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宝的上海历史:

（文 / 王恺 李菁）

“他在1997年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同事们就开始说，总有一天刘金宝会出事的，他不出事倒是奇怪的。”一位在上海工作多年的前央行金融专家说，上海是刘金宝的发迹之地，也是他的家乡，从1981年刘金宝调任中行上海分行开始，到1997年8月赴港上任，16年的时间，刘金宝获得了职业上的迅速晋升，也获得了“上海四大金融家之首”的“美誉”，他是在风光无限的状态下离开上海的。

这样的离开按照道理来说是不应该受到这样的评价的，但是刘金宝案件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一个还原真实的人生镜像的机会。在上海期间，刘金宝总挂在嘴边的故事有三:一是他赴日本竞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成功”的故事;二是他的平凡出身，出生在上海南市区老城厢工人家庭的他觉得自己是从那“简陋、破旧的老屋冲了出来”，“搏击人生”;三是他在伦敦做外汇交易员时期的光荣历史，“那是我最辉煌的时刻”，“10分钟，为中国银行赚了许多许多”。

这三个故事，刘金宝不仅讲给同事朋友听，也通过媒体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一个掺杂着不幸、奋斗和光荣的个人历史，刘金宝给自己塑造了一段人生传奇。

迄今为止上海的老财经记者还对此人印象深刻。“他机会特别好，上海发展那些年他当中行行长，是上海成全了他。”原《青年报》一位多次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算天才，但是他总对媒体宣传自己是天才，是偶像，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生活的人。”该记者清楚记得刘那时很善于利用媒体，接受采访从来不推辞，而且能够把媒体弄得跟自己走，“在90年代的老总中显得非常突出。”当时的上海媒体关于刘的报道文章中不乏《刘金宝赞》这样的文章标题。

“他早就对自己的一切志得意满。”一位中行上海分行的员工、早年下海做了证券公司总经理的刘金宝的朋友说，他亲眼看见当时的刘金宝在上海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上，为自己争取出国机会，说:“我这样的人出国是为了付出，像我这个位置的人出国受限制是莫大的浪费。”逼得当时的上海市领导当场向外经贸副主任表态:“以后他出国不受限制。”

( 刘金宝喜欢说自己运气好 )

“他太得意了，就没有了忌讳，总是吹嘘自己的成功和才能。我觉得他的悲剧，就是一个小人物得志后肆无忌惮造成的后果: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位很早退出银行系统的刘金宝的朋友说，“在银行系统里面工作，就是掌管钥匙的丫环，可拿钥匙拿久了，有人误以为库房是自己的了。”他这样解释刘金宝在上海工作后期大肆索要贷款回扣和侵吞小金库的行为。

一个善于自我表现的“金融家”

同样是从上海起家的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时，对比和他有近似经历的刘金宝，金融系统内部的说法是:张恩照这样不太出头露面的人出事很奇怪，而刘金宝一向聪明外露，出事是早晚的事。刘金宝的聪明体现在他一贯的处世方式中:“他为了出国，就和弄堂里邻居的女儿突击结婚。”他的一位朋友回忆。1976年，刚被分配到中国银行不久的刘金宝被派遣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做外汇黄金交易员，为了派遣成功，他采取了突击结婚的方式。结婚的新房是上海城隍庙附近一间小亭子间。

1981年，刘金宝回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之所以在上海工作，直接原因是为了婚姻。在外汇交易所的那段成功经历给了他傲人的资本，刘的同事回忆:“尽管当时中国银行人才辈出，按部就班很难出头，但是刚从伦敦回来的他还是不一样的。”开始他在中国银行经济研究所当科员，没什么特殊表现，但是当他进入当时刚刚兴起的信托业时，立即显露锋芒。

央行上海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说，当时上海信托业刚刚起步，银行把很多不能直接经营的业务都交给自己办的信托公司做，开始是简单业务，主要是为“三来一补”开保函，逐渐发展到为引资提供担保。“他见多识广，又熟悉这种所谓的新业务，有什么难题他总拿国外的经验来解决，一开始就被认为是做此业务的最好人才。”据说刘继承了他在伦敦外汇市场上的好运气，别人做信托往往会赔本，而他则大赚其钱，1984年7月，中行上海分行单独成立信托部门: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刘任副经理，业务蒸蒸日上。“当时他的判断能力还是有的，主要是比较灵活。”这位专家评论说。

刘金宝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晋升之途，“他开始喜欢谈论上海怎样成为亚洲乃至国际的金融中心，到哪里都显得很有理论的样子，而他那个经典的黄金交易故事也是那时候传出来的。”

