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哪个收入阶层

在对“劳斯莱斯”车标志这样专注的注视中，你会意识到收入差距已经变得错综复杂（雍和 摄）

一个中国  两种生活

假如有一天，你扪心自问：“自己处于哪个收入阶层?”你也许突然发现，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模糊不清的。多数人会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却说不出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往往出于一种自我感觉，甚至一种自我安慰。

你的感觉也许并不真实，因为个人收入已是中国人最大的隐私。你无法知道周围人的准确收入，你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别，只有当你的朋友或同事买下一辆汽车或一套房子，你的心灵才会刹那间失衡，才会意识到收入差距变得错综复杂。

贫与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经常出入豪华商场的她们算是哪个阶层（庄海燕 摄）

在当今中国都市里，贫穷是相对的。低收入者并不像埃塞俄比亚的饥民那样骨瘦如柴，疾病缠身，气息奄奄。但他们营养不良，衣衫破旧，神情憔悴，日子拮据，经常入不敷出。

90代初，媒体还把“大款”具体描述为：穿皮尔卡丹、坐奔驰车，手拿大哥大。但今天已很难概括他们的形象特征。就像10年前稀罕万元户那样，人们现在认为亿万富翁才算真有钱。

不仅现金收入，差距还体现在各个方面，低收入者的住房只能在小胡同的大杂院，一家人拥挤在屋顶长满杂草的小平房里，厨房和居室没有区分，上百人共用一个臭气熏天的厕所。而另外一些人，不仅在市区拥有宽敞的居室，装修极其豪华，还能为小妾买套单元房，由于轿车拉近了空间的距离，在郊外盖栋私人别墅也不新鲜。

低收入还意味着医疗保健的恶劣，他们挂不起专家号，只能花半天时间候诊，然后几分钟便被打发；他们吃不起好药，住不起医院，遇到大病只能回家忍受；即使倾家荡产住进医院，也只能十几个人吃喝拉撒于一室，为逃缴医疗费，他们经常不等痊愈便溜出病房。可另外一些人，进口药挑着吃，单人病房随他住，哪怕一个没影的病也要请专家会诊，为拉平脸上的几道皱纹，他们可以耗资上万元。

所有这些，还有那些不易察觉的因素，已经把人们之间的等级弄得千差万别，而差距又体现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一个事实已不容回避，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同时，悄悄迎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

谁是穷人  谁是富人

北京的一位颇有名气的摄影记者说：“我每天一睁眼，50元就没了。他以月租1500元租用一套一居室，可报社的月薪还不及这个数。他算穷人吗?北京新兴模具厂厂长梁平的月工资只有2000元，但这家工厂的340万元资产有一半属于他，他算富翁吗?

北京一机床厂的一位辞退职工，现在没有一分钱的固定收入，1992年因炒作长城债券发了一笔横财，买了汽车和大哥大。但此后几年炒股连连失利，家底赔光，终因去年底的一场大病而债台高筑，他算哪个阶层?

北京冶金粉末厂的胡利民夫妇现在住着一套两居室，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但1995年初，夫妇两人双下岗，一家3口的月收入仅500余元，今年春节这一家被列为崇文区的“送温暖重点户”，这就是贫困标准?

贫与富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但如果要把它们具体地区分却惊人地困难。许多定义的界定都只说明了某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从词汇本身的定义解释，贫穷意味着不足，富裕意味着充足。

在今天，许多过去的奢侈品已成为必需品，那么贫穷是意味着没有食物，还是没有电视，或者汽车游艇?当一些人的收入即便足以维持生活，但明显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他们是受到贫穷袭击的人吗?

有的人坐林肯车，出入于高级俱乐部，大多数人却每天仍在挤地铁上班。中国在整体进步的同时，悄悄迎来了贫富差距的问题（袁满、振平 摄）

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认为，要对贫穷与富裕准确地确定几乎不可能办到，尤其是都市比农村更复杂，绝不仅仅是以收入高低作为标准。

1995年，国家统计局曾测算出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线，其计算方法为，先确定最低的食物营养水平，然后再找出达到这个营养水平的几种主要食物，乘以市场的平均价格，又通过抽样调查找出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和价格，把食物和必需品的相加，确定出年收入640元为农村人口绝对贫困线。

前些年，在中国农村对富人有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万元户，尽管其计算的方法极不科学，但总算有个量化概念。人们现在说，万元户才脱贫，十万元户才叫富。

不过，要想计算出城市里的贫穷与富裕要复杂的多，他不仅包括固定的收入，还有政府的各种补贴、医疗和住房的保障、受教育的机会和质量，以及家庭财产、私有产业的区分，等等。因此，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说，我们至今拿不出一个城市贫困线的综合指标，只能以货币收入作为测定贫富差距的一个标准，但这样做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状况。

在西方经济界，贫穷划分三个水平：最低生存线、最低充足线、最低舒适线。最低生存线是以食物作为基本生活水平的主要标准，由国家确立一个最低营养标准，然后对其成本进行估价。最低充足线是在维持生存的标准上，再确立一个恩格尔系数，由此推出一个标准。

