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虐恋与反虐恋

文·李银河

虐恋是女权主义理论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关于女性天生有受虐心理的观点，不仅文化界持这种看法，医学界也有这种看法。对于女权主义来说，关于女性是否天生有受虐倾向的问题一直是个敏感的问题。如果女性的受虐倾向是天生的，那么男性统治的社会结构就有了心理学的基础。女权主义认为，虐待狂是仇视女性的男权文化的必然表现，是利用女性内心最深处的性欲来强化男性的统治，试图使这一统治看上去是自然的。

从1994年起，我开始做一项研究：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虐恋(S/M)与强奸想象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是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如果采用社会学的问卷方法，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采用这种方法，我一共访谈了47位女性，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29岁；以知识分子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最高的是研究生毕业，最低的是初中毕业；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占多数。对每个人的访谈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四五个小时，有的还不止谈了一次。调查中少数女性经历过或听到熟人朋友有过性虐待游戏的经历。

有时，比较猛烈甚至“残暴”的性活动不但不会伤害女性对男性的感情，反而会增强她对他的依恋感和归属感。这种“残暴”并不是真正的非理性的残暴，而带上了游戏的性质，是一种理性对非理性状态的模仿。

一位女性对性虐待狂倾向作过一些理性的思考和概括：“我看过《爱你九周半》。我能理解这种事。至于女人本性里是不是就有这种性质，我没研究过；但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女人有虐待别人和受男人虐待的欲望。要对一个男人产生受虐的心情，必须很爱这个男人。女人有双重性，施虐和受虐的欲望都有。当然这种关系应该是有游戏性质的。”

当然，被调查的女性多数完全不喜欢甚至不能想象性虐待狂心理。

那些挨过丈夫打的女性大多不是从游戏的角度来理解性关系中的虐待狂的，一位女性这样说：“我听说过性虐待狂，觉得他们是畜牲，不是人。对这种人，要不就该给他们治病，要不就该枪毙他们。我觉得流氓都有点虐待狂，只有强迫别人，他们才觉得带劲。”

在虐恋和受虐想象问题上有这样几种立场：第一种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以施虐心理为男性固有特征和以受虐心理为女性固有特征的立场；第二种立场是女权主义的批判上述理论的立场；第三种立场是以福柯为代表的视虐恋为权力游戏和纯粹的感官享受的立场。

弗洛伊德说：“虐待症的根基，不难马上在正常人身上找到。多数男人的性欲之中都混合了侵略性和征服欲。”“虐待症与被虐待症在性错乱现象之中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其中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强烈对比原是性生活里常见的特性。”

曾是弗洛伊德的分析对象后来成了他的门徒的海伦·多伊奇因持有女性天生有受虐心理这一观点而名噪一时(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她是臭名昭著)。多伊奇认为，女性是天生自虐、自恋和被动的，而且认为这是女性最基本的特性。她的主要观点是：由于女性只有在被男性征服的情况下，才能使阴道感觉到性兴奋，因此，这个过程就使她变得自虐。

关于虐恋的发生率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金西调查，男女两性中各有1/4在性行为中都会因轻度的咬和被咬(不到咬出血的程度)而动情；相当数量的人的性行为中，有轻度的攻击性和粗暴行为；大约有20%和男性和12%的女性被调查者承认，自己会因为听到包括强奸、捆绑、镣铐、鞭打和责罚这类情节的故事而动情；有更多的女性倾向于把自己想象成受虐的角色，当然也有少数男性因为把自己想象为受虐的角色而动情。

虽然统计表明25%的女性曾有过“强奸想象”，但有女权主义者指出，强奸想象与渴望被强奸毫无关系。我想，这就是在游戏性的暴力和真正的暴力之间的界限所在。不少女性可以有强奸受虐想象，并以此为性唤起的手段，所谓虐恋正是一种双方同意并预先商定的施虐受虐游戏。

有虐恋倾向的人为自己的行为提出3点存在的合法权利：他们对性权力的本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们的行为是治疗性的和涤罪性的；他们的行为显示出性的本质是仪式和游戏。福柯生前就曾热衷于亲身“体验”S/M活动，他就此提出过两个重要思想。第一个是关于“快感的非性化”的观点。他指出，透过S/M活动，人们“正在用他们的肉体的一些非性器官的部分，即透过对肉体的色情化，发明各种新的行乐方式。”第二个思想是关于S/M活动中所模拟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他指出：“快感和权力不会互相抵消或互相争斗；它们会互相寻求，互相交搭，互相强化。它们是由刺激、激励的复杂机制和欲望联结在一起的。”

从本次调查中也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那些生活在有家庭暴力经历的环境中的人——无论是见过父亲打母亲的人，还是自己挨过父母配偶的打骂的人——很少能理解或喜爱S/M游戏；而只有那些成长环境中完全没有暴力行为的人才会喜爱这种游戏。 女权虐恋家庭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