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心灵谁来呵护

文·程青  图·林慧1995年11月15日，15岁的袁鑫两次自杀未遂以致高位截瘫。这血的教训，仅仅因为袁鑫太傻吗？

当我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看到她时，她已静静地躺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博爱医院的病床上。床头有漂亮的绢花和布娃娃，手中捧一本《傲慢与偏见》。

她叫袁鑫，北京15中初三学生，尽管已脱离了危险期，被转入普通病房，但由于胸椎横断性骨折，造成高位截瘫，这位如花似玉的女孩可能永远不能离开病床了。

袁鑫自杀的起因，仅为一句关于老师胖瘦的议论。15日下午，袁鑫与几位女同学在教室外看见一位女教师提着一袋梨。袁鑫说：“这么胖，还吃梨!”这位女教师听到后，便告诉了袁鑫的班主任姜老师。姜老师随即把袁鑫叫到办公室，令其站立一旁学习《学生守则》。袁鑫想解释一下，姜老师却对她说：“如果女老师告到学校，就要给你处分。”

那天恰好是家长会。家长会结束后，袁鑫母亲和姜老师来到办公室。其时，袁鑫已在办公室站立长达一小时。见到母亲，袁鑫未说话就哭了。姜老师对袁鑫的母亲说：袁鑫刚才骂了高三年级的一个老师。袁鑫便把同学李娜、崔敏等6人写的证明给姜老师看。证明上写着：“姜老师，袁鑫没说太过分的话，就说她有点胖。我们都可以证明，请您原谅她!”但姜老师看了几眼，就把这份证明推给了袁鑫，让袁鑫家长下周一上午9点半到学校，带着孩子向那位女教师赔礼道歉。

当晚10点多，袁鑫母亲带着袁鑫从姥姥家回到石景山家中，将此事告诉了袁鑫父亲。袁鑫父亲温和地批评了女儿，要她尊重老师。袁鑫只是站在一旁哭，并没说什么。当晚，她给爸爸妈妈留下一封3页纸的遗书，割开了左腕与左臂弯处的血管，唯恐死不了，又从6层楼上跳了下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有邻居见她躺在楼下水泥地上，跑去告诉她的家长，才送往石景山急救中心抢救。

袁鑫在小学连续6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小学毕业前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当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这所市重点中学。袁鑫的父亲袁金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袁鑫这孩子从小就懂事，自尊心强，功课也拔尖。小学6年没让家长操什么心，都考“双百”。上了中学，有点不适应，成绩也有些下降。但我们并不在分数上过多地要求她，不逼着她学，只是为她创造些条件。出事前一星期，数学测验袁鑫只得了63分，哭了。在饭桌上，我们问她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她说现在都明白了，我们便没有过多责怪她。

当问袁鑫父亲面对孩子轻生，家长对自己最自责的是什么时？袁鑫父亲沉痛地说：平常我们和孩子对社会上的事聊得太少。尤其是社会上不好的事，基本不在孩子面前说，怕她过早知道会沾染上。说心里话，我们最担心初中生早恋会影响她。其实她很单纯，个子虽说1．60米，但心态就像十一二岁的孩子。另一方面，我们总对孩子说，老师说得对，要怎么做；却从来没有告诉孩子当老师、家长错了时该怎么做。这是我们最后悔的。平常袁鑫不是特别脆弱，也不是特别说不得，我以为她比较有自己的想法，自理能力也强，没想到这一回受了委屈却没能经得住。

关于袁鑫跳楼，学校科研室主任崔金君对记者说：学生出这样的事，学校老师、尤其是她的班主任压力很大。她的班主任并没对她说过要给处分的话，您听听这样的事够得上给处分吗？

也许任何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会顺着这位科研室主任的提示，作出正确的判断，但15岁的初中生却自己钻进了牛角尖。按袁鑫的说法：“我怕背上处分。学习再好，背上处分也完了。”袁鑫的班主任姜老师是一位有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他双耳失聪，靠助听器与别人交谈。袁鑫说平常他和学生沟通很少，大家心里比较怕他。这位班主任曾带着水果两次到医院看望袁鑫。事到如今，他只能无奈地劝袁鑫：“好好休息”。

面对如此痛心的事件，人们不仅要发问：如此一所重点中学，为什么不配备一些至少能倾听孩子声音、与孩子沟通的班主任？

袁鑫在给她父母的绝笔信中写道：我还没有报答您们却先走了，我也很惭愧。您们白白养育了我14年，真对不起。当一位年长护士问袁鑫：孩子，你后悔不后悔时，袁鑫点点头，流出了眼泪。袁鑫让记者告诉所有受了委屈的孩子们：“别像我一样傻!”