近几年，一些西方国家还流行着另一个统一标准：以中等家庭的收入为尺度，收入低于这个尺度一半的家庭划归贫穷家庭。

针对西方的标准，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认为，参照价值不大。原因有三：1．中国的市民收入非货币收入比重很大，例如住房、医疗及各种补贴；2．在其收入中，灰色收入难以确定；3．各地的消费价格指数千差万别，很难制定出维持基本生活的统一标准。

虽然国家没有形成总体的城市贫困线标准，但确立了一些单项的量化指标。劳动部门制定的职工最低月收入标准，在100元至200元之间。建设部说，家庭住房人均4平米以下为困难户。财政部和全国总工会曾发文，人均月收入不超过50元，可申请职工困难补贴。

社科院经济所的李实认为，上述标准都是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标准可以确定为全国职工人均收入的1／2。依此观点，1994年全国职工人均收入4538元，那年收入2000元就是穷人?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准下降，已是当今中国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而寻根溯源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就是罪魁之一，收入高低成为衡量人的价值尺度，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打上了货币的烙印。不同的收入阶层，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采取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被肢解得错综复杂。贫穷者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可以出卖人格和自尊，而富贵者则用金钱的力量制造各种丑陋行径。

国家体改所副所长曹远征认为，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看，中国已经超过某些西方国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一外关节点上：是走上东南亚国家的发展之路，还是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在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长最快的就是这两个地区的国家，但现在东南亚国家仍保持着稳定的高速增长，而拉美国家却已出现经济衰退、动乱分歧。社会学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东南亚国家始终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可以容忍的程度，全社会具有认同感和凝聚力，整体向前发展。但拉美国家贫富过于悬殊，导致各阶层认识上的分裂，社会整体难以达成共识，国家只能通过集权甚至军政府强行推行经济政策。但由于各阶层的抵触和不配合，进展维艰和效果甚做，这种局面是贫富差距产生的最可怕的景象。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1995年，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的民意测验显示，在问到“你最担心什么”时，排在第二三位的：个人失业、发展机会不均等、贫富两极分化。调查还表明，公众对缩小贫富差距的预期不乐观，只有1／4的人认为差距可能减少。

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否超过公众的容忍度，一直是专家学者争议的焦点。从趋势看，在中国个人收入分配中，平均主义和差距加大两种现象并存。具体地说，职工收入中的工资级差呈缩小趋势，而工资以外部分则相对扩大，在计划体制系统中，新平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而市场体制系统中，收入差距迅速向两极分化。

1988年，国有企业的第一轮承包到期，国务院试图在承包兑现时，加大厂长与职工的收入差距，最初的设想是将两者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0倍，据说这是参照美国的30倍差距而制订的。但方案讨论中，受到各方强烈反对，后来出台的方案将收入差距改为1—3倍。执行的结果更出人意料，多数厂长领完奖金又捐献出去。这项改革遭至搁浅。

世人公认，中国是平均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改革之前，虽然职工也有“8级工”，干部也分“24级”，但级差甚微。1980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试图通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而刺激效率，而改革的实践表明，实际情况的变化比最初设想更为复杂。

中国能有今天的收入差距来之不易，但是否导致两极分化?邓伟志研究员认为，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与国外相比还不算大，还未出现两个极端，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比新加坡高；高收入者的收入比例，比新加坡低；这一高一低说明中国的贫富差距还未濒临危险关头，但已踩到警戒线。邓伟志指出，从目前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是发展中的差距，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正在消灭平均主义，一方面警示我们防止两极分化。

公平与效率，是所有经济学派别共同的选择。牺牲效率的公半，会窒息经济发展；但片面追求效率而使不公平超限度，会颠覆社会。大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目前阶段，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参加拍卖的这一位，他算富翁吗(方云伟 摄)  

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而不平等原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制造差距才能优胜劣汰，挑出最佳者，创下高效率。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某些差距，是一种新的公正原则。但值得一提的是，效率会加剧贫富差距，因为效率最高者获利最丰。

我们现在整体的效率并不高，原因之一是很多领域的平均主义依然深厚，严重影响人们努力工作的态度。但是，我们整体的贫富差距又触及到警戒线。所以，我们在控制总体差距程度的同时，在一些领域还要扩大差距，以改变那里的低效率。

然而，要控制总体差距是异常艰难的。常用的理论是，一些人太富，一些人太穷，取于前者予后者。但这种善良的愿望无异于杀鸡取卵。

西方国家控制差距过大的惯例是，国家出面干预，制定一系列的“保障法”、“救济法”，对工资、劳动条件、社会补贴规定最低限度，以控制贫富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采取财政政策实施基本生活的救济，以避免弱者毁于一旦。中国在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方面已经起步，但财政对贫穷者进行大规模资助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不平等的突出方面还不在于收入差距，而是机会不均。

把一些暴发户的丑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一些穷人的褴褛衣衫，揭穿某一特权阶层的穷奢极欲，只能让人出一口闷气，但形成一种效益与公平的良性机制更为重要。

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贫富差距。我们应该让现有的差距存在，并在某些方面继续适度扩大，以刺激人人向上。只要起跑的机会均等，竞赛合乎规则，即使收入差距可能比现在大，也是合理的，这是一种新的公平观。国家对贫富差距的制衡机制，不应是杀富济贫，而是保障人们之间进行公平和诚实的竞争，给底层人爬上成功的阶梯，同时给那些沦为贫困的人们一顶降落伞，使他们不至于因极度贫困而绝望。 贫富差距人均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