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工作制：中国搭乘国际列车

文·方向明 徐巍

当每周44小时工作制在中国尚未完全凝固的时候，它已成了一个昔日的名词。从今年5月1日起，中国踏入“国际行列”，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即每周40小时工作制。

劳动人事部负责人在解释中说明，这项制度的迅速实行是由于去年推出的五天半工作制实行顺利，许多企事业单位有较大工作潜力。事实上，一些单位已经做出调整：过去工作时间进行的春游，改在了“大礼拜”；原来“早九晚四”的上班时间严格在“早八晚五”；还有一些单位正在对“特殊工种”进行新的工作安排。在工作更紧凑的同时，人们又多了一份悠闲。

你可以多睡一个懒觉，你可以多读几本书，你可以增多几次约会，你可以离开所在城市出去转转，你可以有更多的时空来释放你的业余兴趣。对于兼职者和业余打工族来说，增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意味着少熬一份夜多挣一份钱。

不过，烦恼是悠闲的影子。

医院的大门对你开着，可没了专家会诊，只能到急诊室凑乎拿点药；幼儿园和学校的大门关上了，老师们把孩子甩给了家长；街上的人多了，可公共汽车少了，你只能漫长地忍怒等待；商店里不情愿接受信用卡，因为POS收银系统与银行的联网不如往日通畅……你休息人家也得休息。

此外，意想不到的一些烦恼也会破坏你休闲的心境。你可能会生出一种感受，没地方可去，没得可玩。

假如你想去旅游，你会发现，都市化吞噬了许多湖光山色，残留的景点涌动着浩荡人流。你又会发现，景点周围的旅馆一到周末总是爆满，可又没人去投资多建几家，因为总不能一周内满2天空5天。你还会发现，旅游线路的交通拥挤不堪，人们在修路时没想到会有五天工作制。

还值得一提的是，五天工作制派生出的家庭琐事，会使你根本浪漫不起来。陪妻子逛街是丈夫的一大不情愿，让丈夫外出晃荡又是妻子的一大不放心，俩人同出同归又哪来那么多共同乐趣？

孩子的教育问题可能会更突出在学校的教学大纲丝毫未变。功课没有因五天工作制而减少，可老师多了一天轻松，家长则多了一天繁重，谁在家看孩子？又有几人能解答孩子的课业问题？

对于商家来说，“五天话题”可能更不轻松。职工劳动时间减少，企业加班支出加大。劳动纠纷也有可能因此而增多。外商的烦恼可能还要多些，他们第一想到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加大。

此人言谈颇有点“洋买办”的腔调，让中国人听了不舒服。但韩国金星社驻北京代表李先生的话另有一番味道：  “我们韩国现在还实行五天半工作制，因为韩国人觉得一松懈就永远赶不上西方。”

韩国人比中国人富裕，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富裕，可日本人实行五天工作制比我们早不了多少。这条法令在日本曾数次被国会否决，理由很简单——日本正在爬升，国民必须努力。直到日本医学界警告社会，“过劳死”已经威胁到日本精英人才，这项法令才实施。也就是说，日本民族是在累垮了一代人后，才实行的五天工作制。

不仅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实行五天工作制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现在的中国。五天工作制是国际劳工组织在1935年制定的公约，可这些发达国家拖了三四十年才实施。

当然，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比起发达国家，中国人挺幸运：每年有7天法定节日和10天左右“制度休假”；实行五天工作日后，又可休息104天；如果还有人躲懒——每月请它不扣工资的病事假3天，一年又出来36天；这样算来，一年365天可能只有208个工作日。

民间流传：在8小时工作时间中干6小时是劳模，干4个小时是规矩人，干2个小时不是少数人。劳动部最近调查，大多数企业的工时利用率只有60%，依此计算，实际劳动时间一年仅994小时，再按8小时工作制反推，一年仅有125天满额工作。

如今，我们一周内有了两天自由支配时间。我们渴望过这样一种生活：玩是玩，干是干。我们不希望出现另一种结局：两天在家晃悠，五天在班上晃悠。

（文·方向明 摄影·刘铮）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提出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20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实现8小时工作制。经过流血的斗争，终于获得8小时工作的权利。

1935年，国际劳工组织47号公约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目前世界上175个国家中，有144个国家已实行5天工作制。其中包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