但这血的教训，仅仅是因为袁鑫太“傻”吗？

孙维刚用优越和清高为他的学生们筑起一道心理防线。他的学生一旦离开这道防线，能不能适应这个社会呢？

孩子问题已日益成为老师、家长、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说，这个社会太复杂、太多元，而我们这些被卡通片哺育出来的孩子太脆弱；也有人说，这一代孩子从五彩缤纷的社会里汲取的东西太丰富，现在我们的学校教育已无法适应他们心灵的发展；还有人说，现代社会已经造就了孩子们将来发展的多种可能，分数制却使他们无从选择。反正，孩子们是越来越累了：背上越来越沉的书包，每天早出晚归，除了功课还需应付各种各样的智力和技能培养。教师、家长往往过多关心他们的成绩，有多少人关心过他们的心灵呢？

孙维刚是把全身心都交给他的学生的。这位北京市22中学的特级教师、国家数学奥林匹克的高级教练，对班上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真挚的父爱。班上哪个同学气色不好、情绪不佳，他都看在眼里。有年暑假，孙维刚带几名学生从成都集训归来，把自己的软卧让给学生轮流睡，自己在硬座撑了39个小时。有个学生父母双双出国，他就把这个学生接到了自己家里。当了33年老师，他从来没让忘了作业本的学生跑回家取，也从来没让做错了事的学生罚站。不管什么时候，学生犯了错误，他都会以宽容慈爱的目光看着他，并对他说：老师可以原谅你。而当他自己犯了错误。比如迟到了，他不为自己寻找理由，而在教室外的冷风中“罚站”一小时，用形体语言告诉学生：错误要自己改正。

孙维刚带出的班，在全北京市响当当。22中是一所普通中学，生源条件并不如重点中学那么优越。

孙维刚第一轮带的班，全班入学时的平均总分数为189．51分，当时北京东城区最差的一所学校的入学平均总分是192分。3年后，这个班中考平均总分为583．5分，而当年北京市最好的一所学校的校平均总分为567分。到高考时，全班41名学生，40名考上了大专院校。

第二轮实验班，全班入学时仅有4人达到市重点中学起分线，到1992年参加高考，全班除一名同学外，全部上线。15人考上清华、北大。到第三轮，孙维刚提出的口号是：“50％考上清华、北大!”他鼓励学生们成为“我们民族划时代的科学家”。

作为一名有33年教龄的老教师，孙维刚自创了一套“数学结构教学法”。他认为数学的内在规律性极强，通过题海战术、重复练习使学生掌握数学公式是机械、死板的，本身就是教学的失败。他要求学生们学得主动，向老师挑战。他不再采用传统的方式向学生讲解每道题怎么做，而是让大家先做。他鼓励学生开启自己的思维，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在思维训练中训练思维。

孙维刚注重让知识以系统的面貌出现。有时一堂数学课他可能上成地理课、哲学课、世界科学史课、甚至足球课。在思维训练中训练思维。在带第三轮实验班时，他3年中就给学生上完了中学6年的数学课程。不仅没增加课时，还减少了一些课时。

孙维刚向学生提出3条标准：一是做诚实、正派、正直的人；二是树立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三是做有丰富感情的人。孙维刚对记者说：第一条是立班之本。比如，目前学校普遍作弊成风，考试时一个班要分两个地方，就是为了学生与学生坐得开些。我们班的同学不作弊，从来不需要两个老师监考，老师发完卷子便可以离开教室。对这一条，我不仅要求学生们不骗别人、不骗自己，还要求他们对事实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认识。对第二条，我要求我的学生不光是考上大学、做博士等等，而是要他们为人类作较大的贡献。

说到第三条，孙维刚略带反省地说：“有一点我可以说是做得不够。我年轻时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而且从中获益匪浅，但我限制我的学生看小说。”问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怕阅读小说占用学习时间，孙维刚摇摇头，说：“还不完全是这样。我担心孩子缺乏辨别能力，会走弯路。即使像鲁迅的作品如《肥皂》那样的，学生也许都会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由于防患于未然，孙维刚这个班上没有早恋现象。男同学短短的头发，女同学不施粉黛，绝大部分着校服。孙维刚告诉记者：“班上男女生关系也比较单纯，除了学习和班务的一些必要交谈，男女生并不过多地在一起闲聊。我对同学们说过，如果是一名男同学帮另一名男同学解题，有的只是友谊和谢意；但如果是一名男同学去帮一名女同学解题，多次以后谢意之外也许会有另外一层东西，提醒他们平时注意避免。”孙维刚比较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班是不大有可能与外班或外校学生恋爱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班是最好的，他们有很强的荣誉感。同样，基于他们自己的荣誉感，我希望他们在发型、服装上不要追随社会上花里胡哨的一套，他们都做得很好。

孙维刚在学校与社会之间，用拔高的方法，在正面教育、细节引导之外，在一个班级里，他用优越和清高为这些品学皆优的学生筑起了一道心理防线。孙维刚认为，社会对学生产生的不良影响，应以这道防线来抗拒侵蚀。在这道防线内培养出了一批单纯而又清高的好学生。现在这些学生纷纷获得了优良的成绩和品行。但一旦离开这道防线，他们能不能适应社会呢？他们长大成人后，熟记孙老师的，又是什么呢？王晋堂认为，只有使学生懂得社会，才是关心孩子。他种了一块轻松教育的“试验田”，他的学生进入“大田”，又会怎样呢？

