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戴什么表？

文·方向明 张晓莉1995年的一个上午，一位贵妇打扮的年轻女士带着两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旁若无人地迈进北京王府井的亨得利钟表店。一行3人径直闯到3楼经理室，把两个沉甸甸的亮马河大厦的洗衣袋撂在桌上，从段丕一经理手中接过一块价值63万元的劳力士手表。随后，那位女士从腕上解下一块价值10万元的劳力士表，当即换上这块镶有14颗天然钻石的新表。据这位女士称，她是专程从东北到北京买表的，亨得利让她不虚此行。

今年66岁高寿的黄福祥，本人就是一部亨得利的历史。据老人回忆，亨得利创办于民国四年(1915年)，最早卖的全是洋表。即他如数家珍般报出一串品牌：瑞士的劳力士、欧米伽、浪琴、天梭、西马、罗马、梅花；日本的精工舍、西铁城、亚细亚；美国的汉米尔顿、乌尔森、爱尔金……

说起旧事，老人感慨万千：“当时，亨得利既卖价值一两黄金的劳力士，也卖适合铁路职工、邮递员的粗糙怀表，全是进口的。那年月，根本没有国货呀！”段丕一经理是解放后进店当学徒的，他道出亨得利最惨淡的一段时光：50年代初，我们自己不能生产国货，洋货又不能进口，只能卖收购回来翻新的旧表，店铺险些关了门。直到1953年，瑞士表允许进口了，缓上一口气，可品种大不如以前。

从1958年开始，天津手表厂仿造瑞士“保铃”牌手表，生产出我国第一块“五一”牌手表。同年，上海手表厂照猫画虎瑞士“依士佳“创出“上海”牌。北京手表厂全套引进瑞士设备，生产“北京”牌，后改为“双菱”。从此，国产表跳上亨得利柜台，职工们骄傲地说：“我们终于卖上国产表啦。”

进入60年代，亨得利的洋表销售萎缩，一是因为价高，二是人们有点歧视洋表。相反，在90元到120元之间的国货，成了人们节衣缩食的奋斗目标。

文革期间，由于外国表被拒之国门之外，国产表独霸亨得利。据段经理描述，当时人们排长队买表，亨得利根本不用开门，隔着铁栅栏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000只手表经不住一上午卖。

追昔抚今，如今我们走进亨得利，北边一半柜台全是重显风光的外国表，南面一半柜台是顶着洋名的合资表，正宗正牌的国产表蜷缩在一个旮旯。

段经理坦言：要说那些暴发户一掷千金买劳力士，咱见怪不怪。可平头百姓现在也瞄上中低档的进口表，你说邪不邪。可回头看看咱自己的国产表，气又不打一处来，款式老而少不说，返修率还特高。

从亨得利的销售额分析，进口表占60%强，合资表占30%多，国产表不足3%。段经理苦笑道：过去一上午卖1000只国产表，现在一年也卖不出去这么多，真是今不如昔。照这样衰落，国产表非绝迹不可。1993年3月，北京一个叫许琴的中年妇女，在一个星期内5次跑到北京手表二厂，要买该厂100只积压货。因为她有一个收藏表的爱好，因为她从报上得知这家手表厂将不复存在，所以认定该厂手表具有收藏价值。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东安商业集团鞭炮齐鸣，庆祝兼并手表二厂成功，创造了商业企业吞掉生产企业的改革业绩。随后，手表二厂职工被化整为零，原厂房改为百货商场。

殊不知，手表二厂又是北京手表厂最大的分厂。作为中国表业3大老牌企业的北京手表厂，进入80年代后屡屡改戏，虽换了8任厂长仍无力回天，仅1990年和1991年两年就亏损2300万元。万般无奈之下，忍痛割爱自己的分厂。

割地卖房之后，时至今日，北京手表厂的“双菱”老牌子已经倒了。它现在通过仿制雷达表推出一种“海神”牌手表，同时靠给各行各业制造“纪念表”度日。北京手表厂还在，但已没有名牌。