“那场交易，我做得漂亮极了。”刘金宝总是这样开始自己的叙述，那位《青年报》的记者还记得当年听到这故事时的兴奋，“那时候哪里听说过这样的商战故事啊？简直就觉得他是个当代英雄。”报纸开始整版报道他的故事，也开始宣传他多么富有现代观念。“他特别能说，从1990年就开始宣扬上海要恢复金融中心地位。当时上海还没有明确形成这方面的思路，他的观念给上海的城市定位以一些新空间，所以上海市当时一些领导很看重他。”

1990年，在继当选上海青年“十大精英”之后，刘被上海市推荐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的候选人，“我印象中，他的金融家称号就是这时候兴起的。”央行的那位老专家说，确实如此，1989年，刘金宝被当时同样喜欢用新名词的上海《青年报》冠以“初露锋芒的金融家”的称号，从此刘就被各大媒体当作了上海年轻金融家的典型人物。

( 近日，苏格兰皇家银行成为中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国际金融界其实正在密切关注中国银行界走向国际化过程中的自身整肃 )

1992年，刘金宝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从那以后，他更喜欢讲述自己对金融的热爱和自己的杰出。在公开场合，他会说金融是他生命的全部，总是说“他愿意为上海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奋斗不息”。在私下，据说刘金宝极其相信命运之力量。他总是和朋友讲自己差点改名字的故事，“他喜欢说自己运气好，很年轻就完成了寻找到自我，并且完成了自我实现，是做金融家的料”。他的朋友说多次听他说到这样一个故事来证实他的理论:文革期间，他和自己的两个哥哥一起要求改名，想依此叫做“红、卫、兵，”“幸亏没改成，叫刘兵就完了，命中注定我刘金宝要按照‘留金宝’的人生轨道运行。”这个故事被刘金宝从上海讲到香港，也成为说明他是天生的银行家的一个注脚。“媒体就喜欢这种故事，刘金宝真的很善于利用媒体。”他朋友说那时候刘就对报纸上的吹捧文章很精心，每篇都留下剪报。

与此同时，刘开始不再避讳自己的出身。“他大概觉得自己已经功成名就了。”他的朋友说，“出身不好正说明他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当时的一些记者喜欢问刘是否出身金融世家，刘金宝总是很凛然地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我有今天的成就，一点背景都没有。”他喜欢说自己是硬打出来的，从士兵到排长再到营长、团长。“我们那时候开玩笑说他已经是师长了。他笑得特别开心。”采访过他的记者回忆。他有很多名言，说自身的智慧和才识使他高贵，而不是出身。同时他还喜欢说自己的大哥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技术人员一直升到副部级官员。“我们从上海南市简陋、破旧的老屋冲了出来，搏击人生。”人生短暂，所以他更需要“搏击，进取”——而这使他富有男子汉的魅力。按照荣格的心理学解释，此时刘的自卑心理早就转变成了爆发力量，刘的贫寒出身成为他自我炫耀的一个基础。

1993年夏天，刘金宝担任上海分行代行长，代党组书记。“他一当行长就很善于在一切事情上表现自己。”刘的一位同事记得刘当年是以改革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刚上任就整顿司机班，然后就是整顿会风和纪律，要求会议上迟到者要扣罚，说他是在用英国学会的‘法制观念’来治理中行上海分行。并且连这样的小事他都会讲给新闻记者听，报上当他是改革的代表人物。”据那位前同事说，他的权力欲望很强烈，召集全行600多人开会时，中间不休息，只发放面包和水当晚餐，“他和我说，看看我这一行之长的权威怎么样”。

刘在刚上任时也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是上书当时的市委领导，要求将当时外滩23号归还中国银行使用。外滩23号上世纪30年代本是中国银行的资产，此时由于历史原因，大楼为十几家单位所承租，中行只有一层营业大厅的部分，“他发誓说自己要用一切力量把这幢用石刻着‘中国银行’四个字的大厦归还中行使用。”

“刘金宝为什么做这件事？倒是他的内心想法驱使的。”刘的朋友说，“他总觉得银行就是金钱和权力的象征。”刘金宝曾经在1995年出版过所谓“名人日记丛书”中的《金融之回响》，记录了他的思想:“世界上有三类建筑最讲究，皇宫、教堂和银行。”他同时写道，“在一些人心目中，最有力量的是三样东西，上帝、权力和金钱。”于是银行大楼一定要宏伟、高大和厚重，“我的任务就是把上海分行从里到外建设得像个伟岸的男子汉。”现在看来，这一些人中正包括了他自己。

除了显示权力的银行大楼的修复外，刘金宝继续提出上海应该成为“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在上海市人大召开期间建议把这一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报道人大会议的上海电视台专门给了这位“年轻的金融家”一分钟的特写镜头，他侃侃而谈上海的证券市场和外汇调剂市场、货币市场的建设，并说远期上海怎样全方位地介入国际金融活动。“他为人健谈，是天生对付媒体的材料。”一位当时采访过刘的香港记者回忆，刘金宝不仅在上海人大开会时强调他的国际中心理论，而且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也大肆宣扬他的理论，“他把记者全部叫到他住的京西宾馆，大谈上海如何建成国际金融中心，那时候中外媒体上都能看见他的照片和言论。”

