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文·林毅夫 胡泳

林毅夫，1952年10月生于台湾，1978年获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获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著有《制度、技术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与蔡昉李周合著)等。

近一两年来您在许多场合大力宣传：“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这一论断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这个想法既不是盲目乐观，也不是我个人的一厢情愿。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逻辑体系，研究世界最大、最强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其成就也就容易被认为是世界性的成就。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经济学也随之诞生；从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到凯恩斯主义创立，由于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英国也就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到了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当然也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

我国自1979年开始改革以来，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增长。现在国内国外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认为，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并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势必提高。

这仅仅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还是已成现实的趋势？

其实趋势已经逐渐在出现。1982年我刚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主要的经济学杂志上基本找不到有关中国经济的论文。事隔10来年，现在，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杂志，每期都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文章，而且，这种论文经常以一期中的首篇文章出现。

经济学作为一门近代兴起的学科，与中国的渊源甚少；如果依您所说，经济学的发展将迎来“中国时代”，那么，我国的经济学家最先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获得突破？

突破点应该是发展经济学与过渡经济学。我觉得，西方经济学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处于技术前沿而制度相对稳定的社会作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事实上，我国目前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一个技术、制度落后，资源贫穷的国家如何快速发展和过渡的问题。西方现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对过渡问题的研究只刚刚开始。日本、亚洲四小龙和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被认为是奇迹，说明尚没有可以很好解释这些成就何以会产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东欧和前苏联的改革过程中，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给予出谋划策，但却搞得一塌糊涂。在我国的改革中，学院派经济学家的参与相当有限，但却取得不少令人骄傲的成果，说明过渡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由我和其他5名美英留学博士共同创办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就是以“过渡经济学”为研究重点。我们认为，改革所面临的是所谓“过渡”问题，具体地说是一个社会中的某种具体体制怎么转变成另外一种具体体制的问题。其中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已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也不是所有的制度安排都是完善的，也存在着以一种制度安排转变到另外一种制度安排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随着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伴随着制度(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因此，“过渡”是一个人类社会中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过渡经济学研究上的突破将大大丰富现代经济学的内容。

林毅夫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代表团会谈

在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有学者把这些现象称之为“扑朔迷离”。那么，是否已有经济学家尝试对此作出解释呢？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

60—7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曾有这样一个判断：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长期、持续地增长。改革开放10多年来，我国的GNP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多，与亚洲四小龙最快发展时的速度基本相当。翻开人类经济史，可以说还找不到像这样大面积、这么多人口的地方取得如此持续、快速发展的先例。如果60—80年代的四小龙经济发展能称为奇迹的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绩效就更是一个奇迹。

对此的解释很多，但并不完整。我觉得国外的许多解释是相当皮毛的。比如对东亚的高速发展目前盛行两种学说：一种认为东亚经济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这与西方现有的理论体系是一致的；而仔细看起来，东亚的经济除了香港以外都有很强的政府干预。反过来，另一种学说认为东亚的成功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与现实有吻合的地方，但也不能一般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市场干预，不仅如此，像印度、中南美洲，它们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或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政府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它们却失败了。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这些现象放在合适的位置，说明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的干预又是怎样的。

我个人和几位同志一起就想提出这样的理论。我们认为，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倾向于从产业和技术结构人手赶超发达经济，期望以此缩小收入水平差距，这是不对的。因为一个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实际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资源结构，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比例。发展经济学的思路应从技术结构转移到资源结构上，一个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怎么样加快资源结构的升级。

这种升级意味着比较快地、有效地积累资本。它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社会剩余量的多少，二是社会在一定的剩余量下储蓄的积极性。如果这个社会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利润率高，剩余量就多；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储蓄倾向取决于利率，它反映的实际上是资金的价格。如果资金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靠市场竞争决定，企业在作选择时自然会考虑自己的比较优势。例如，资金贵而劳动力便宜时就会选择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就是说，当用市场方式决定各种要素价格时，价格信号恰好反映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应根据其在特定发展阶段上的资源比较优势，形成适宜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从增强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入手加快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资源结构变动的速度，进而加快产业、技术结构升级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可以说东亚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就是比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

那么，这种情况下政府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政府是否就对市场完全放任不管了呢？前面说过，如果经济是按比较优势组织的话，资本积累会比较快，资本结构的升级会带动技术结构的变化，也就是产业升级。但任何技术变迁都有风险，完全按照市场的话，企业就会逃避，这时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干预。一种是搜集信息供给企业，因为风险的大小与信息是否完全有关，而信息的收集成本是很高的。二是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杠杆如税收、利率等来引导企业。不过这种干预一定要掌握好度，如果顺着资源结构的优势就会成功，企图超越资源结构的做法则会失败。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改革前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企图超越资源结构，而改革的成功则得益于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呢？

是的，在资源结构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想超越阶段地去改变产业、技术结构的赶超作法必然要求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并对某些产业实行长期保护。这样虽然能够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必然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倾斜。

您批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赶超战略而倡导比较优势战略，能否概括一下这一战略的特点？

比较优势战略的原则是：第一，根据比较优势选择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第二，产品和要素价格不能扭曲；第三，政府产业政策和目标不能距比较优势太远。如果不能实现资源结构的升级，舍本求末地改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充其量只能短期地使少数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同时剥夺了其他产业发展的资源和机会。由于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必然内生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和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效率低下、寻租泛滥终将阻碍资源结构的升级，长期的发展则无以为继。而着眼于利用资源比较优势的发展，由于不断提升资源结构，加快了比较优势的转变，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改变都成为水到渠成的过程。考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发展经验，只有从这个关键点出发，才可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借鉴。 经济学林毅夫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