王晋堂是北京市第一中学校长。北京一中是清代顺治初年就建校的老学校，有350多年历史。但北京东城区7所重点中学，一中却榜上无名。

说到重点中学，王晋堂颇有感慨。他忆起一次在建平中学与美国华盛顿州教育厅长夫妇一起吃饭，厅长问何为“重点学校”？听说重点学校可根据考分优先录取学生，这位厅长说：“这多么不公平!”对于非重点学校来说，生源上确实存在着不公平。而对每个受教育的个体而言，我们的教育体制并非是因才施教，而是实行了一套“丢卒保车”的做法，淘汰制使100个学生当中可能有60个成为失败者，这是一种更危险、也更不容忽视的不公平。

王晋堂深深意识到，我们的学校不是按人的素质与成长发展去施教，而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不考的就像甩包袱一样赶紧丢掉。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着重智育轻德、体、美育，智育中又是重知识轻能力，知识中又只重考的几门，忽略其他的科目。所以培养出的学生会出现“高分低能”。一个优秀的学生可能完全不懂得社会，无法适应人际关系，心理脆弱，承受不起挫折等等。

如何改变？王晋堂于1990年推出了一个“12年一贯制中小学整体实验”计划。在中学设立小学部，实施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不必经过升学考试的新模式，称其为“踢破两道门坎，摆脱升学战车”，提倡让学生在“放大”的时空中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

实验一实施，校内外看法不一，王晋堂的压力着实不小。首先是老师们纷纷跑去问他：真直升不考啦？紧接着就是：质量怎么办？高考升学率怎么办？家长也很紧张。别人家孩子上小学，语文、数学都要考双百，我们怎么好孩子才得了七八十分？一时间，都在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校内有议论，说教育局要派人来。王晋堂马上打电话去说不能来。议论归议论。但不能在思想上引起混乱。他提出“大胆干、不争论、允许看”，在实验最困难的1991年5月，王晋堂给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这位教育改革的支持者对王晋堂说了三句话：相信实验有潜力、有成果；失败了也是经验；要重点保这一项目。

到1991年7月，这一实验经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列为市级“八五”重点课题。实验两周年阶段汇报时，已扎住营盘，渐入佳境。

中学里面办小学，听上去的确颇为新鲜，王晋堂提出“乐学早慧”。他说，为什么一个人看教科书几页就累了，读一本小说却不累；加班两小时疲劳了，打一夜牌却没事，关键就在于“兴趣”。“乐学早慧”就是抓住孩子的兴趣，让他们在玩中学，学得轻松，学得主动。放松了才会有好成绩。

王晋堂的小学部又叫“实验部”，别的小学普遍7：30上第一节课，而小学部8：35才上第一节课。王晋堂说：“让小不点们多睡一小时。这一小时对他们身体成长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晚上一小时课，给孩子所带来的是，在胸围及体重的测定上，小学部的学生从5岁常模数据低于北京市7岁数据(因北京市和全国的体质与健康监测报告从7岁始，无5岁数据)，到10岁时则超过市常模11岁数据，11岁超过12岁数据”。

免去了升学考试，又提倡轻松教学，学生们水平是否参差不齐？当小学部的学生即将到达初中阶段时，王晋堂推出了更为细致的“滑动学制”：按照小学5年级学生的整体程度分成两班，一班照常规升入6年级，另一个班超前升入初一年级。

鼓励在常规班冒尖的学生升上去。也允许在超常班跟不上的学生再滑下来。王晋堂把这叫做“板块滑动”。另一种叫“条块滑动”，即单科滑动。在4年级尝试了英语学科的分班学习，同样收效甚好。预计英语提高班的同学在6年级时可达到初中毕业的英语水平。

王晋堂说：就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坚信这个实验不会垮。因为我们一直在接受家长的监督，接受着全社会的监督。有位学生家长看对门的孩子进了重点小学，用的是集中识字课本，一本书有400个生字，而自己孩子在小学部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全书190个生字，不由急上心头。但对门的孩子每天夜里11点还睡不了觉，自己的孩子看了电视、弹了钢琴，8：30就可以睡觉了。再把重点小学的题拿来考孩子，孩子也都会，家长慢慢也就释然了。有的家长甚至说：眼下少认一些字，难得的是孩子体格健壮了，而且学得高高兴兴。

王晋堂把学校与社会连成一片，主张自己的学生应当是“大田作物”，能适应整个社会的全方位考验。遗憾的是，他试种的其实也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实验用的“自留田”，他的“大田”也并没有真正与社会连成一片。如果王晋堂的学生因故转学，离开了这块“自留田”，能否适应别的学校的教育体制呢？至少，他们又会被结结实实地绑回到升学的战车上。

真正的“大田”，其实并不是王晋堂校长一个人可以操作的。 跳楼孙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