而他的这些表现其实并没有给他在银行界赢得尊重，他被那位央行的老专家称为“客里空”，一个只会说空话的戏剧人物用来代称他。“当时上海金融界已经对他很有微辞。因为中国银行的业务迟迟上不去，90年代是中国银行商业化改造、争夺市场占有率的关键时刻，但是他只是靠中国银行的旧有的在外汇上的优势进行了一些合作投资，别的方面中国银行都没有变化，他就是靠吹自己和拉关系继续维持自己的地位。连续几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发展比不上其他几家银行。”

“他在90年代的上海轰动一时，靠的是机会和自我造势。从某种程度来讲，他是真正‘顺应时代’的人物。”刘金宝的朋友这样评价他当时的言行。

被忽视的危险之路

刘金宝曾和记者说，他看过一篇小说里一个女子说过，男人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有事业心。当上了行长后，刘金宝的事业心是暂时满足了，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事业心并没有带给他能满足自己的大量财富。90年代中期，上海各大银行行长的薪酬不超过两三万人民币。由于当时没有完备的制度，一些中层干部的薪水甚至比行长还高。“行长不能给自己发奖金，他的薪水是固定的。”刘的同事回忆。

“他那时候常说，如果我下海，肯定能发大财。”刘金宝的朋友记得他那时还常引用凯恩斯的例子，说这位经济学家肯定不是一个书呆子，几年时间就给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他看见我们下海当了证券公司的老总，总是批评我们，说他要做肯定还要好。然后就又把他在伦敦做外汇的经历拿出来说事。”刘金宝在他的日记《金融之回响》中写道:“我有‘市场感觉’。这感觉，类似于创作灵感，它是很多因素极神秘地组合在一起的感觉。”并且说，他如果自己为自己做外汇买卖，肯定发大财。“他不是一个舍得功名的人，闲聊时他总觉得自己会升到部级干部，会成为主宰中国金融界的人物。”刘的朋友说。

当时银行官员的收入确实引发了一些问题，上海交行的副行长就因贪污10万元而判刑三年。但是谁也不会怀疑风头正健的刘金宝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994年11月，一则新加坡报纸上的花边新闻把刘金宝卷了进去，报道他用贷款帮助当时的香港明星利智炒楼，刘大发雷霆，强调自己只是和利智认识，但是他的一切贷款都是按照严格的手续审批的，“想往我们中国银行泼污水，我不会宽恕他们”。他当时在各种报纸上这样发表宣言。

“刘金宝最早的受贿恰恰因为女人而发生。”刘的朋友有点惋惜地说，香港金融界后来一直流传刘当年在上海的情史很多。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圈子是所谓高档的社交圈，许多境外的朋友都有相好的女朋友，刘金宝并不掩饰他自己这方面的向往。他也果真发生了情况。”

刘金宝在他的日记中就写道:“有一个不为结婚而交往的女友，能让一个男人信心十足。能让一个男人变得足智多谋，宽宏大量，面对现实社会⋯⋯谈恋爱的最佳比例是95%的心，5%的脑。恋爱中过多的算计和理性，会使两人关系蒙上功利的色彩⋯⋯爱的本质是给予，一个真正爱着的人，是在给予中获得爱的幸福的。”

而对刘金宝最早的受贿指控，是1996年〜1997年期间，他收受上海凯托集团的70万元贿赂，为其女友调换住房;作为交换，凯托集团得到了近3亿人民币的贷款;紧接着，刘向上海万泰房地产集团索要28万元，为那位女友的住房支付装修款和电器款。

根据对刘金宝的起诉，他在这个阶段开始了大规模的贪污和受贿的行为。如果仅仅把视线放在他和女友的关系上面，未免太过于狭窄。“他那时候迷上了花花公子的生活，开始和很多地产商人走得很近，在上海、北京、杭州等地都有别墅。”刘金宝的这位朋友说，“他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喜欢宣传自己喜欢的都是高档货。”刘金宝看不上当时上海街面流行的货色，“他是上海最早穿意大利西装的那批人。他说，像我们这种和外国银行家在一起的人，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穿着。”他也在公开的场合抱怨说:“穿世界名牌是我这种人的需要，那么多闲言碎语说我有腐败问题，都是嫉妒。”

自从担任行长后，刘金宝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人场合都喜欢宣扬自己是注重生活品质的人，他说感官享乐和幸福不同，成熟的人知道金钱买不到幸福，自己喜欢听音乐会，有艺术的梦，这就能调剂他的金融生活。