1992年，对于中国手表行业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继北京手表厂3月份出让分厂之后，天津手表厂4月份又爆冷门。

当时，一条传闻震惊全国：天津手表厂因裁减职工引起罢工，下岗职工因生活无着落而跳楼自杀，厂长已被工人殴打致死，车间厂房被烧，该厂实行军管……

后经中央有关部门追查，才发现此消息被人添枝加叶，以讹传讹。但有—价基本事实是准确的：因产品大量积压，工厂被迫调整产品结构，于是有2464名职工下岗回家，占职工总数过半。

在新闻界帮助下，风波终于平息。生产出中国第一块国产表的天津手表厂今天如何？据悉，1993年11月开始，将部分厂房租赁给外商，此后又与外商合资。合资后所用品牌，不再是叫响中国30年的“海鸥”牌。

比起前两者，另一个老牌企业上海手表厂似乎亦运气不佳。该厂从1978年开始研制石英表，历经8年努力，终于搞到年产20万只的产量，占市场需求量3%。现在该厂的拳头产品是“魔力牌”保健石英电子表。老“上海”牌不知去向。

在1992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号称“当代中国表王”的门腾善曾苦恼地说：“我们生产的飞亚达手表，质量上已向世界水准看齐，价格上低于世界名表1／5，可在国际竞争因品牌不响屡屡吃亏。而品牌的树立不单纯靠花大本钱宣传，它有个时间积累过程。”

门腾善讲此话时，飞亚达表的历史仅有5年，可宣传费已花了2000多万元。瑞士雷达表在中国历经16年，花去宣传费700万美元，才树起自己的形象。可中国钟表行业耗时30余年树起的3大品牌，在几年之间就丧失殆尽。这不能不是中国手表业衰落的一大标志。

时至1993年，中国手表业曾一度风水回转，那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国有表厂靠纪念表发了一笔财。无怪乎有人戏言：毛主席的英灵救了国产表一把。

救一时不等于救一世。国产表的现状是，全部制造厂家一年的利润之和，抵不上南京路一家十余人的钟表店一个月盈利。时至90年代初，手表制造业累计亏损4500万元。

目前，中国手表行业赖以支撑市场需求的是近千家合资厂，以进口机芯组装手表，品牌杂七杂八，产量达2．3亿只。真正国产表的年生产能力已萎缩到5000只，每年还有一半压在仓库，价格在60至70元，并且已基本被赶出城市市场，屈居于乡村山区。

国产表何以沦为苦菜花？技术原因有四：1、石英化比例低，仅占产量44%，而国外已达80%；2、产品用材仍以钢铁为主，加工复杂且造型难改，而日本手表塑料化率已达95%；3、品种单调陈旧，大多是仿制外国货，花色约有1500余种，可日本仅精工表公司就有4000余种款式；4、产品包装粗劣，缺乏吸引力。

国内新闻界前不久报道了一则“成就新闻”：1994年，中国手表行业出口闯汇19亿美元。殊不知，出口的手表96%是进口机芯组装的，每只出口平均单价4美元，合35元人民币。

中国手表在世界各国到处可见，但几乎都摆在地摊上。无怪乎美国一家爱国的华人报纸在报道国产表时，用了一个恰当的词汇作标题：“遍地可见”！1987年，身高一米八的壮汉门腾善创进深圳，他奉中航技集团之命筹建一个手表组装厂，这就是今天赫赫有名的飞亚达公司。门腾善之所以把厂址选在深圳，原因只有一个：借深圳改革开放的环境，躲避手表行业的深层次矛盾。

鲜为人知的是，飞亚达的发迹取决于一次机缘，而这个良机源于瑞士雷达公司的一个失误。雷达公司因首创永不磨损拱型表而享誉全球，它在许多国家都申请了产品设计专利，唯独在中国掉以轻心了。在雷达公司进军中国时，它采取先以销售占市场后申请专利的战略，殊不知，按中国法律，这样做是无法获得专利权的。

