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

（文 / 蔡伟）

入我眼者非我有

在东四南前厂胡同一座旧宅院里，记者找到了孙蕻琦先生。孙蕻琦是中国近现代陶瓷鉴赏泰斗级人物、前故宫陶瓷大师和著名的爱国收藏家孙瀛洲先生的幼子。落座后孙蕻琦递给记者1960年1月1日故宫博物院发给孙瀛洲先生的0118号工作证上，当时工作证上的地址就是这里，只不过名字是南箭厂胡同。66岁的孙瀛洲先生职务是“陈列部助理研究员”。

1906年，从河北冀县来到北京“同春永”、“铭记”等古玩铺学徒的孙瀛洲开始了他的文物鉴赏生涯。1923年孙瀛洲在东四南大街开办了“敦华斋”古玩铺，逐渐成为行业内有名望的经营收藏者。故宫现在的陶瓷鉴定大师耿宝昌先生就曾在“敦华斋”学徒10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古玩店“振华斋”。

在故宫博物院刚刚出版的《孙瀛洲陶瓷画册》上，记者看到了孙先生当年捐赠的几个著名藏品: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和明成化斗彩三秋杯。这三件都是故宫内的国宝珍品。孙蕻琦谈起了父亲在解放前收购三秋杯的经历:“我父亲收购文物主要有这么几个渠道，一是起早到晓市上去买，二是从行里人手中购买，还有就是送货到门。当时地安门有一家古玩铺由于经营不善准备清货。孙瀛洲看到一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当时就认定是绝世珍品，且是从故宫流出的，于是用了40根金条买下了这对三秋杯。”孙蕻琦说，孙瀛洲得到这个宝贝后，经常关在屋内把玩，以至于忘了吃饭。并拒绝了古玩商会会长试图高价收购的意向。画册上一件哥窑三足鼎则有另一个故事。孙蕻琦说，孙瀛洲曾经住在上海，会讲上海话。有一次他去杭州灵隐寺喝茶拜佛，看到摊上有卖古玩的。他一眼看中一件哥窑三足鼎。于是不动声色的低价收购过来，后来证明这是一件珍贵的一级文物。文物的收购如此曲折困难，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孙瀛洲和彭真市长相识，却表示愿意将所有文物捐献给国家。

孙家的老宅是孙瀛洲在日据时期用卖了一件文物的钱买来的，至今孙蕻琦家还住在里面。那个时候，一件珍品就能换来一座不错的宅院。然而孙蕻琦如何看待父亲将全部收藏都捐给国家？“搞文物的人要有这样的观念:入我眼者非我有。”这是否就是孙瀛洲先生的人生境界呢？

( 数字演播厅 )

从学徒到陶瓷鉴赏大师:耿宝昌“养心”故宫50年

2005年9月29日，在故宫博物院东路南三所的一间北屋内，记者有幸和满头银发的故宫陶瓷鉴赏大师耿宝昌先生相会。这座精巧的院落当年是清朝皇太子读书的地方，房内的雕花栏板已经露出了原木本来的色泽。耿老先生指着边上的雕花木床说，据说道光皇帝就出生在这张床上。历史的花絮这样不经意地出现在身边，的确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情。

( 紫禁城内的东园戏园现已开放 )

对于1936年第一次来故宫参观，耿宝昌的记忆似乎就像这床上雕刻的花纹一样清晰。“那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当时正是春天，故宫里非常残破，到处是草和垃圾。门票是一块大洋。”耿宝昌至今对当时在钟表馆看到的一个“可以在一块板子上滚动的”钟表记忆犹新。20年后他来到故宫工作，“那个东西还在那里”。1936年到1945年10年间，耿宝昌在孙瀛洲先生于东四南大街开的古玩店敦华斋内当学徒。10年出师后，耿宝昌开了自己的古玩店“振华斋”，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后，他在与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先生相熟的师父孙瀛洲先生的介绍下，在故宫招收文物人员时进入故宫工作，开始了自己半个世纪的故宫人生涯。“1956年，故宫老院长吴仲超为了故宫的工作，广泛从社会上招募文物人才。我的铺子当时也停了。当时故宫待遇还不错。我记得一下子就招来十几个人，都是旧社会文物行业的从业人员。书画、青铜器、玉器、瓷器和装裱各个门类都有。”当时正是故宫的大调整时期，与今天的整理不一样，耿宝昌他们从故宫各殿各角落开始搜集整理了几大类藏品，并设立专库。有趣的是，耿宝昌的师父孙瀛洲先生在同一年也进入故宫工作，作为故宫的研究员。