国际上公认为48个最不发达国家中，也有37个国家实行了5天工作制。其余29个国家中有11个是最不发达国家，18个是发展中国家（原资讯中有2个国家情况不详）。在这些国家实行每周5天半或6天工作制。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指挥5000多工人召开了中华全国协进会等7个团体联合筹备的“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各界代表在会上发表演说，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教育的“三八制”要求。

1994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实行每周44小时工作制。“大周末“的匆匆过客

记者·徐巍

23时27分。又一趟北京驶往南宁的5次列车启动了，告别也在这一刻达到了高潮。在火车的第一节车厢里，身穿墨绿色制服的高延东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他是这条线路的火车邮件押运员，伴随他和另外三位押运员远行的是车厢里1600多个塞得满满的白色邮袋。

33岁的高延东是15岁在北京邮政中心局邮件运输处当上押运员的，可以算得上一位“老押运”了。五天半工作制实施一年多了，他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变化。高延东说：“我们是随着火车轮子转的。”北京到南宁线是中心局管辖的17条邮件押运线路中的长线，来回得五天五夜，一个月跑三趟。过去跑一趟车回来歇4天，实行五天半工作制后，可以多歇一天。

当人们说“大周末”比长工资还实惠的时候，像高延东这样由于行业特点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定时休息的职工还有很多。交通、铁路、邮电、水运、航运等需要连续作业的部门都有。昼夜不间断的工作性质使得工时计算成了一件很复杂的事，劳动部为此专门立法，允许以周、月、季、年为周期综合计算工时。为此铁路运输部门的职工实行月平均工作时间不超过186.6小时的工时计算办法［（365天-52个星期天-7个法定假日-26个大周末）×8小时÷12个月≈186.6小时］

但问题还是有。综合计算工时仅仅是一条大原则，至于具体怎么算，各单位各有不同。

高延东说：“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工时是怎么算的。”从北京驶往南宁的5次车行程37个小时，途经11个站，每到一站，高延东和他的三位同事要在几分钟的停车时间内，把到达该站的邮件卸下去，同时接收新上来的邮件。火车开动后，他们要把新上来的邮件进行登记、核对，并按邮路分类码好后才能休息。高延东

说：“我们这条线路除了信阳、岳阳、冷水滩三个小站外，都是大站。小站干完活后，我们一个人值班，三个人休息。大站就无所谓休不休息了，大站上的邮件多，一般都三四百袋，到站时4个人都得起来。”就这样干会儿睡会儿，睡会儿干会儿地颠簸。到达终点站南宁后，他们在当地的邮电部公寓里休整28小时，然后再押运邮件乘18时50分的6次车返回北京，经过与来时同样的颠簸于第三天上午9时15分到达北京。

根据规定：押运员在火车上的休息时间和在外段停留时间不算工时。那么在火车上的休息时间如何计算呢？1993年颁布的《北京市邮政管理局编制定员试行标准》规定：普通车按往返行车时间的1/4计算，快车则按1/3计算。

这样说来，高延东往返5天的工时计算如果按照特快标准，刨去1/3休息时间再刨去在当地28小时休息时间，实际工时是52小时。一个月跑3趟，月工时为156小时，符合劳动法的规定。

但是，一些押运员对这种计算方法很有意见，他们在火车上根本保证不了1/3的休息时间，而且睡不踏实。

邮政运输量近几年以40%的速度递增，邮件运量与运能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高延东们”的工作负荷也较过去加重了许多。北京邮政中心局邮件运输处纪烈选处长说：“老的工时计算方法与新工时制不配套。我们希望劳动部能配合有关部门针对一些特殊工种制定一些配套细则，根据劳动者承受能力和工作强度大小测算出一些特殊工种到底需要多少人，工时如何计算才更趋合理。”

邮件运输处一些人士也表示：工时计算也很难较真儿，由于装车量不同、火车空间不同、大站小站停车时间不同及大小站装卸量不同，一个工种一个样，越认真算越算不清楚。

劳动部一位人士说：缩短工时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大周末，它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对于即将到来的五天工作制，高延东显得很平静了，他说：“五天半也好，五天也好，我们的生活节奏还是随着火车轮子转的。每次跑车回来，我最关心的就是睡好觉。”但多年的押运生活使他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夜里12点之前想睡也睡不着。他也明白，休息并不仅是睡觉，还意味着关心家人、娱乐和享受。这离他仍很远。 周末五天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