门腾善发现这个空档，立即仿造雷达拱形表，在外观上只稍加改动，于1989年推出飞亚达永不磨损拱型表，并使其外观设计获得国家专利。

1990年，标价1998元的飞亚达表与标价14000元的雷达表，几乎一模一样地躺进商场柜台。此时此刻，雷达公司才大梦初醒，但为时已晚。飞亚达凭借拱型表的外观魅力和低廉价格，在市场上突飞猛进，声名鹊起，对雷达表构成严重威胁。

忍无可忍之下，雷达公司终于在1992年挑起诉讼，要求取消飞亚达拱形表的外观设计专利，理由是在飞亚达申请专利之前，雷达表的外型设计已在国内外公开传媒上出现，不属于专利产品。同年7月，国家专利局正式取消飞亚达的专利，雷达表作为永不磨损拱型表首创者的形象得到承认。

不过，飞亚达公司对专利局的这一决定处之泰然，因为雷达表已经失去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机会。飞亚达虽然失去了专利，却仍可以生产和销售这种表，这一仗两家打了个平手。如果从长远看，飞亚达则大赢特赢，因为凭借拱型表占领了市场，创出了品牌，积累了资金，掌握了技术。现在，飞亚达已开发出20多个系列的永不磨损表，即使停止生产拱型表，也无碍大局。

事后，门腾善曾有一个断言：如果在内地，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去找这样的商机，即使发现了也难以变成现实。变所谓的传统道德的舆论，也足以把这事搅黄。我在深圳做这事很坦然也很顺手。15年前，日本人利用中国景泰蓝技术未申请国际专利之机，抢先申请专利权，搞得我们的景泰蓝好几年出不了国门。我这叫以洋人之道而治洋人之身，替中国人出了口闷气。

如今的飞亚达已非往昔可比，它当之无愧为中国第一名表。从1992年开始，便闯进世界钟表大国瑞士和日本。每年有150多万块飞亚达表进入国际市场，并且结束了中国表摆地摊的历史，出口单价卖到103美元。

短短5年时间，飞亚达就成了中国表王。很多人都试图破译这个谜，门腾善倒也不隐瞒：“专利之战只是沾了洋人一次小光，我成功的秘诀是，紧紧合上改革开放的节拍，一步也不能拉下，一步慢步步慢。”此语并非拿大话压人，确实道出实情。

门腾善在引进设备时，从未遇到什么麻烦。他引进的瑞士数控中心，确保飞亚达每月能设计出30至50种新款式。从日本等国引进的生产线，使其生产规模骤增5倍。此外，飞亚达表每年有80%外销。门腾善说，如果在出口上没有一路绿灯，在国内市场上是创不出国际名牌的。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飞亚达表以前的出口利润有75%被中间商拿走，于是他立即收购了一家香港公司，专门经销飞亚达表。他还把香港一家工厂纳入自己麾下，改成配套厂。

1992年，飞亚达钻进股票上市公司之列，一下就融资2亿元，而它原有资产不过1亿。随即，兼并近5家手表企业。而这一切都是在一年之内完成的，事情做得顺水顺势，干净利落。不仅如此，门腾善说：通过股份公司，我最大的收获是，享受到内地国企想象不到的自主权。

但是，有一个大背景，门腾善从未提过。那就是进口手表要缴纳180%的关税，这道屏障对飞亚达至关重要，为它赢得了较长时间和市场空间。1974年，瑞士钟表工业集团销售副总裁埃里克•史丹拿先生，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中国大陆几乎没人知道雷达表。

在访问期间，一些中国企业提出订货，但史丹拿拒绝了。因为中国企业要求订购的品种，都是和国产表差不多的手动上弦机械表。史丹拿认为，如果雷达表最初推进中国的是一些低档产品，而又没有相应的售后服务，势必破坏雷达表的长久形象。