投身文物行业70年来，耿宝昌眼见了中国陶瓷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变化。“过去瓷器在中国人心目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说起过去故宫对外展示馆藏瓷器时，耿宝昌印象深刻:“当年的观众一看，又是破瓷器，连（展厅）门槛都不进。随着现在中国古瓷器价格的迅速升值，观众对于故宫馆藏瓷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现在一有馆藏珍品瓷器展，展厅内的人多得挤不动。”故宫100多万件藏品，瓷器和书画就各占三分之一。“旧社会青铜器价格高，后来书画价格高，现在瓷器的价格涨了上来。但是与书画相比，瓷器的价格仍有上升的空间。”最近一个元代青花被美国某博物馆收购，价格高达2亿多美元。耿宝昌认为其中炒作的成分比较多。一般认为那件瓷器的价格在三五千万元。

对于故宫所藏的众多瓷器，耿宝昌自言50年来连看带动手，很多都有印象。“那时候没有电脑，比如说道某件瓷器，你必须知道在哪里。”故宫藏品中36万件瓷器，从1956年到2005年，耿宝昌虽然摸了几十年，但却谦虚地自言“有些认识”。“其实对于瓷器的鉴别，没有那么高深。就像大夫瞧病一样，有些一看也就知道。”今天的人会更多地从经济角度看待一件文物，但回首70年的文物生涯，耿宝昌感叹自己开古玩店的生涯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享受”。不论金钱和价值，只看艺术和历史。正如在所有的中国瓷器中，虽然近年有元青花和明斗彩的火爆，但耿宝昌言谈最喜欢的是宋代的素色瓷。那是一种文人的审美情趣，“比如天青色的钧窑，非常的雅致”。

从1957年第一次来到故宫到今天，耿宝昌与故宫的渊源也有50年之久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几十年来故宫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我年轻时身体不好。有个老先生问我:小兄弟，你抽白的黑的？当时北京流行肺结核，我当时虽然没有得上，但想着自己能活30岁就不错了，没想到却在故宫里活到了80岁。”耿宝昌还历数故宫内长寿的大师不止一人:王世襄先生现年91岁，徐邦达先生现年95岁。即便是不久前去世的朱家先生也高寿。故宫内养心殿取自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这些国宝级泰斗似乎都领悟了其中真谛，皆于无欲中有所追求。

从“造反派”到故宫第一代学院派:书画鉴赏专家单国强

1965年9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专业学生单国强被分配到故宫工作。同班还有两个人也同时来到故宫，那就是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和书画鉴定专家聂崇正。当时故宫只有业务部，下分金石组、书画组等业务组。单国强记得当时故宫的人不是太多，大约也就600多人。第一次前往故宫报到时，单国强的感觉一个是古色古香，另一个就是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其实此前在中央美院读书的时候，学校就经常组织到故宫写生参观实习，因此单国强其实对故宫比较熟悉。“当时我们和群工部的工作人员很熟，能看到很多古画原作。当时故宫举办了很多展览，我们有中央美院的校徽都能免费参观。”单国强学生时代参观故宫的记忆里，当时故宫的书画专家杨伯达、徐邦达先生等都曾经给他和同学们进行过讲解，大家都很熟悉。

