什么也不让建，谁协调也没用。

在胡同里建不起来，在街面上建就更难了。王府井、东单、西单是寸金之地，谁也不肯盖厕所。另外，厕所上等级要安装隔板，就要占坑位，居民不适应，带来很多不便。

“公厕文明”与市民文明密切相关，公厕要彻底改变形象，关键是首都市民要提高公厕文明意识，杜绝不文明行为。

去年9月，全国城市卫生大检查。东城区环卫局在北河沿等三处三类公厕安上陶瓷洗手盆，第二天早上全都不翼而飞。洗手盆都有人拿，小零件更不用说。水龙头、水管子常被拧下，三类、四类公厕坏得最多的是门窗，有人甚至把纱窗割下偷走。环卫工人介绍说，台基厂二条口上的公厕几乎两天换一个灯泡，安上铁丝网罩，照样被砸碎。“公厕革命”非一日之功，北京环卫局业务处处长麦绍在说：“公厕文化展’好就好在加强人们对于公厕的认识和了解，唤起人们的公厕文明意识。”

公厕翻建的最难点在于缺乏资金，可钱从哪儿来呢？从1984年开始，市政府开始采取“政府补一点、区里拿一点、受益单位凑一点”的“三点”政策，用于新建、翻修厕所。如今，“受益单位”这一点基本凑不齐了。

市政府给环卫部门的钱是按每座公厕计算，一个公厕一年给300元维修费、300元保洁费。这个标准是1984年定的，多年未动，但这点钱连日常维护、工人工资都不够。东城区环卫局一位副局长说：“眼下养一个三四类公厕一年的保洁、维修费用要2500元左右，仅东城区养这些公厕一年要用400多万元，而经费只有97万多元，这么大的窟窿，全都靠另想招数。”

环卫部门利用公厕创收的办法无非三种：第一是建收费公厕。二类以上公厕允许收费，但这些厕所一般都数量极少，且分布不均，繁华地区收入高，偏僻地区根本没生意。东城区收费公厕较多，也只有27个，一年收入仅90多万元，基本与这些公厕的保洁、维修、管理费用持平。

第二是建多功能厕所。也就是说，在繁华路段公厕的上面再加盖一层建商店。如今已有办服务店和烧麦馆的，东城区有11个这样的公厕，一年收入也有90多万元，能够略微弥补经费不足。

第三是广告收入。近两年各区环卫局都做点杀虫剂的公厕广告，由企业提供药水，一年可节省4—5万元。

尽管如此，几项收入加起来仍无法弥补经费“漏洞”，东城区还算条件稍好，其它区县情况可想而知。由此可见，要实现“公厕革命”，只在公共厕所内外做文章是不够的，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厕养厕”。

市环卫局处长麦绍在是多年的老厕所专家，他说：“公厕发展只有一条路：走社会化、产业化道路。单靠政府养，永远达不到国际标准。”

几年前，一家民办企业晓清公司花了几百万元购买了移动式厕所设备，每到重大活动就租给主办单位。它先后被世妇会、春运铁路火车站租用过，收益巨大。同时，由于服务周到受到各界好评，取得广泛社会效益。

如今，全社会都在关注公共厕所事业的发展，如果有识之士能够积极参与这一事业，必将使它成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丰产田”。科研成果表明，目前人们已有能力从粪便中提取有机物制成药材、肥料、塑料、医用缝合线等产品。如果这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它的前景无疑是巨实现了大的，只有解决了粪便后期处理问题，才是真正的“公厕革命”。

建国初期，北京市环卫系统的粪便真像金子般珍贵。它是远、近郊农田肥料的来源，往往是一进库，立刻被各乡、生产队的积肥队分光。麦绍在说：“那时，我们每年粪肥的分配都得做计划。”

如今情况不同了，化肥大量使用，分田到户的农民谁也不会为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吃苦受累、掏粪积肥。何况经过大量水、酸处理过的粪便已经很难当肥料用了。如今，环卫局处理这点粪便得求着人，主动给优惠。

北京市一天的粪便大约是6000多吨，处理为无公害有机物，1吨需处理费100元，这笔钱环卫部门根本无法承受。于是，每天大量未经处理的粪便流入城市乡村的河流池塘。目前，北京对粪便的处理率为零，而粪便直接污染比垃圾要厉害得多。

日前，王府井大街上出现了一种新型“免冲式”公厕，这种公厕节水节电、干净卫生，好处多多。但它之所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还是在于它独特的处理粪便的方法——只需两个塑料袋，不需水和酸的清洗，这为粪便可回收利用创造了可能，同时为整个后期处理产业化开了个好头，带来希望。

另外还有一点引人注意：这项成果是一次企业行为，说明这家企业已经看到“公厕”发展的前景，准备致力于这一市场。据了解，粪便制成的有机肥每吨价格是1500元—1700元，比化肥便宜300多元，而这家企业正在进一步探讨粪便回收利用的可行性，并打算与政府部门合作推广。

麦绍在描绘出的前景是美丽的：公厕的专营公司修建公厕设施，建立与之相应的处理、回收企业，由此产生的巨大收益再用于公厕。那时的公厕条件好了，也可能就不收费了，因为顾客就是产生“资源”的“上帝”…… 厕所革命公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