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会议的醉翁之意

（文 / 周一凡）

( 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终于在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上，达成了共识——扩大中国的内需 )

人民币升值压力迅速增加

自人民币7月22日小幅升值以来，经历了两个多月的短暂平静之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新一轮政治压力再度显现。美国财长斯诺（John Snow）在来中国参加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就表示，中国应尽快行动，实现更大的汇率灵活性。他认为尽管7月份的变化是“重要一步”，但“他们需要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让外汇市场供求决定人民币的价值”。

正因为此，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关注最多的美国对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派出了罕见的高级代表团。美国最高级别的财经官员几乎悉数到场——除美国财长斯诺外，联储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新上任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考克斯 (Chris Cox)、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夫里(Reuben Jeffery)、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Timothy Adams)以及财政部新设常驻中国金融专员洛文杰(David Loevinger)等美国最高级别的代表将参加本次会议。

这表明美国对中国货币政策的指手画脚显然并没有结束。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美国财政部已经再次考虑是否将中国定为外汇操纵国家。因此，观察家们认为，斯诺此行的另一任务是，为中国政府是否操纵汇率搜集证据。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也一直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施压，要求其将中国判为汇率操纵国。

虽然IMF总裁拉托在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明确对IMF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强大压力予以否认，表示中国7月进行的汇率改革是朝着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拉托也强调，促进汇率的稳定，保持成员国之间有秩序的汇率安排，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是IMF的重要职责。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新的更具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所带来的好处，并在此领域进一步推动改革。

但全球外汇市场有其自己的判断，虽然中国在7月引入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几乎没有外汇市场人士会怀疑，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仍有最终发言权。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余永定曾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告使用了‘参考’一词，而未使用‘联系’和‘钉住’这样的字眼。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余永定个人认为，“使用‘参考’一词，中国人民银行便可在确定汇率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9月22日到23日，中国央行以一天一则通知的速度更新着中国的外汇政策:加大银行外汇头寸，增加非美元外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际上，市场分析人士就指出，与其说非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放宽暗示着更大的升值可能性，不如说这一步骤更便于中国央行管理人民币对美元的窄幅波动区间。东方汇理银行（Calyon）对这一调整的评论是，这增强了美元在人民币参考货币篮子中的关键性地位:非美元对美元的大幅波动并不会导致同样程度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

但是，如果中国对外贸易继续出现巨额顺差，人民币再次升值的压力就会迅速增大。

最近公布的贸易数据显示，自今年7月中国央行对人民币汇率实行调整之后，巨额贸易顺差不减反增。中国商务部预计，今年的贸易顺差可能达到900亿至1000亿美元——其他机构更高的估计在1100亿美元左右，是去年的3到4倍，今年的贸易顺差甚至可能突破GDP的8%。

近日，日本财务省也发布数据，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加起来的外汇储备总额在6月底达到了8379亿美元，超过日本的8340亿美元。这一数据与中国央行略有出入，但中国的外汇储备迟早将超过日本高居世界第一已是公认的趋势。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主要源于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下的飞速增长。

这样的数据，使得中国央行自身也感到了巨大压力。有中国央行官员就暗示，10月中旬之后，人民银行或外管局将出台一系列新的外汇政策。政策核心有可能涉及调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实际上，在G20会议之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参加G7会议时，虽然拒绝给出扩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并向更市场化制度过渡的时间表，但他表示，观察人士不该假定进展会非常缓慢。

近日来，香港人民币不可交收远期合约(NDF)价格持续走高，显示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再度抬头。“如果无法充分利用0.3%的日交易价浮动范围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压力就可能存在。”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说，“我个人认为人民币有可能在今年升值5%。”

贸易大国的疲软内需

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召开前后，中国政府已经多次表示人民币升值幅度将会视中国本身的金融体制发展而定，不会受外界压力影响。

但是，如此高规格的财经官员访问团不能无功而返;中国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将不可避免地激化贸易摩擦。因此，这一次，中美双方似乎终于在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上，达成了共识——扩大中国的内需。

实际上，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国内消费应该占经济发展促进因素的主导地位，达到70%左右。比如美国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了78%;日本更高，占85%;中国却相反，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80%，大大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

周小川日前也表达了对这一宏观经济失衡的担忧，“鼓励消费的结构政策应当成为下一步促进内需政策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成为调整贸易顺差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说。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中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来持续下降，2004年已下降到42%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一状况并没有因为去年发生经济过热而改变，今年以来反而日趋严重。世界银行8月16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称，在消费和投资都趋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还能保持9.5%的高增长，主要是因为高达5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对GDP名义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40%。

也就是说，出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惟一一驾马车。而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数据是，中国出口货物的本地附加值低至15%。

“这是中国必须做的调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汇率政策对于达成更平衡的经济结构确有作用，但国内需求政策比汇率更重要。”周小川说。

而这也正是美国财政部官员在缓解美中贸易摩擦方面有了一个新策略:让中国人少存钱，多消费。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最高的，如果将个人存款、企业存款和其他类型的存款都算上，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首席。

但这样的新策略说起来容易——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退休金体系，中国许多居民也享受不到政府出资的医疗保健福利，而住房成本和教育成本却一直在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也承认，中国人的存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预防性存款。

实际上，美国对于中国政府“市场化进程”速度过慢的指责恐怕也是“不公平”的。中国央行对汇率和利率是有管理的，但中国政府早已把教育、医疗这些涉及公民基本保障的公共产品给“市场化”了。

观察家指出，如果中国长期迷恋和依赖如今这种在国际市场上出口低端产品、出卖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去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果中国继续推动医疗、教育这些“公共产品”的完全“市场化”和“产业化”，那么，中国便很难培育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改变富少穷多的社会结构，也很难真正转换为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格林斯潘也多次表示，将焦点放在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上的做法是错误的。“一些观察人士错误地以为，中国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显著上涨后，将大幅增加美国的制造业活动与就业，”他说，“我不知道有何可信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结论。”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贸易逆差等同于资本流入，而资本流入则等于国内投资和国内储蓄之差。因此，如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如美国所愿消失，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再将贸易顺差盈余用于填补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

哥伦比亚大学高级教授、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就指出，中美经济相互依靠的一个悖论是——中国需要向美国出口商品，而美国则需要中国的资金为其财政赤字买单。但如果中国将借给美国的部分资金转而用于国内发展，就可轻而易举地弥补对美出口损失，甚至还可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中国的投资需求十分巨大，为何不将这笔钱投入国内发展，为何不用以刺激国内消费呢？■ G20宏观经济人民币会议醉翁之意汇率改革香港汇率贸易顺差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