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自我整肃之旅

（文 / 谢衡）

近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刘金宝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贪污罪判处刘金宝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就在刘金宝案宣判四天后，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监守自盗案在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外逃贪官、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对其贪污公款8247万美元，挪用巨额资金1.32亿美元、人民币2.73亿元、港币2000万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院将择日宣判。

而在中国银监会最近一次的银行业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公布了这样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有商业银行成功堵截和防范案件共114件，涉及金额达6亿元，堵截率达47%;股份制商业银行成功堵截案件56件，涉及金额1.2亿元，堵截率为71%。此外，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银行和邮政储蓄机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也取得初步成绩。银行业出现了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双降”的势头，并呈现出新发生案件逐步减少、陈案集中暴露、对高管人员问责更加严格的新特点。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公开表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严肃查处已发大案。今年银监会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案件查处力度，强化“问责制”，有效震慑金融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力维护金融秩序稳定。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金融大案就像是银行上市途中一路踩响的地雷，它炸响的频率与银行冲刺上市的速度几乎成正比。

而实际上，中国银行业的系列案件虽可能增加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的难度，但同时也增加了监管层推动国有银行上市的紧迫感。对于中国银行业的监管当局来说，让国内的银行被迫接受国内、国际市场监管机构的双重调查，甚至不惜曝光丑闻，这或许是推动中国银行系统深入彻底改革最好的措施之一。

在郭树清被任命为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之前，就曾从积极角度评述这些银行业的丑闻，他表示，“改革的进展意味着丑闻再也没有藏身之处”。刘明康则称这些丑闻敲响了警钟，说明需要改善内部控制和内部审计。“有这么多坏消息不是件好事”，他说。

观察家们相信，让银行案件曝光是中国政府推进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监管层希望这些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前已经“做好了准备”。

“打扫清房子再请客”，是刘明康无论作为原中国银行行长还是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都一直延续的战略设想。

“至于它们（国有商业银行）应当何时上市，我们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你必须先把自己的屋子打扫干净，先完成你的家庭作业。”刘明康公开表示，“我们不想在上市后听到任何丑闻。”

“伪银行家”之痛

一边是国有商业银行加速股改上市，一边是金融案件的频频曝光。种种迹象表明，国有商业银行再不能忍受以往“钻玉米地打游击战”的改革了。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改革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但一直是以牺牲国有银行的改革深度和速度向前推进。面对2006年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的压力，国有商业银行“小步快走”的改革方式都将被抛弃，大刀阔斧地进行实质性的股份制改造，切实建立起现代化商业银行管理体制成为最有效率的现实选择。

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汇丰集团的董事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作为一家金融机构，最昂贵的成本就是人力资源。只有人，才是我们不断创造财富的根本所在。”

而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一批因改革而声名鹊起的“银行家”们——从朱小华、王雪冰到张恩照、刘金宝却如流星般纷纷坠落。以致有人感叹，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最早一批“银行家”，现在许多都在监狱里，而他们身后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数万亿的不良贷款。

有人说，朱小华、王雪冰、刘金宝等将是中国金融改革拂晓前最后一批罹难的“银行家”。但抛开对这些曾经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个人命运的慨叹，从一个更理性的角度判断，“刘金宝们”究竟是否称得上是“银行家”？！

( 中银香港前副总裁朱赤 )

“一个银行的基层人员，违规经营，隐瞒不报等，造成大量的损失，这是一个内控问题。但是银行行长或董事长发生这样问题，就反映出深层次的制度问题，说明在银行高层任命上，在选择、标准、程序和方法上存在着根本问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说。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机制，基本上没有走上市场，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进行。国有银行既是企业、又是行政机关，还是事业单位。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事业单位，追求人事级别化;作为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行政级别最高化。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完全是企业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而且这种干部机制还在政治上赋予这种一体化的合法性，国有银行的行长既是银行家也是行政官员。

( 中国银行从今年2月份开始对经营性分支机构进行了拉网式大检查 )

显然，在上述人事机制下，其一是国有银行的干部素质存在疑问，尤其专业技术素质，成为不少支行中困扰银行规范运作与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就表示，当前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按市场机制要求，让有才能的人脱颖而出。

其二是国有银行行长面对行政级别激励与货币化激励会无所适从，最终导致的是经营中的相机抉择问题。甚至，银行家会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源优势在两市场之间进行交易。央行金融研究局所做的有关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就显示，金融机构负责人隐性收入接近50%。

( 中银香港目前公布了2005年中期业绩，该行税前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6.9%， 远好于此前市场10%的增幅预期 )