他的贪污行为于是也就在这阶段发生，当时他和副行长严庭富开始利用银行的物业——瑞金大厦。他们几个多付给第三方物业管理公司钱，然后再拿回扣。他还直接从中行上海分行的账外款中拿钱，离任前的几个月拿了100多万元。显然刘金宝已经开始用各种手段维持自己的高额消费，他已经踏上无法回头的危途。

他只有一个女儿，一直在学钢琴，并且很早就出国了，他在文章中写自己听女儿弹的柴科夫斯基的《四季》感动得哭了，说他很喜欢女儿，“把世界上父亲能给女儿的，全都能给她;别的父亲不能给的，我也能给她。”刘不乏几分骄矜地在日记里面写道。

“我是个复杂矛盾的人。”1994年开始，刘金宝的种种语言已经与他当年刚当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时不同了。他开始总是抱怨自己太累，被占用时间太多，“我身不由己，是我的难处和烦恼。像电影《罗马假日》里面的公主”。他说自己总是心烦、心虑，心忧。属于自己的时间少得可怜，他甚至在那时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我终于静静地躺下来，在这里长眠”。

此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停滞不前肯定是他心烦的原因之一。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广泛发放的贷款大量存在坏账的危险，央行的那位老专家说，“当时别的不说，上海几乎所有的高档宾馆建设都是他提供贷款的，理由是上海的星级宾馆会成为上海腾飞的跑道”。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虹桥开发区的一片宾馆根本不能还清贷款，即使是市中心的高档宾馆也要求推迟还本付息，“当时希尔顿的客房只有20美元一天，根本不可能按照贷款时的条件还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债务成千万的增加，“1995、1996年时，信贷资金的流转率已经很低了，赢利很差。但是刘金宝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信贷失误，说自己是为了上海的长远发展而这样做。现在分析他当时那么做，一是为了讨地方政府的欢心，二是他自己在其中的花样不少。”

“在1996年的时候，由于他当年的同学和好友王雪冰的升迁，刘金宝也开始不满足于上海这个舞台，他开始谋求进一步的升迁。”熟悉银行界内情的专业人士说，刘金宝的目标是中国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但是没想到受到总行一些领导的反对，“其中刚升为人民银行行长的原中行行长坚决不同意，这样，刘金宝没能顺利进京，就转攻香港。王雪冰帮他顺利当上了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的常务副主任和香港分行总经理”。刘金宝在香港的金融舞台上开始了更华丽的表演和更肆无忌惮的犯罪行为。

刘金宝在上海的最后两年开始在上海社科院攻读博士，导师为褚保一和张幼文，博士论文仍然是他多年一以贯之宣传的老题目《沪港金融中心功能比较和发展研究》，也似乎是为了他去香港进行铺垫。在刘出事后，导师张幼文谢绝了一切采访和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业界一直流传的说法是，早就不搞任何业务，专门搞关系的刘金宝的博士论文是其当年的中行上海分行的下属所代写，“他花钱买博士学位，买各种荣誉都是公开化的”。

张德宝和刘的助手朱赤、丁燕生等人一起与刘调往中行香港分行，成为刘后来私分小金库的主要人物之一。

1994年6月，在他一篇感叹俄国侨民在上海金融业的兴衰史的文章中，他说自己“有多愁善感的一面;有低徊掩抑，凄楚幽怨的一角;有浮生若梦的感叹”。他评论俄国银行的兴衰史时用古人的句子评论说:“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宴终散场。”

但与此同时，他却根本不能停下自己敛财的奔跑步伐。人生的矛盾性在他身上充分体现。■

刘金宝的人生历程

1952年9月，按照刘金宝的个人自述，他出生在“上海南市区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描绘，那是一片“简陋、破旧”的老屋。

1976年8月，中国银行总行招收了几十名工农兵大学生，包括从北京外经贸大学刚毕业的刘金宝。

1977年12月，刘金宝被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从事了近4年的外汇、黄金交易业务。业内和媒体圈内一直流传广泛的事迹是其在担任交易员期间，为国家挣了很大一笔钱，被认为是杰出的交易员。

1981年10月，刘金宝回国，调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一开始在经济研究所担任科员，但不久信托业的发展为刘金宝提供了机遇，1984年7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单独成立信托部门——上海信托咨询公司，刘金宝担任副经理，后升任经理。

1988年12月，刘金宝出任上海分行副行长。当年还获得1988年“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1992年，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当时与管金生等人号称“上海四大金融家”。

1993年6月，刘金宝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代行长，代党组书记。

1994年，刘金宝担任上海分行行长，并于当年7月在日本大阪当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8月，刘金宝赴香港工作，调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主持全面管理工作兼香港分行总经理。