史丹拿一直耐心等待着合适的机会。终于1979年3月，中国允许在国内媒体上做广告，雷达表在《文汇报》上刊登了第一家外国公司的广告。这是雷达表进军中国的开端。

但是，此后几年雷达表并未在中国市场出现。史丹拿专心致志地忙于建立售后服务网络，在中国主要大城市建起一批漂亮豪华的服务中心。

同时，史丹拿在中国学生中进行了大量形象宣传，他把年轻人视为雷达表的新生代消费者。其成功的举动是，分别在4大城市连续3年举办中学生智力竞赛。

史丹拿还做了其它方面的充足准备，把在中国刊登的广告全部规范化，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把“雷达表”的汉语翻译全部一致，以免在所有讲汉语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混淆。他还在中国大陆到处推广“售后服务原则”，这一新观念在政府官员和商家心中，树起雷达公司全方位服务的良好形象。

一切就绪，雷达表于80年代中期在中国露面。史丹拿说：我并未急于铺天盖地的覆盖全中国，而是哪个城市市场环境成熟了，才在哪个地方上市。历经10年的市场开拓，雷达表在中国的总销售额达4亿元人民币。为此，雷达公司付出的代价是700万美元的推广费。但这笔钱花得值，雷达表在中国的知名度已深入人心，其标志为1990年亚运会的指定计时器。

就在雷达表长驱直入中国市场时，进入90年代后，它遇到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中国的飞亚达。专利之战打完，两者的竞争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尽管雷达表在品牌上占有绝对优势，但飞亚达以雷达表的1／5价格，动摇了不少中国消费者追求国际名牌的决心。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史丹拿在自己的手腕上戴8只表，款式相似到如一母所生，但其中只有一只是正宗的雷达表，其余7只都是中国厂家仿制的。

为了解决这一苦恼，雷达表在北京建立了办事处，对进口取得一致控制，这样既可避免多渠道进口引发的价格大战，更重要的是理顺正宗的销售渠道，打击仿制。

但另一苦恼却令雷达表束手无策，高达180%的进口关税如一道天然屏障。所以，雷达表一直要求中国方面调低关税，但进展缓慢。

1994年，中国加快入关谈判步伐，雷达表一度欣喜若狂，但1995年初谈判进入冷战后，雷达表唯有一声长叹。1995年底，江泽民主席向世界宣布大幅度调低关税总水平，降幅不低于30%。雷达表再度燃起希望。

雷达表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为6000元至20000元之间，利润率高达40%，其中一半返回瑞士，一半用于中国市场开拓。在其价格中，关税因素约占40%，其成本在价格中只占20%。如果关税降到100%以下，同时再压低一半利润率，雷达表可降价40%；如果关税降低到50%，那么降价幅度将达到50%。

手表的进口关税是否会从180%降到50%？从趋势上看，中国目前平均关税总水平为35．9%，江泽民主席宣布调低关税后，1996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将降低到25%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一般关税水平为15%，中国如果入关可能降至这个水平。

由此，我们再作一个极端假设：如果手表关税也降到15%，雷达表价格仅此一项，就可降低1／3。如之采取减利倾销战略，再降价1／3，结局如何？

行家答：横扫千军如卷席。历史不承认假设，只认定事实。中国钟表协会有一份权威分析报告：如果关税降至30%，中国手表行业将有80%的企业关门。

这份报告进一步分析，在高档表中，大量日本、瑞士的高档表将以500元至1000元价格进入国内市场，占领85%市场；中档表中，瑞士、日本、台湾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国产表将拱手相让全部市场；低档机械表，因国外完全淘汰，国产表以60至70元的价格保住农村市场。

形势极其严峻，因此钟表行业紧急呼吁实施重点保护，内容包括：对国内组装表所需进口配件，降低关税；对已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石英电子表成品，以高关税限制进口；同时，对所有进口表采取进口配额限制；此外，大幅度降低手表行业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等。

