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食为天

（文 / 查建英）

报纸上曾公布过两份菜单，一份是当年的国家领导人宴请英国女王，菜单内容为：芦笋煮鸡蛋，鸡肝，炒饭，胡萝卜，菠菜，鸡蛋布丁，草莓，奶酪。另一份是当年国家领导人宴请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菜单内容为：海鲜冷盘，小鸡，烤蕃茄，豌豆，加冰柠檬水。

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是一个带有国家意味的玩笑，报纸评论员清楚这一点，他因此写道：“以我们的标准，这些菜单是快餐店的水准。在中国，任何一家星级饭店的宴会都要比这豪华奢侈得多。”

韩国总统金泳三在他的就职午餐会上，仅用一碗面来招待宾客。这件事曾成为许多国内报纸的头条。什么——是开玩笑吗？就一碗面，没有别的？没有龙虾生鱼片，没有鱼翅汤？那么，金先生可能想表明他建立一个自我克制的正直的政府的意愿——但这也太过份了。

今天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朴素、节制和正直之类的品格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它们正是你在支付裕如时所丢弃的。

这也许是目前中国经济繁荣里最有滋味的方面：忽然之间有了这么多东西可吃！到处都是：商店的货架上摊满高高的各种风味土货，饭店的菜单越来越丰盛眩目，街头食摊遍布城镇，会餐桌上铺满道道佳肴，农贸集市的长排货摊上充斥价格公道的鲜货——鱼儿在水桶中跳，乌龟在竹笼中爬，鸡鸭喧叫不迭，蛇静静地蠕动……这一切注定要被心满意足地吞吃。

禁欲过去了，享乐主义来临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孟子曰：“民以食为天。”

这是一个古而新的中国。不论你所为何来，也不论你是女士还是先生，你都会应邀与我们共享宴席。

吃就得了。

任何一位年过35岁的中国人都会对1960——1963年的大灾害犹存记忆。

出生于1959年后半年的我，在灾害中还是个婴儿。在这段日子里，我长到3岁，灾害夺走了无数饥饿的生灵，使乡村荒芜。即使在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人们每天也只能以一碗米饭果腹。大家在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因为已经没有精力做其它任何事情了。他们很高兴以10倍于平价的价格，从农村小贩手里购买小萝卜，用它做一碗清汤，作料除盐之外别无其它。

食物短缺和营养不良，使水肿病开始蔓延。我的父母曾跑遍北京为我搜觅牛奶或豆奶。尽管他们自己的肚皮经常是空的。即便如此，我还是有点罗圈腿；就像许多人称呼的，我们是“豆芽菜的一代”。我的身材是细长的。

自我记事起，灾害开始减轻。在我记忆中，对灾害岁月的唯一记忆，是一个儿童游戏：春天，我们在街坊四处，用长长的竹竿敲打高大的槐树的树枝，然后采集掉到地上的白色小花，小心仔细地吹去灰土，最后吃下去。这些花有着淡淡的香味，味道也不算太糟，但是等你嚼上几口之后，就会有一股令人皱眉的、有点苦的味道长久留在你的舌头上，让你联想起饥饿和贫穷的滋味。

我丈夫本杰明·李，一位人类学家和国际会议的组织者，在经年甘心或被迫出席了大陆香港、台湾各地数不胜数的工作餐和宴会之后，评论道：“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有像宴席餐桌一样多的公共领域。”他说这话时，正在中国旅行，致力于一个有关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的论争的学术交流项目，“如果你想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只要在宴会桌四周闻闻就成了。”

吃会使人软化。一顿丰盛可口的饭菜经常能使人感到一丝暖意、一点惬意，使他或她更有人性。一条餍足的舌头和一个饱满的肚皮，会使人多少对世界及其居住者慷慨达观。中国人在这样一种场合中便有了生气：这是个放松和享受的时间，品尝美味同时品味友人，高谈阔论一番，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交流看法，显示各自的性格和气度，闲聊的同时又互施影响。

中国文化常被说成是一种口头文化：吃和说是中国人乐于投入的两件大事，也是大家最乐意聚首而为的两件事。会餐和宴会因而也成了中国交流的主要形式。很难想出能与聚餐媲美的事了：唱歌、跳舞、喝茶、运动、看电影、看戏、拜佛朝圣，这些都比不上吃的重要和广泛。另一方面，宴席是一种历经久远的社会形式，久经考验、实践丰富，充满高低不同水准、各种层次的完备的规矩。

发生在中国餐桌上的事件可谓形形形色色，生意和政治是其中的两项。尽管一般来说，人们不把生意上的话题带到宴席上。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期望在宴席上交际、拉拢、显示自己的阅历和才干。诸如先敬元老、后敬晚生，为一定的客人夹一定的菜，用恰当的方法表示谢意，等等。简言之，无论怎样要创造一个好印象，而好印象在生意或政治上，都有长远的作用。

宴席或会餐上的交谈，具有特殊的密度和风格。典型的中国餐桌富有暗示性：它是全圆的。很少见到像西方那样的长排宴会桌，它迫使客人只能和旁边的一、二个交谈。中国的宴会桌创造了一种不同的氛围，就像一次展览、一个剧场，总有一个主题或几位明星主导某一特定时刻，然而所有人都可自由跃入、轮番表演。围绕着主角的其余人等可以自愿选择观看或鼓掌，也可以在一旁作冷嘲式的插话或是齐声鼓噪。这种风格背后蕴藏的心理是中国特色的。我认为，其核心植根于一种集中的、等级制的文化。国人对于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的态度，都在一场宴席中表露无遗。社会等级清楚地在这里反映：经常是长辈的、男性、有权的、富足的人主导谈话，领受第一杯敬酒，并且付帐。在香港及大陆两地，富有的长辈通常该付饭馆的帐。如果一位女士比共餐的男士更富有，那么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那里的男士注重实际，就由她来付。但在比较传统的北方，比如北京，男士仍旧觉得让女士付帐不好意思。我在北京经常遇到此种情况：为保留我的男性朋友的面子，我们经常上便宜的小饭馆，佯装追求“正宗的地方风味”，这样最后就可以让男士付帐了。

在某种程度上，一张中国餐桌是一个中国公共空间的原型，一个中国社会及其习俗的范式。也许这就是它至今缺少罗曼蒂克的原因，餐馆显然过于公开而不适于浪漫：明亮的灯光，喧闹声，公开性，他人的紧邻，各种味道和开怀大笑声……整个格调太过俗了，在这种环境里萌发的浪漫的念头几乎要使你倒胃。

不过在炫耀财富和癖好方面，人所共知，中国餐馆是无可比拟地尽其所能。我想不出在其它地方，是否有饭店能为巨富奉献如此极尽奢豪、令人咋舌的美味佳肴，而其癖好又是如此无辜。近年来，经济增长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百万富翁，宴席也相应地跟上。了解大众好奇心的媒体总是充满热情地满足他们。尤其是经济繁荣的广东南部，许多人愿意多花点钱品尝珍馐美味——不仅仅满足美食的癖好，而且资以炫耀。一个花费一半月薪吃一小份烤穿山甲或猴脑的人，不可能放弃机会在第二天对他的朋友吹嘘道：“喔唷唷！你不知道穿山甲的肉有多鲜啊！真是不得了！”正是这种态度，引起一位随笔作者对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位美食家的誓言作如此评论：“让我们吃吧！待把风筝和板凳之外的一切都吃完之后，我们就必定会吃风筝炒板凳了。”

（夏谦摘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