“大家已经认识到行政级别对现代化商业银行运作的约束。行政级别也是对人力资源的定价方式。对人的定价是目前金融理论最难的一部分。”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说。他指出，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你只能走一种定价模式，两种都走就会扭曲人的思想和行为，管理者的人格行为就会分裂。事实上，这些年很多领导干部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刘金宝1976年毕业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作为“文革”后中国银行接收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在中国银行工作直至东窗事发。此前，除据称在外汇和黄金交易员岗位上业绩不俗外，再无特别的显赫功勋，而其宦途却一帆风顺。显然，刘金宝作为一个发迹于体制内、游刃于金融市场的银行家，他游弋在银行家身份与官本位之间，通晓体制内外清晰或不清晰的规则，更擅长利用其掌握的巨大资源在体制内外做交易。

以后来逐渐明晰的刘金宝与上海万泰集团老板钱永伟的关系看，正是钱永伟接手中银上海分行的重要不良资产，烂尾楼淀山湖别墅项目，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刘金宝作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交出了一份干净漂亮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帮助”刘金宝顺利升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兼香港分行总经理。而此后，刘金宝便动用自己手中愈渐强大的权力，保证中国银行不断向钱永伟提供贷款，以避免万泰系贷款窟窿暴露，直接影响自己的仕途。这样的交易，致使万泰系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造成约13亿元的贷款黑洞。

虽然面对万泰不断扩大的贷款黑洞，中银上海分行也曾多次试图追偿，但总是被刘金宝一次次以“放水养鱼”等理由阻止，而刘金宝在中银上海分行的继任者也因害怕问题贷款的暴露而一再网开一面。

有金融专家就指出，对问题贷款究竟是立即止损还是“放水养鱼”，实际是关乎风险控制原则问题。面对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用途，继续放贷就是将错就错，违背了银行家最起码的审慎理念。

但熟悉刘金宝的人都了解，与如何做一个优秀的银行家相比，刘金宝更追求自己在仕途上的发展，“业务能力未见过人之处，却热衷于官场上的那一套，他在仕途上野心勃勃。”一位与刘共过事的人如此评价。据称，刘金宝在上海时就曾动过进入政府的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刘金宝一个人的问题，在原来的官本位银行文化里，即使是一个刚刚加入其中的大学生都能感同身受。他们知道今后的事业追求就是要努力提升行政职务。”中国银行的有关人士说。

谢平就公开表示，在原来行政级别的激励下，行长可以用贷款做政治交易，换取自己的政治级别，尤其是省分行行长，用多贷款的同时制造不良贷款来换取一个高官位置。这种行为现在可以由内部风险控制机制来制约，用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来制约。但之前，我们在市场化的摸索中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应当承认，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是用贷款换行政级别这种激励制度下造成的。”谢平说。

“一直以来，在用人上银行系统沿袭的都是政府准公务员这套管理办法。主管部门按照选择政府官员的标准来任命的，而不是按照银行家的标准，选择真正有操守、有专业精神和能力的人。”王君说，“而当这些人被选拔到银行高层的岗位后，现在的制度也不能保证他们能继续保持操守，提高能力。他们不是真正的银行家，没有职业银行家那种职业自豪感和职业操守。”

人事制度的市场化突破

因此，王君始终坚持认为，银行行长的产生，不能用政府官员任命的方式和标准。银行岗位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用一个更清楚的标准来衡量。

中国银行业中的“伪银行家之痛”，源于制度缺陷和人性弱点的相互作用，它的破解之道也必将取决于银行业整体治理思路的根本性转变。

“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银行，对于继任者，一般都有一套产生的程序。有些是天然的继任者，比如前任的副手，董事会和主要的股东熟悉他，他也被证明为有能力有品格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他们有一套在全球寻找的机制，甚至为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一个操守和能力有问题的人是很难通过这样一套机制的筛选。”王君说。

中国银行在经历了数次“行长震荡”，并为传统的人事制度缺陷付出了极其高昂的成本之后，在此次国有商业银行重组改制中，率先迈出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性一步。

中国银行现在已经在内部取消了原来单一的“官本位”的职位体系，取消处长、科长等职位，形成新的职位体系，包括经营管理人员体系，专业技术人员体系和技能操作人员体系等，实行公开竞聘，双向选择。