大学毕业后单国强来故宫的第一个经历就是先到陕西搞了半年“四清”，回来以后才被分配到业务部门。“当时的院长是吴宗昌，他们设想新来的人先去群众工作部，当一段时间的解说员，一来可以接触群众，二来也可以对故宫的文物有所了解。”当了半年解说员后，单国强回到书画组，开始了最基础的库房工作——登记文物卡片。不幸的是，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9年，单国强和故宫绝大多数人员一起前往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巧的是，后来下干校的时候，曾经给他和同学们讲解过书画鉴赏的朱家先生和徐邦达先生又都和单国强在一起。“朱先生是我手下的‘兵’，我是班长。”单国强点起一根烟，非常得意地说。“我与朱家都是浙江萧山人，整个故宫就我们两个同乡。搞专案组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的专案组的。搞了半天，第一个把朱先生解放出来。朱先生很感激我。我说，本来就不应该把你抓起来。”

1970年回到故宫后，单国强被分配搞绘画鉴定。学习鉴定，首先的工作却是整理库房。虽然没有打开一个又一个的箱子看，但脑子里却对故宫的家当有了大概的印象。直到后来开始着力整理清宫宫廷画，在中央美院学美术史的单国强终于可以打开画幅欣赏真迹了。若干年后故宫机构开始重新划分，故宫业务部开始成立陈列部和保管部，单国强被分配到保管部。单国强开始写一些研究文章。那个时候他还不敢用真名。“我当时用的是叔华，也就是书画的谐音。”

今天的单国强已经和杨新、聂崇正这两位同学一样，成为第二代故宫人中的顶梁柱。故宫今年来许多重要书画的鉴定和收购他都参与了。

从40年前的大学生到今天故宫文物鉴定专家，单国强已经亲自参与了近年多次成功的收购。但他也表示，某种程度上，在拍卖市场上淘金也是一个充满遗憾的过程。在先后错过了乾隆《大阅图》第二件、《康熙南巡图》数卷和康熙玉玺后，单国强终于成功参与收购了隋人《出师颂》。但他最遗憾的是错过了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这幅珍贵的国宝最终被竟拍到2300万人民币，超出故宫心理价位1300万。单国强说起自己，当时都不敢举手了。“后来听说《写生珍禽图》最终进入了美国人的博物馆，可能再也不会出来了。”

吕成龙:从传统到高科技的融合

1998年故宫陈列部和保管部合并成立古器物部，使得古器物部拥有了60万件文物，其中陶瓷类就有35万件。吕成龙就是古器物部副主任，故宫内年轻的陶瓷专家。说年轻，吕成龙算起他于1984年从景德镇陶瓷学院以全优成绩毕业分配到故宫，这一晃也已经21年。与过去师承制专家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是，吕成龙的专业就是陶瓷。故宫过去对于陶瓷的鉴定，主要是文史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但随着时代的变化，高科技的鉴定方式开始出现在故宫内部。

吕成龙说，在东路延禧宫尚未开放的二层仓库内，故宫正在建立一个古陶瓷研究中心和一个古陶瓷检测研究室。为此故宫已经投资1300万元引进先进的检测仪器。故宫从来都不缺乏藏品的优势，也不缺乏专家和大师。但是如何将传统的经验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则是故宫陶瓷研究如何超越自身的一个问题。“比如北宋官窑的问题，是否在开封？哥窑的遗址到底在哪里？”传统上故宫只解决单件文物的真伪问题，而没有起到学术上带头人的作用。吕成龙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故宫还需要引进新的设备和搞高科技的人才。后者正是故宫最为缺乏的。

吕成龙提到1920年以前传统的书斋考古（从文献到文献），到故宫陈万里先生开创了从窑址考古到文献考古的创举。这对于故宫来说是一个空白。“故宫过去的藏品大多都是完整的，你看不到断面的釉面和结构。但是窑址的瓷片就不同。它们与宫廷藏品实际上可以互为补充。”吕成龙自己就曾经多次去过国内许多窑址，这对于他的陶瓷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经历。他告诉记者，10月10日故宫大庆纪念日展出的官窑瓷片展览，将会展出中国170座名窑超过4000片陶瓷标本，所有这些标本来自中国数十个省，许多都是老专家们当年从偏远的窑址背回来的。这些原始的标本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将会有助于解决中国陶瓷史上的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