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部移植·Face Transplant

（文 / 鲁伊）

经常关注医学和生理学新闻的人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律，每到岁末年初，这两个领域总会爆出点儿引发激烈伦理学争论的事件。第一只克隆羊诞生的消息是1997年初透出风声的。2001年11月底，美国的先进细胞公司号称克隆出了第一个人类胚胎。此后连续两年，每到年底克隆人来了的新闻就层出不穷。2005年初，女植物人夏沃的生与死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头条。然后，就是半个月前，黄禹锡因为卵细胞事件引咎辞职。本来以为今年的名额已经用光，结果11月最后一天，法国的一个医疗小组宣布，他们已经成功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局部脸部移植手术。结果还用说吗？自然是吵成一团。

据负责这项手术的医生让-米歇尔·杜伯纳德（Jean Michel Dubernard）介绍，这名勇敢地吃下第一只螃蟹的患者是个38岁的单亲妈妈，今年5月，她被家里的拉布拉多猎犬咬掉了嘴唇、鼻子和下巴，从此之后一直无法说话和适当进食。11月27日，一名自缢死亡女孩的家属同意捐献其器官和面部皮肤，亚眠的医疗小组立即为患者进行了第一次手术，移植的内容包括鼻子、下巴和嘴巴。12月1日，器官捐献者的骨髓干细胞被注射到患者的体内，从而帮助她的免疫系统适应移植器官。下周四，她还将接受另一次手术。至少要进行5次以上的手术才能够使她的脸部基本恢复正常功能，虽然她可以在4到6周后就出院，但也许要花上6个月的时间，接受移植的区域才可以恢复灵活性和敏感性——当然，先决条件是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吗？至少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不妥。手术的24小时后，醒来的患者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新面孔。作为回答，她用铅笔在纸上写下了“谢谢”的法文单词。这一定让看多了好莱坞电影《变脸》中激烈心理交战的伦理学家感觉很不爽。一直以来，反对面部移植手术的一个重要论据，是手术后患者很难在心理上接受一张与以往的自己完全不同的脸。《星期日泰晤士报》甚至挖出了内幕，在患者受伤当日，她曾与女儿激烈争吵，并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家中的狗之所以伤及她的面部，其实是出于救助主人的善良意愿，结果却因此被杀。报纸因此提出质问:一个有自杀倾向的精神脆弱的女人，是否能过得了变脸后的心理关？对于这个质问，《纽约时报》记者的回答似乎比杜伯纳德不屑的斥责更有说服力:“同那个露出骨头的血淋淋的伤口相比，这至少还是一张普通人的脸吧”，“谁会真的认为约翰·屈伏塔会是那个躺在病床上已经很久不敢看镜子的等待换脸的人呢？”

其实，换脸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心理的认同，而是身体的接受。同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一样，面部移植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每一条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束神经都必须精确地接驳起来，这需要比肝脏移植或肾脏移植难度更高的外科操作。而且，来自异体的器官不可避免地会遭到自体免疫系统的攻击，敏感的皮肤尤其严重。为了克服免疫反应，许多脏器移植患者不得不终身大剂量服用免疫系统抑制剂，而这又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如癌症。即使这样，移植的失败率仍然相当之高，连杜伯纳德也不得不承认，在所有的移植手术中，完全成功的例子仅有1/3，余下的1/3患者在手术中或手术后便死亡，1/3患者的身体会排斥移植来的器官，这会让情况变得比移植前更糟。

如果说癌症或肿瘤患者选择移植手术还是给生命最后一线希望的话，面部移植在一些医学专家看来显得有些无事生非:毕竟，再严重的毁容也不会在短时间内直接危及生命，而“变脸”失败，却会让风险成倍增加。更何况，作为一种新的技术，面部移植的费用相当高昂。在这起案例中，患者本人显然支付不起昂贵的手术费用，而杜伯纳德也表示，以他为首的研究小组正在向法国卫生部门争取临床研究资金。这又引发了另一场争论:如果法国政府甚至无力为外籍劳工的基本健康买单，把这样一大笔钱用于并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变脸手术，是不是太不为纳税人负责了？而且，又是一个这样疑似“自作自受”的女人？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陷入这种本质非常危险的价值判断而且常常理直气壮的以为自己可以充当仲裁者，而这实际上是所有伦理学问题的源头。不久前，天涯论坛曾上演了一起因女儿“卖身救母”而引发的闹剧，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一个看似合理的质疑:全国几亿农民看不起病，为什么一个女儿穿着耐克鞋的肝癌患者要接受第二次肝移植？他们并不知道，无论一个人买不买得起耐克鞋，是不是已经接受过昂贵的治疗，她，或是他，都有争取活下去的权利，你可以不认同，不帮助，但没有权利讽刺和质疑。就像在这起必然会再起波澜的面部移植案中，我们谁都无法预测未来，无法探知做出决定的所有理由和原因，但至少，在那个38岁的女人写下“谢谢”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天使因此而露出了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