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0）

一个年轻生命的夭折令人伤感。15岁本是受社会保护的年龄，当时在场的成年人们逃避的是一种什么责任?而医务工作者的人道关怀又到哪里去了?但愿周贲的故事能惊醒我们这个确实已越变越麻木的社会。

西安 张长华

3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

编辑先生：

贵刊1995年第2期中的《盖茨预见未来之路》，是篇颇为好看的文章。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业的飞速发展，微软公司日益兴旺，其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在全世界日渐走红。在国内，报刊媒体争相报道他的传奇经历，大家纷纷沉醉于“盖茨神话”——一个典型的美国梦之中，但却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即文章所提出的“我们该不该警惕已成为世界首富的盖茨在未来之路上暴露出来的‘权力意志’”。

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指出，在超级符号的信息时代(我们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近)，权力的取得取决于掌握信息的多少，更确切说，取决于对于获取知识的知识的掌握程度。而权力资源的过分集中，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盖茨预见未来之路》一文透过比尔·盖茨现象，提出了信息时代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及由此引发的思考，这样文章在目前国内报刊中并不多见。

但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中两次提到“比尔·盖茨斥资30亿美元建造的新居”。不知作者30亿美元的数字出自何处。在目前新出版的《比尔·盖茨传》中，其费用为5千万美元。不管30亿之说出自何处，我想这个数字都是值得推敲的。30亿美元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每个稍通经济学的人都会对此有一种直观感受。对于每年只从微软公司领取27万美元薪水的盖茨来讲，这意味着要卖掉其130亿美元(又一说150亿)资产(绝大多数是微软公司的股票)中的30亿美元股票才能拿出来。而这种行为在经济活动中又意味着什么，作者似乎并没有这种概念，且目前这样的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即使从常识的角度讲，我也宁肯相信5千万一说。30亿美元约合250多亿人民币，量化成实物概念是相大庞大的，大约可建4个北京西客站。作者不加分析地引用这个数字，似乎没有仔细考虑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内涵，这就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作为世界首富的盖茨无论花多少钱盖新居都是可以相信的，这是不是也坠入了“盖茨神话”中呢?

北京 马江天

防盗门能保安全?

编辑先生：

你们刊物的关注点，还是离老百姓关心的人与事太远，以我之见，城里人现在最关心的，已不是物价涨幅等等问题，物价反正天天在涨，日子反正天天在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就习以为常了。现在最要命的是，好像人身都越来越没保障。连副委员长都被他自己的警卫杀害，你说哪里再能找到安全呢?到处都是抢劫、凶杀、绑票的故事，作恶者手里也都用上了军用的枪支弹药；社会上又是有一个算一个地利欲熏心，像急红了眼似地只认得钱，这样下去怎么了的?

现在平常人家的安全措施，似乎只剩了在自己的房门外安装一道结实一些的防盗门，防盗门也确实越做越地道。前两天看到电视里一则广告，全包封的新型防盗门，只留一个囚窗似的小窗口，供从里往外窥视。这样的门安全系数究竟达到多少不敢说，装了防盗门人好像是关进了笼子里的感觉倒真的。

社会总应该早些理出个秩序，才是解决基本安全问题的根本。

上海 陈永兴

爸爸妈妈不要再走了

编辑叔叔：

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会想到，你的爸爸妈妈离婚了吗?要不干吗老是走来走去。其实，根本没这回事儿。我们的家庭好得不能再好了。可就是总站不稳脚跟，有些小朋友可能长这么大，家还没搬过，要不，是爷爷留下的房子，要不，就是姥爷留下的房子。可你们知道我搬过几次吗?我已搬过5次了，你们如果愿意，我可以来讲一讲我的“历史”，那要从我出生时写起了。

我出生在常州，那时爸爸在常州电台工作。妈妈把我生下后，我们来到中凉亭发射台里。满月时我回到扬州老家爷爷、奶奶家中住下，一个月后又回到了常州的中凉亭。半岁时随妈妈去了宜昌的姨姥姥家里，3个月后又回到了妈妈的老家武汉爹爹(姥爷)家家(姥姥)家。

一岁半的时候，我和爸爸在常州一个叫大庙弄的地方住下来，那里是个男生集体宿舍。妈妈那时在武汉工作，把我交给了爸爸。爸爸要工作，只好把我送到了婆婆(爸爸的同事的妈妈)家里养，每个星期六才把我接回去住一天。妈妈在武汉才离开我4个月就开始想我，她利用假期来到常州，可我已不认识她了，叫了她一声阿姨，妈妈哭了。以后我和妈妈就住在一起。

我两岁多时，爸爸调到了武汉。我们一家住在肖家地发射台，4岁我们又搬到了航空路。5岁到了北京，在岳各庄安了家，在那里我上了幼儿园，那儿的老师可好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上小学学前班和一年级时，教我的老师姓刘，也是个好老师。我在那儿还认识了好多小朋友，有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叫杨翠翠。放学后去她家玩，去写作业，好像已成了每天必干的事。可好景不长，妈妈觉得那儿生活、采访都不方便。唉，又要搬家了，我们搬到了万寿路。我跟我的好朋友连招呼也没来得及打，就这样不辞而别了，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些小朋友了。我刚搬了家，杨翠翠就送了我一个本子和一支笔，我感到无比的安慰。

我在万寿路找到了学校，在那儿上了3年，同学我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可谁会想到，爸爸觉得北京工作太累，又要调到南京去工作。他还说这是为了我，因为我们的户口不在北京，爸爸怕别人有户口，就我没有而感到伤心。现在一切都搞好了，又要搬了，我真不敢相信，北京一个大都市，也会被人厌倦。你们想想，在一起混了3年的同学又要分手了，我心里有什么滋味。

我常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再搬了好不好?给我一个空间，给我一个地方。你们不想想这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吗?给我一个安定的童年吧，不要再搬了。你们一下子离开好朋友，你们受得了吗?爸爸妈妈总是回答说，大人的事你少管。可我还是要说，爸爸妈妈别再搬了。

北京 李汪飙

他真的可以上学吗?