1999年1月，刘金宝升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中银港澳管理处主任。

2002年6月，完成中银香港分行的改组，出任总裁及香港银行工会主席。

2003年5月28日，中银香港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免去刘金宝在中银香港的职务。

2003年6月，刘金宝案件被正式立案。

2005年8月12日，刘金宝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刘金宝之罪

巅峰与深渊

从“巅峰”到“深渊”的转换是如此迅疾、突然而彻底，刚刚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刘金宝对此却似乎没有任何预感。

2003年5月22日，刘金宝接到回北京总部参加人民币汇率改革会议的通知，在中银同事的陪同下，刘金宝从深圳搭机赴京。

在刘金宝被证实“出事”后，香港某报独家刊登了这样一则花絮:在深圳往北京班机的头等舱内，刘金宝与另一位奉召返京的某高官不期而遇，两人还互致了问候;有趣的是，两人都刚满50岁，而在北京等待他俩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刘金宝就此销声匿迹继而传出被双规的消息，而后者则领命升官，于是香港媒体感慨“同机殊途”。后来这位领导被相熟的香港记者问及此事，他回忆说当时的刘金宝看不出任何异样。

也许在刘金宝看来，这是同他以往参加过的无数业务会议一样、再寻常不过的又一次会议，却没料到，他在香港乃至人生舞台的演出就此戛然而止。

在很多人看来，刘金宝的命运在王雪冰出事后其实就已经不具备任何悬念。“这是迟早的事。”香港某中资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两个人长期贴得那么紧，王雪冰把那么重要的位置留给刘金宝坐，据说很多问题账都是刘金宝给做的，王雪冰出事他能逃得了吗？”

一位采访刘金宝十余年的香港某报首席财经记者回忆，在王雪冰被拘后的一段时间里，原本略显富态的刘金宝迅速消瘦，这位记者还偷偷问起刘的秘书“怎么突然瘦得这么厉害”，秘书称刘正在减肥，“大家知道他跟王雪冰很熟，偶尔会问他王的情况，他就黑脸不语。”这位记者回忆。

“我相信王雪冰出事后，刘金宝肯定经过了一番很痛苦的心理挣扎，但隔了一段时间并没有人动他，他可能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就此相安无事了。”这位财经记者说。

巅峰与深渊只一步之遥——可以说，骤然滑落之前的刘金宝正处于他人生最辉煌的时期。2001年6月，中银香港重组方案公布，刘金宝出任筹备组主任，参与了中行旗下12家银行的合并与上市的全过程，并因此当选为当年“香港十大财经人物”。2002年7月，中银香港终于在联交所挂牌，刘金宝出任上市公司总裁，也成为香港金融行业最具分量的人物之一;而仅半年有余，他就被解职。

“从时间上看，刘金宝的‘辉煌期’其实也是对其调查最紧锣密鼓的时期。”香港某金融机构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推测，“上面”可能出于对中银重组与上市大局的考虑，而一直等到一切稍显平静后才处理。

传言与真实

从被拘到宣判，刘金宝案经过了整整两年有余。很多香港金融界人士相信这种说法:是王雪冰出事后带出了刘金宝、梁小庭，而朱赤、丁燕生、张德宝这三位中银高官的相继落马，则属于被拔出的“萝卜”带出的“泥”。

在刘金宝神秘消失不久，中银香港发表公告称，刘金宝被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在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的贷款发放问题，但从公布的判决结果来看，刘金宝被认定的主要罪行是“贪污”，而贪污对象主要是银行的“小金库”资金，时间跨度则从1996年一直延伸至其出事前。

一位在香港某中资银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刘金宝等人挪用的资金，大都属于参与重组的十家成员行的不记在账上的资金。当时的成员行都有一些资金可以自行支配，不记在账上，叫做“福利金”、“福利会”或者“康乐委员会”，类似内地单位的“小金库”，这些钱的来源是买卖股票、卖保险等一些代理性业务的回扣。

判决书上称，刘金宝“单独”或与他人“共同”的贪污行为多达23次，其分得最频繁的时期，也正是中银重组上市前后。

“他的改革从表面上看是够冠冕堂皇的，但是他私分小金库的行为也恰恰是这个阶段发生的。”一位与刘金宝相熟的上海银行界人士评价。据香港某媒体报道，当时刘金宝向朱赤、丁燕生、张德宝等人表示，不如私分这笔钱，当作奖金慰劳大家重组上市的辛苦。

判决书并未提及刘金宝“受贿”的具体细节。但去年年底同样在长春市中院宣判的另一起案件，则被视为对刘金宝审判的前兆——2004年11月15日，长春市中院以“行贿罪”判处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有期徒刑三年半，而钱行贿的对象，正是同样陷于囹圄中的刘金宝。