可惜，这是手表行业的一厢情愿，国家根本不可能情有独钟，因为需要保护的行业太多了。中国彩电行业同样面临巨大威胁，而且竞争程度比之手表行业更为激烈。目前，外国彩电巨头纷纷在中国合资建厂，既可躲避关税屏障，又可利用廉价劳动力，导致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电子部预测，在未来两三年内，外国公司在中国设厂的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台，而中国彩电市场目前的年需求量为1300万台。电子部官员认为，构成威胁倒不单纯是产量，关键在于这1000万台彩电会都使用国际品牌，而品牌威力在中国日益鲜明。

专家分析，目前进口彩电在全国市场占有率仅10%，但主要原因是限制进口整机和国产彩电物美价廉。一般来说，国产机比进口机价格低30%，才会受到消费者青睐，可近几年，进口机与国产机的价差已缩小至20%。如果在中国设厂的产品形成规模，价差还会大幅度降低。三大城市彩电品牌调查表

据1995年最新市场动态，在南方一些大城市，进口彩电价格明显下滑，大屏幕彩电(25时至29时)的价差已在1000元左右，21时彩电的价差仅几百元，有些机型价格已基本持平。

中国最大的彩电基地——长虹集团总经理倪润峰认为：我们不能按常规去估计形势，虽然那些外国控股厂两三年后才形成规模，但我们已没有那么久的准备时间。因为在大批量上市之前，外国彩电巨头必然实行“清乡战略”，不惜血本地刹价竞争，先打垮国产品牌。

据长虹集团提供的一份报告：一家外国公司制订的商业计划是，3年内挤垮已拥有300万台年产量的长虹集团。此份报告的落款日期为1995年。

不仅彩电行业，在冷饮市场上，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已畅通无阻，赫赫有名的北冰洋汽水已被外国公司收购；英国的“和路雪”牌冰激凌上市后，原来在北京号称霸主的新大陆牌冰激凌险些被挤垮，被迫合资。还有，在啤酒行业外国公司以控股的形式兼并中国企业之风亦愈演愈烈。

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的小轿车行业，国产品牌已全军覆没。现在称雄的奥迪、桑塔纳、标致，全是外国品牌。

谁都需要保护，国家先救谁？如果整体都保护，那么中国的贸易壁垒必成世界的众矢之的。

开放程度与民族工业，当今中国迫在眉睫的重大战略选择。世纪末断想——国产品牌被外国大鲨鱼吞尽？

前不久长虹集团总经理倪润峰感慨：过去我们讲，打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家已打进我们后院，国际竞争就在我们身边。

实际上，在中国彩电市场上，国际竞争早已开始，只不过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强烈。眼前的较量，算起来已是第三轮。

第一轮：1980年至1986年，外国公司看准中国彩电市场的空白，把产品打进国门，同时把淘汰的生产线卖给我们。在这一阶段，中国彩电工业刚刚起步，全面引进打基础，为此也付出双重代价——市场和外汇。

第二轮：1987年至1992年，外国公司使自己的品牌在中国深入人心，同时出让过时的彩电核心技术，合资兴建数家显像管厂，试图控制中国彩电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彩电工业实现飞跃，技术和自己配套能力日臻成熟，形成1600万台的年生产能力，在行业内部完成扩张到集中的过程，市场份额大部分控制在国内6大品牌之手。

第三轮，1993年至今，外国彩电巨头纷纷在中国设厂并控股发动品牌攻势。在此期间，中国彩电的质量达到国际水准，售后服务的全国网络形成。但在品牌竞争中处于劣势，价格优势逐渐丧失。