2005年5月20日，中国银行网站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25个重要职位面向全球招聘人才，其中包括境内两个一级分行行长和12个总行部门级正副管理职位。按中行的说法，“这些职位既有总行部门和分行一把手，又有资深专业技术人员，涉及范围之广、招聘数量之多在国内金融业都是不多见的。”此举显示了改制之后“通过市场化手段建立强大的管理团队，以加快改革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在2005年2月21日，中国银行就已正式聘任美国籍专家董乐明(Lonnie Dounn)担任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职位。这是国有商业银行第一次在高层管理人员中引入国际专才担任实职。在加入中国银行前，董乐明一直在汇丰银行(香港)担任信贷风险总监，负责汇丰在亚太地区的信贷风险管理长达七年，监控范围包括20多个亚太国家，对亚洲银行业风险管理非常熟悉。

据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介绍，董乐明担任的CCO(信贷风险总监)一职高于一般部门总经理，属于行长级领导。中行聘请他担任此职，主要是希望全面强化信贷风险管理。

而就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在香港上市的中银香港宣布:来自中银国际、恒生银行和IBM的三名高管赴该行就职，填补因刘金宝挪用公款一案造成的中银香港高管层的空缺。此三位在全球范围内完全市场化招聘的高管人员，分别担任了中银香港主管企业银行业务的副总裁、风险总监，以及咨询总监。

一个体制内官员的落马，换来了三个市场化专业人才的继任。中银香港的做法，博得了投资者的一致好评，也被认为是中国银行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

谢平也指出，不应简单地把党管干部与公司治理结构对立起来，其实中组部也在突破，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国有商业银行的人事制度改革尽管没有一步到位实现全面市场化，但应该承认有突破。“比如中国银行已经用市场方式内部聘任了两个省分行行长，中银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招聘，这些过去都是正厅级干部位置。现在总行的首席财务官和风险官也要采取市场聘任的方式，这些职位都是总行副行长级的，原来要经过中组部的，现在董事会批就可以了。”谢平说。

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启蒙

实际上，当银行不完全是企业时，也很难要求行长是一个银行家。

刘明康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用三年左右时间，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试点改造，使其成为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具有国际水准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一项非常关键和艰巨的全新改革实践”。

为此，银监会已经最近制定并颁布了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提出了10项标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建立和规范;高级管理层授权经营的目标和问责制度的建立;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股权结构;实施审慎的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等。

然而，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就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目前的公司治理基本实现了“形似”，但远未达到“神似”。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三会”制度是建立起来了，战略投资者也引进来了，这些是表层的工作，当然也是肯定要做的。但并不是说，建立了股东大会，公司治理就到位了。

“战略投资者引进来之后怎么办？是不是真能改善银行现有体制？一种更为良好的体制是不是能够自如运作？这种体制是不是能够深入人心，变成每个银行员工的自觉行动？在这些方面，我们的银行还要花很长时间，用很大力气。所以，公司治理怎样由‘形似’变‘神似’，怎样改变中国人‘情面大于制度’的传统习惯，这是很艰巨的课题。”唐双宁说。

对于频频曝光的银行大案，谢平曾这样总结:“从现在的情况看来，其实一直就是王雪冰、张恩照这些一把手说了算，集体领导与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管没有真正形成，其他党委成员在大会小会上都是不吭声，只会附和。”

刘明康相信，外资入股，将给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内控机制的变化，带来催化剂。比如说，外资银行参股以后，外资的金融机构在中资银行董事会里的董事，对参加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加强审计工作的力度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在讨论如何看待提足风险拨备和加大股东派息回报的问题上，外资股东都一直赞成要以风险为本，首先要提足拨备，然后再考虑股东的分红。

刘明康认为，尽管这种中外银行的合作刚刚处于开始阶段，但是这些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以及信贷文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是十分深刻的。

在普华永道合伙人陈少瑜看来，外资参股后，中资行将能实现董事会成员多元化、专业化。董事会操作将更加规范，具体业务管理制度也更细化，有关的决议可以得到贯彻落实。

在三家中国银行出任过外方董事的蓝德彰（John Langlois），就给中国的银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波。蓝德彰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执教中国银行体系方面的研究生课程，中文流利。他曾在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位，是学者，又是职业经理人。

在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担任董事时，蓝德彰在董事会上频频投反对票，不忌讳与董事会展开激烈的辩论。蓝德彰强调规则和制度意识，要求所有提案须由提案人签名负责，使上海银行和南京商业银行的董事会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反对票及提案被否决的情况。他还极力反对银行不顾资本金的约束盲目扩大资产规模，建议银行要多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

在蓝德彰看来，中国的银行喜欢给分行领导很高的地位，似乎分行有自己的资本，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国外银行的分行不是个相对独立的核算机构，而只是一个业务平台。