刘金宝的受贿总额被认定为143万元，据知情者介绍，对刘金宝受贿的指控，全都发生在其担任中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最早的一次是在1996年〜1997年间，他接受上海某集团70多万元，为其相熟的一位女朋友调换住房。而作为交换，这个集团得到了2.9亿元人民币和108万美元贷款;为了给这位女友支付装修款及电器款，刘金宝又向钱永伟的万泰集团索要28万元。除此之外，刘金宝被控向万泰集团索要一套价值42万元的住房一套。

一位与刘金宝相熟的财经记者说，刘金宝今日的结果她并不意外，但最让她意外的是，刘金宝在到达香港后继续他在内地的某些行为。“如果说刘金宝其他行为可能涉及到一些复杂的背景的话，那么在香港这样一个透明、严格的金融制度下，他还不停手，还有胆量私分‘小公账’（小金库），让我觉得这只能是他自己本身的问题了。”

前赴与后继

无论在出事前或后，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刘金宝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同另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王雪冰。

王雪冰与刘金宝是大学同学，1976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又一同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总部。

追忆往事，一位在中国银行工作多年的老人仍忍不住用“小家伙们”来称呼她印象中年轻的王雪冰和刘金宝。没多久，这对同学又幸运地得到了去英国伦敦银行学习的机会。

70年代末，作为中国银行的驻外人员，他们可以享受免费的食宿，除此之外，每个月可以领到一点津贴，老干部说，以王雪冰或刘金宝的资历，在当时每月能拿到20英镑已经很了不起了。“大家周末都没地方去，经常一起约着去郊外，因为我俩职位高、工资高一些，这些小家伙们经常起哄，让我们请他们吃冰激凌。”老人微笑着回忆。

从伦敦回来后，王、刘两人又双双返回总行，刘金宝被分配在总行资金部从事外汇交易。老人印象很深的是，因刘的爱人在当时属“集体单位”而无法调到北京，刘金宝只好弃京返沪。

在伦敦分行期间靠着良好的“market feeling"（市场感觉）为国家挣得大笔外汇，是刘金宝屡屡被人提及、也屡屡向人提及的辉煌。对此，当时在伦敦分行从事黄金交易的中行另一位老干部程先生却颇不以为然。

“刘金宝当时只是一个普通交易员，他的权力有限;如果想在这种交易上挣大钱，交易量也必须达到足够的量才行。在我们国家那个时期，一个交易员是没有权力、也不可能得到授权做那么大笔交易的，必须有相当高层的领导、甚至是总行领导的同意才可以进行。”这位老干部说，他后来在媒体宣传中看到了刘金宝的“事迹”后就很反感，“像我们这些为国家做过黄金交易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王、刘两人在其后的时间里相继的升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老干部印象中与“小家伙们”在伦敦时的熟络与亲密，也很快被两人位置的迅速变化而冲淡。

此后，王雪冰与刘金宝的人生轨迹交交错错——1993年，42岁的王雪冰当上了中国银行行长，而刘金宝也在上海成为被光环笼罩的银行家。他们在各自的路上努力地向自己的人生最高点攀升，却也都在攀升的路上亲手为自己掘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危险之井，在各自到达顶点的同时却迅速滑下了同一个极端，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一位热衷于相面的香港人在中银上市后，曾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刘金宝做了一番预测。他在报纸上煞有介事地建议刘金宝在中银上市成功后“功成身退，安享福荫”;“若然意犹未尽，执戈再战，则虽未言失，亦难以言得也”。可是，此时的刘金宝，已断然没有抽身的可能了。■

刘金宝的三项罪

刘金宝一案，2005年8月1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得到宣判。刘金宝以以下三项罪名被起诉:

贪污

经法院审理查明，1996年3月至2003年5月，刘金宝在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上海浦东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常务副主任、主任、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转移账户资金、制作假账、销毁账目等手段，单独或与朱赤、丁燕生、张德宝等人共同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共计1428万余元，其中刘金宝个人所得折合人民币752万余元。

法院认为，刘金宝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并在共同犯罪中属于主犯，但因其协助侦查机关将赃款从境内外银行转入指定账户，贪污赃款已全部追缴，判其死刑，可不立即执行。

受贿

经法院审理，刘金宝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共计143万元。法院以“受贿罪”判刘金宝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

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刘金宝被起诉有折合人民币1451万余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法院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刘金宝有期徒刑5年。

综合以上罪名，刘金宝最终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谁来堵住银行的漏洞？

记者◎谢九

触目惊心的漏洞

面对银行界问题，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曾总结出“三个80%”和“三个一”现象，即职务犯罪80%，尤其是一把手犯罪问题严重，案发在基层的80%，内外勾结作案的80%;一把手纷纷落马，内部环节一路打通，犯罪分子一跑了之。