编辑同志：

我每天上下班时都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胡同。胡同里有一个修车摊，极寻常的那种，可是每次经过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

那里总有一个瘦瘦的，长着一头黄发的小男孩，看模样也就10来岁。可他眼中流露出的世故与麻木，让我觉得与他小小的年纪极不相称，这比他那一身永远的灰暗的旧衣服还要刺痛我。最初看到他，我以为他是利用假期帮家里大人干活。可是两年多了，他天天守着一个修车摊，端水、拿工具，有时候还补胎。

说句实话，我一直很讨厌这个孩子。可那天我看到他眼中有一丝被压抑的渴望，在那一瞬间，他是那么可爱。我望着他，他望着放学路上嬉戏的同龄人。

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还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我知道这个世界太繁杂，总有些角落会被人遗忘，可是被忽视的绝不该是孩子。如果我为他出30元，他真的可以上学吗?

北京 晓未

让《生活》更多参与生活

编辑同志：

我从贵刊“读者来信”栏读出了许多寻常百姓的心头事，能看到普通中国人的思想。读1996年第1期黄阿炳先生的质疑“世界第一楼”信，顿生一种想法：你们不能也不应只满足于把读者来信发表出来，而且应该追踪问题，真正能替读者“过问”一下读者想知道的事、关心的事，在适当的时候作个答复。

新闻应该参与生活，《生活》更应该参与生活。我从新闻传媒中得知，一些百货公司儿童玩具柜台卖日本侵略者战舰的模型，被新闻媒介披露后，有些百货公司已经将战舰模型撤下了柜台。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黑龙江伊春 安虎贲

嘲讽者的困境

《生活周刊》编辑部：

没有哪个民族像今天我们这个民族这样，只有在嘲笑自己时才感到快意，似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对我们的生存失去了庇护的能力。一些饱学之士因为饱学而失望，开始断言中华民族的永劫不复；另一些饱学者也因为饱学而虚妄，被河东河西、风水轮流转之说弄得兴高采烈，早早地开始了他们对太平洋世纪的欢呼。失望和虚妄分别都有充分的学术理由，但对这些判断者来说，失望是民族的而不是个人的，并不妨碍失望者去他们瞧不起的地方淘金；挣美元之余，顺便控诉美国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而古老文明的讴歌者可能比我们更有条件享用西方的汽车和东洋的电器，换句话说，享受他们最轻蔑的技术和机巧。

就失望而言，近代以来数鲁迅先生最彻底。先生对传统的辱骂，先生对背叛的决绝，在过去和今天都使许多人不舒服。然而先生的绝望并没有使他沉默，反而逼出了他掷地有声的呐喊；先生的绝望又使他留在了祖国，而不是一走了之——我想到了丹麦的反讽者克尔恺郭尔。近代以来，对基督教文化的批评之激烈莫过于克氏了，他把基督教称作衰老的宗教，又把他的虔诚的丹麦讥讽为一群肥鹅。但如果你有幸读过他的《亚伯拉罕颂》，你大概才明白，在克尔恺郭尔和牧师信徒之间，谁才是真正热爱上帝的人。

克氏的嘲讽使我想到鲁迅先生，可惜先生没有机会把他的批判用哲学语言进行梳理，所以先生在后世学者眼里，不配被称作国学大师。倒是之乎者也烂熟于心，提起西方就气得浑身发抖的这个老、那个老们被人长吁短叹地崇拜。在被崇拜者的行列中，也还有清华的前辈陈寅恪，但是，一册《柳如是别传》在手，又有多少人明白了陈老先生言述南明旧事的隐衷了?

贵刊应多关注精神领域，关注我们在精神领域内还能够有的立场。

北京张卫民

如此“工薪宴”

编辑先生：

眼看年节将近，关于高档饭店的“工薪宴”成了热门话题，电视、报纸等媒体纷纷报道。大众反应中，大加赞赏者有之，漠不关心者有之，不敢问津者亦有之，心态各不相同。我也想就此热点一抒己见。

应该说，这一作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使得广大普通百姓有机会步入星级饭店的豪华店堂，享受一下平日里可望不可及的美味佳肴。可我认为，这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北京餐饮业高价位的良策，更况且某些饭店言明已是微利的工薪宴价格，仍使人心惊肉跳。

首先从高档涉外星级饭店的功能来讲，服务对象并非普通工薪阶层。这一点无论从心理上能否接受，都是无可奈何的现实。涉外饭店的性质使其追求高利润成为必然，因此遭人非议的“高门槛”、令人咋舌的价格从这种意义上说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其次，有些工薪消费者的心态也值得考虑：只想用自己认为合适的价格，却要求享受精美的菜肴，还需辅之以够星级的服务。且不说他们所认为合适的价格饭店能否承受，其实这本身就不符合价值规律，须知高水平的服务也应是有偿的。

但凡明眼人都会看出，所谓“工薪宴”不过是一些饭店在销售淡季推出的促销手段。一旦进入营业旺季，“工薪宴”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就大打问号了。所以工薪阶层最好清醒地认识到：高档饭店说到底，不是光顾之地。

关于“工薪宴”的爆炒，可以休矣。

北京 桂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