据记者了解，汇丰银行作为交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派出代表进入交行董事会后，交行的董事会的讨论也开始活跃起来，同时汇丰银行给交行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在中国的银行业完全没有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的商业银行管理体制完全没有概念。认为像王雪冰、刘金宝这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海外工作过，且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上做过几手好买卖的人就是国际化的银行家。”一位在中国的银行工作超过20年的资深人士对记者说，“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了国际化职业银行家的工作方式，才发现我们错了。王雪冰、刘金宝这样的人，不过徒有国际化的外壳，而绝无国际化银行家之实质。作为银行家的职业责任感与崇高的职责感他们都没有，他们只是将他们的岗位当成一种他们可以利用的权力，在他们的骨子里，其实是很抵触现代银行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的。”

实际上，“刘金宝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权力被制衡。就在中银香港重组改制，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具有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时，刘金宝与中银香港前副总裁朱赤、丁燕生，原总裁办总经理张德宝正在忙于利用职务之便，借中银香港重组之机，采取转移账户、制作假账、销毁账目等方式骗取公款。

国际金融界其实正在密切关注中国银行界在走向国际化过程中的自我整肃。就在刘金宝案宣判后两天，以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为首的一个集团宣布将斥资31亿美元认购中国银行10%的股份。作为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派出一名代表担任中行的董事。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银行营运的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中国银行的股东、中央汇金公司的副董事长汪建熙表示，引进国际战略投资者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通过与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战略合作，中国银行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将得以进一步完善。■

中国银行 “亡羊补牢”的努力

——专访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先生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中国银行暴露的大案比较多，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这是否与中国银行自身的改革有关，是否是中国银行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自身整肃？

王兆文:近来公众可能感觉金融案件频频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银行的自身行业特点有关。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行业，也是与公众关系最密切的行业之一。在投资渠道相对缺乏和单一的情况下，我们老百姓的钱主要是存在各家银行，老百姓当然关心自己的存款安全问题。国家拿出巨额外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股份制银行改革试点，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公众也更加关心国有商业银行正在进行的改革。银行业案件频发，使公众感受到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普遍期待与现实状况的落差。所以案件一披露，就在社会上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

实际上，随着中国银行自身改制的深入进行，从2000年到2005年案件一直呈下降趋势。据我们统计:2000年中国银行内部发生案件109例，2001年是84例，2002年54例，2003年35例，2004年30例，今年到目前为止是25例，其中22例是存案，只有3例是新发案件。这与中国银行不断加强风险防范，严格内控制度有关。

银行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运营着别人的钱，职员们天天和钱打交道。加之中国经济正处在转轨时期，各方面的诱惑都比较多，银行也就成了各种腐败现象的汇聚点。银行案件的频频暴露，也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层次问题的综合反映。

另一方面，银行案件频频暴露正是由于中国的银行监管规范了，透明度高了，案件的查处都能及时向公众披露。这其实都是中国银行业走向健康的表现。

对案件的查处不仅是中国银行在改革过程中的自我整肃，更重要的目的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和严格的内控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现在中国银行的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制度是否已经建立并有效地执行？中国银行是否已经建立一套完整的程序，主动发现这些银行里的蛀虫？

王兆文:在发生了这么多案件后，加之中国银行自身改革的深入，我们的规章制度制定得越来越细，执行得也越来越严格。实际上，中国银行的案件主要是内部自查自检暴露的，外部发现的不到1/3。

比如中国银行从今年2月份开始对经营性分支机构进行了拉网式大检查。这次检查共发现案件16件，涉及金额2998万元。目前中行已挽回资金2382万元，有关案件责任人均在控制之中。从7月1日开始，中行在全行范围内实施了垂直化的管理模式，各级分支机构负责人层层对上级机构负责。今后，中行各级分支机构的财会负责人也将由总行直接派驻。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控机制建设，中国银行建立了严格的“问责制”——要问执行者之责;要问管理者之责;要问前任之责;要问检查者之责;要问用人者之责。中国银行将通过问责制度，对问责对象因过错、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经营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导致未达到绩效考核内容确定的目标和标准、未达到依法合规经营要求、发生重大经济损失和安全运行事故、造成银行资金重大风险或严重影响等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责任追究。

同时，中国银行将推行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和代职制度等九项措施，以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有效防范违规违纪案件的发生。中国银行规定，在基层机构负责人强制休假期间，由代职人代行管理职责并对代职机构的内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评估。为保证随机性和突然性，提高实施效果，代职安排不预先通知基层机构负责人本人及所在机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专门针对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督机制呢？王雪冰、赵安歌、刘金宝等人，都是中国银行的高管人员。

王兆文:中国银行近年来确实发生很多起高管人员的腐败案件。高管犯案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银行的外部声誉，在内部还有可能造成人事震动、基层仿效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确实存在对高管人员监督制度的缺失。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从头管到尾，没有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的缺失，近几年中国银行查处的挪用、贪污公款案件中，用于经商、炒汇、炒股和赌博的比例高达60%。