在刘金宝的几项罪名中，收受贿赂所涉金额最小，但是从中国银行的角度来看，这项罪名其实最为恶劣，因为背后牵涉着中银对钱永伟等人十多亿元的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远远超出其贪污金额。

刘金宝的违规放贷，也充分揭示了银行业内控机制的漏洞，当一个行长的权力得不到约束时，银行的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正常情况下，银行的放贷程序应为“接受公司贷款申请——调查公司资信状况——风险评估——行长签字——放贷”。在刘金宝这里，正常的放贷程序完全被打乱，首先是行长签字放贷，然后再去补办手续，行长的权力完全凌驾于制度之上。此类手法不仅是刘金宝的专利，其他落马银行高官如王雪冰、赵安歌等也大都与此类似，都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冲开一切障碍，手法大胆粗劣。

刘金宝等银行高官更多是为企业违规放贷，而基层银行人员则将目光盯住了企业的存款。和银行高官相比，基层的银行人员权力相对有限，但是其犯罪手法也更为复杂，更富“技术含量”。

被称为建国以来山西最大的金融诈骗案——“7·28”系列案，共涉及5家银行73起案件，涉案金额达十几亿元。其犯罪手法大致为，中间人在银行和企业之间高息揽存，银行人员通过私刻企业印章、偷换预留印鉴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开户企业的账户，然后挪至其他账户，最后再高息贷出或者干脆自己挪用。

今年1月曝光的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案，其手法也极其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高山案”中还有银行和企业内外勾结的特点。上市公司东北高速存放于河松街支行的3亿元存款不翼而飞，事发后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和东北高速黑龙江分公司党委书记李百川潜逃，东北高速董事长张晓光因涉嫌挪用公款，被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

今年8月16日开审的余振东案，涉案金额将近5亿美元。利用中国银行“联行清算系统”的漏洞，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3个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的行长修建了一条资金暗道，直接窃取中国银行的资金，直到中国银行将各地电脑中心联网，才发现了高达4.8亿美元巨额亏空。事发后，余振东、许超凡、许国俊等硕鼠逃至海外，余振东去年4月被引渡回国。

无论是刘金宝、王雪冰等银行高官，还是高山、余振东等基层行长，所暴露出来的银行漏洞都让人触目惊心。

银监会上路

2003年4月，为使央行更专注于货币政策职能，同时使银行得到更有力的监管，银监会正式从央行独立出来，与证监会、保监会成为并驾齐驱的金融监管三驾马车。

为了使银监会履行职责得到明确、全面的法律授权，同时也为了加强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2003年12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并于2004年2月开始正式执行，成为继《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之后，我国银行业的第三部基本大法。

一方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监管机构使用监管手段和措施给予了适当授权，为实施有效银行监管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也对监管权力的运作进行了规范和约束，形成了对监管机构严格的监督制约和问责机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还规定国务院审计、监察等机关，依法对银行监管机构实施外部监督，同时要求监管机构公开监督管理程序，增强监管工作的透明度，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银监会成立两年来，不良贷款余额和比率开始呈现“双降”的局面，可以说，银监会对于银行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而随着银行业内部案件的上升，银行的操作风险开始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所谓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银行业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大案要案，正是操作风险的体现。在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等关键指标中，均为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安排了资本，但是对于操作风险未予考虑。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认为，操作风险是银行面对的一项重要风险，银行应为抵御操作风险造成的损失安排资本，并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为此提供了专门的计算方式，比如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等，试图能够准确计量操作风险。

中国银监会虽然暂时没有加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但是对于操作风险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今年3月份，银监会下发了《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银监会指出，“当前，银行机构对操作风险的识别与控制能力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问题突出。一些银行机构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或者对制度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监督，对不执行制度规定者查处不力，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薄弱，大案、要案屡有发生，导致银行大量资金损失。为此，各银行机构必须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采取措施，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

在通知中，银监会提到了防范操作风险的13条措施，除去一些略显宏观的叙述，其中大部分措施安排相当具体，显然是在研究了大量银行犯罪之后的“有感而发”——比如要求建立和实施基层主管轮岗轮调和强制性休假制度，并确保这一安排纳入总行及各级分支机构的人事管理制度;要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和规定，并由人事部门按照规定就轮岗轮调和休假主管的顶替人员预先做好相应安排，稽核部门应对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审计跟踪;严格规范重要岗位和敏感环节工作人员8小时内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行为失范监察制度;对举报查实的案件，举报人属于来自基层的员工（包括合同工、临时工）的，要予以重奖;对坚持规章制度、勇于斗争而制止案件发生的，要有特别的激励机制和规定，违法、违规、违纪的管理人员，一经查实，一律调离原工作单位，并严肃处理;加强和完善银行与客户、银行与银行以及银行内部业务台账与会计账之间的适时对账制度，对对账频率、对账对象、可参与对账人员等做出明确规定;加强未达账项和差错处理的环节控制，记账岗位和对账岗位必须严格分开，坚决做到对未达账和账款差错的查核工作不返原岗处理;严格印章、密押、凭证的分管与分存及销毁制度;加强对可能发生的账外经营的监控，当日出单要核对，机器打印的出单要全部核对，要探索手工情况下的有效监控措施，以及网点通存通兑中多部门办理业务等情况下向客户验证复检的有效手段。