目前在我国沿海地区的水货价格，松下32时三超画王每台9150元，松下29时画王每台6800元。原来29时国内外价差4000至6000元，现已缩小到几百元到1000元，21时价差仅300—500元。“没有开放，我们还在蜗牛爬行！”在倪润峰这句名言的背后曾有一个悲愤故事：长虹集团这个军工企业，早在1972年就奉周总理之命搞电视研制，当时想从美国康宁公司引进生产线。在谈判成功后，康宁公司赠送了一件纪念品——象征长寿的玻璃蜗牛。不料此事被江青得知，她跑到四机部大发雌威：“帝国主义在污辱我们，说中国像蜗牛一样爬行。”由此酿成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最终，生产线退了，中国彩电行业却真的像蜗牛一样，慢慢爬行了10年。

历史最终证明，像彩电行业那样，中国所有的新兴行业都是趁开放之机，引进技术、资金、管理而成长起来。不过，我们为此也必须付出代价——开放市场。

我们今天发现，每一个新兴行业都如出一辙：国门敞开后，一群小鱼苗长成几条大鱼，可外国大鲨鱼又尾随而至。我们不能不思考，如果民族工业的部分行业被人家全盘吞掉，我们将失去什么？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难题。

1995年冬季，一次在“品牌战略”研讨会上，《经济日报》一位记者慷慨悲壮：“中国不能堕落到没有一个自己的家电品牌，国人绝不会接受这种屈辱。”然而，就是这位记者，家中所用的电器全是洋货。外国公司控股中国啤酒厂一览表

显然，人们的消费动机与爱国热情并无必然联系。消费者选择洋货，买的是质量和气派，指望人们凭着爱国热情买国货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洋货与国货斗得越惨烈，消费者越实惠。然而，洋货一旦最终挤垮国货，又会触动国人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

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无视民族工业的保护，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问题在于如何保护。当今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中，关税壁垒已遭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白眼，而且这种政策实际保护了本国民族工业的落后，手表行业就是其中一例。

在当今中国少数未开放的行业中，电信行业是其一，仅部分开放了电信设备一块。如果不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仅从经济角度看，电信行业严重滞后国民经济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有目共睹。

我们现在坐着奥迪或桑塔纳，虽然是外国版轿车，但我们依然认为是国产车。这是因为这几家轿车厂由中方控股，还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因此，我们也许认为不让外国控股是一个良策，可惜这并不现实。当初我们打开国门发现，中国轿车工业已落后得一塌糊涂，靠自己振兴发展缓慢，所以合资建厂。而那时中国开放程度并不高，外国公司也无过高奢望，认为占上一个桥头堡就很知足，并未太计较控股问题。这样的好时光似已一去不再复返。

在彩电行业，国家也曾试图限制外资控股建厂，但效果甚微。原因在于当初重复引进的120条生产线，有一些后来闲置，地方政府非常渴望引资救驾，而外国公司借机打出控股牌。

很显然，在开放市场的同时，限制外资控股国有企业的设想，应当争取，但有相当困难。

在亚洲一些新兴国家或地区，保护民族工业的惯例是限制市场份额，但这不是凭借行政布令，而是通过《反垄断法》这一国际惯例实现的。中国可资借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还不是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保护，而是要作一个战略选择。按照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应为一个地球村，谁适合干什么就干什么，凭借本国优势形成龙头行为，造成国际间的大分工。因此，我们必须选择哪些行业实施保护，哪些行业彻底放开，在民族工业保护的整体程度上，达到一个国际认可标准。各行各类都保护，一是国力不够，二是遭世界反对，结果只能是谁也护不住。

彻底开放的行业并不意味着彻底灭亡。长虹集团认为，自己的新产品“红太阳一族”大屏幕彩电，在质量上已具有国际竞争力，现在需要国家在财力上尽量扶持它成为跨国集团。单在中国市场上是造就不出国际名牌的。

容声电冰箱在这条路上已经走通，由于一直致力于美国市场开拓，目前在世界电冰箱市场上，仅次于日本三洋和美国CE，已成为排位第三的国际品牌。

在我们发出“最后一块国产表哪去了”的感慨后，我们要奋争的是，让东芝“火箭炮”打不落中国“红太阳”。 彩电腕表彩电行业飞亚达亨得利雷达表品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