中国银行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对高管人员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让这些丧失了职业道德的高管人员即使想干也干不成。除了上述的问责制外，在王雪冰、刘金宝案件发生后，中国银行总行就下发了《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教育监督的若干要求和措施》的文件，对我们的高层管理人员实行了全方位的监督管理。不仅要求加强对“一把手”8小时以内管理监督，对高管人员8小时以外的活动也做了明确规定。不仅把高管人员的“朋友圈”、“社交圈”纳入监督的视野，对外派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收入、公务消费、异地休假旅游、婚姻状况、密切的社会关系、上缴礼品等，亦实行严格的请示报告和登记制度。这些管理和检查同时适用于高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个文件同时明确规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不准擅自决定本单位大额资金运作、重大改革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等事项;不准外派到海外机构工作的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为其配偶、子女办理所在国长期居留证、香港和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等等。还强调，银行高管要与接触多的部下保持距离;要与基建、装修、采购等项目保持距离，保留自己监督他人的权力。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到就在刘金宝案宣判短短几天后，中国银行就成功引入了战略投资者。这是否表明刘的案件对于中国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而上市的工作没有影响？

王兆文:要说高管人员发生案件对中国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是不客观的。刘金宝作为中银香港的总裁出了问题，在港澳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案件的发生，肯定会影响中国银行声誉，进而引起战略投资者疑虑。

但我们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合作已经谈了很久。我们非常坦诚地告诉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国银行的优势、缺陷和需要帮助的地方。苏格兰皇家银行对中国银行做了很长时间的尽职调查，对中国银行的实际情况也非常了解。他们更看重中国银行的整体健康程度，以及是否已经建立了有效严格的内控机制。

以苏格兰皇家银行为首的一个集团愿意斥资31亿美元认购中国银行10%的股份，就是相信投资中国银行能够带给他们良好的收益。

三联生活周刊:战略投资者将在哪些方面为中国银行带来帮助？

王兆文:苏格兰皇家银行为全球第六大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在银行运营和产品开发等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经验。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行将与苏格兰皇家银行在信用卡、理财、公司业务以及个人财产保险等业务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根据协议，双方还将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银行营运的基础设施领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苏格兰皇家银行将派出一名代表担任中行的董事。同时，通过与苏格兰银行的战略合作，中国银行在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将得以进一步完善。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的国有银行改革形势？中行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王兆文:中国国有银行改革进行的步伐非常快。国有银行也是非改不可了，否则不仅仅是国有银行能不能发展的问题，而是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问题。所以国有银行必须坚持市场化的原则，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则经营管理，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和公众的监督。

在坚持速度服从质量的前提下，中国银行希望能够尽快上市，因为上市正是转变经营机制、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等待时机的成熟。因为我们很清楚，上市并不代表中国银行改革的结束，而是中国银行完善公司治理，建设现代化商业银行的开始。■

颇具戏剧性的是，在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之路上，金融大案就像是银行上市途中一路踩响的地雷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在香港成功上市

2004年4月16日，外逃贪官、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被美国警方押回北京

“打扫清房子再请客”，是刘明康无论作为原中国银行行长还是现任中国银监会主席，都一直延续的战略设想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认为，银行改革的进展意味着丑闻再也没有藏身之处

中银香港方面的高管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招聘，博得了投资者的一致好评，也维护了其作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的市场信誉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一览

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光大银行，拉开了外资入股我国银行业的大幕。

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入股当时的上海商业银行（现称上海银行）。

2001年，亚洲开发银行入股南京商业银行。

2002年，加拿大丰业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

2003年1月，花旗集团正式入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

2004年1月，香港恒生银行、IFC、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入股兴业银行。

2004年5月，新桥投资收购深发展17.89%的股份，成为深发展的第一大股东。

2004年8月，汇丰银行出资144.61亿元人民币，购入中国交通银行19.9%股份。

2004年7月和10月，国际金融公司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控股100%的亚洲金融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入股民生银行。

2004年年底，渣打银行宣布已与天津第一家民营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达成入股协议，渣打将购买渤海银行19.99%的股权。

2005年3月，荷兰商业银行会同IFC购入北京银行接近25%比例股权。

2005年4月，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购入杭州城市商业银行19.9%股权。

2005年6月和7月，美国银行淡马锡控股分别收购中国建设银行9%和5.1%的股权。

2005年8月，苏格兰皇家银行、美林公司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和李嘉诚共同斥资31亿美元认购中国银行10%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