银监会的措施虽然具体入微，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落实才是最大的难题，尤其是在监管相对薄弱的基层行。在银监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中，特别强调了“切实抓好本通知在基层的监管抽查工作”，要求加强对基层行的合规性监督，对权力过大而监督管理又不到位的基层行，要重点加强监督，促其及时整改，要强加对权力的监管和监控，防止权力滥用和监督缺位。

监管是一连串事件

如果仔细探究近年发生的银行大案要案，会发现大部分案件被发现都是通过举报或者相关企业案件被连带出来，而通过监管部门发现的大案并不多见。比如刘金宝一案，最早就是有知情人士举报，中央金融工委以例行检查为名，查出了中国银行对上海万泰集团的违规放贷。张恩照辞职，也是因为海外诉讼而曝光。王雪冰事发之前，国内审计机构也没有查出他的犯罪事实;光大集团的朱小华等都是源于举报才得以东窗事发。知情人能够勇敢站出来举报固然可喜，但是如果过于依靠举报等手段，终究不是长久持续之道。

现汇金公司总经理、时任央行研究局局长的谢平曾于2002年主持过一项关于金融腐败的大型问卷调查，并在今年年初和其博士研究生陆磊写成了《中国金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书中一项问卷调查为——你认为当前金融腐败案件的发现主要依靠什么？选择“举报”者占43.1%，“企业（借款人）案件带出金融部门责任”占28.1%，“常规检查”占15.5%，“突击性现场检查发现”占9.3%。而后两项正是监管部门的主要手段，由此可见，监管部门主动挖出银行蛀虫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对于银行监管水平的衡量，国际上已有通行准则。1997年9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成为指导各国银行监管部门的准则。去年10月，中国银监会针对《核心原则》进行自我评估，结果并不乐观。

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表示，中国银行业监管离《核心原则》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如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受内外部环境的制约较大;市场准入监管方面依然不够科学规范;审慎性法规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不强;持续银行监管手段还需进一步完善;监管信息的统一性、完整性、真实性和透明性方面尚需花大气力改进;监管者权威性不强，难以确保监管的公平与效率;跨境银行监管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等等。唐双宁还表示，中国银监会已经着手制定加快中国银行业监管建设，缩小与《核心原则》要求差距的中长期行动规划，计划在今后5年内，使中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基本达到《核心原则》提出的各项要求。

在开展自我评估的基础上，银监会向国务院上报了《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提出到2006年底建立起有效银行监管的重要基础，2012年基本达到《核心原则》的各项标准。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在年初对外界表达了他的决心，从今年开始到2007年的3年左右时间，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将在监管能力建设、现代企业制度、银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处置等5个方面实现突破性进展，努力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

事实上，预防银行腐败是一连串事件，银监会仅是其中一环。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核心原则》中，首先提到了银行有效监管的五个先决条件——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础设施;有效的市场约束;高效率解决银行问题的程序;提供适当的系统性保护（或公共安全网）的机制。

银监会核心原则的评估小组曾表示，在这五个方面，除属公共金融基础设施的银行监管外，其他方面远非监管当局所能左右，但在这些方面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监管当局实施监管的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可能劳而无功。为此，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在论及如何提高中国银行监管有效性时，一再强调，银行业及其监管机制的改革，需要与其他部门的改革同步协调进行。

除此之外，银行的内控机制加强也是迫在眉睫。国有商业银行的内控机制在形式上并无明显缺陷，比如外有《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内设纪检部门等机构。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是，银行的最高领导权力过大，甚至纪检部门也在其领导之下，使得内部监管难度增大，当王雪冰、刘金宝、张恩照等银行领导频频涉案时，银行内部机构很难对其形成约束力。经常是银行领导在公开场所慷慨激昂地大谈反腐，而自己却难以洁身自好。

在近年来银行轰轰烈烈的改革当中，引进战略投资者的举动往往为众人瞩目。一方面为了吸引资金，一方面意在通过战略投资者改善银行的治理机构，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意义更为重大。

对于成立仅两年的银监会，在错综复杂的银行风险面前还需要不停地探索。而要堵住银行业的漏洞，需要努力的不仅仅是银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