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家、中产与阶层话题

（文 / 崔小可）

几年前，有一女青年要到广州去工作，于是搬家，她家里许多东西都来自宜家，她居然全托运过去。一年之后，她又厌倦了广州，回北京来，宜家的书架和床又跟着她一起归来。

宜家的全球第149家店在上海，第150家店在北京。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说:“夸张一点说，我们的经营哲学事实上也在为民主化进程做着贡献。为大多数人制造他们买得起的实用、美观而且廉价的日常用品，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民主精神的行为。我不断问自己:为什么穷人就得忍受丑陋的东西，难道美好的东西就必然贵得只有上流阶层才买得起吗？”

这位全球大富翁说他的宜家是为穷人服务的，但在几年前的北京，宜家这个词是和“小资”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这也许是坎普拉德奢谈阶级和政治理想在我们这里的一个变种。

最近看广州《万家科学》杂志的一文章，说宜家商场马上就要落户广州，而且面积相当之大，文章作者说，这个当年的小资胜地如今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消费场所，而“小资”在这几年的光景中已经被中产阶级取代，中产阶级不会把自己的家弄成宜家的样板间，他们对家居有更高的要求。

现代中国没有明确的阶层概念，而“小资”和“中产”两个词经常被拿来说事的。其实每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非常感兴趣，研究人员总是不断公布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年收入6万还是24万，这话题总是能激起人们讨论的兴趣。

虽然人们对“阶层”的定义莫衷一是，但“阶层”确实存在着，并且在暗中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态度。不论是汉堡爱好者，素食主义者，大学教授还是柜台售货员，每个人身上都被烙上或多或少或高或低或光鲜或灰暗等千差万别的阶层记号，面对这些记号我们每个人却不得不保持默认。我们中间有谁敢说在第一次碰面时从不根据对方的衣着、口音、谈话内容和举止而判断对方的阶层身份？当然这只是社会生活中的初级应用，适用于普通大众，更有深入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将这个话题复杂化。

“阶层话题（Class Matters）”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热门栏目，其刊载的每个话题都围绕着“阶层”的各个方面展开讨论。同时为了证明这些报告并非是记者们的凭空构想，文章中还常常提供一些鲜活的真人实例，比如一个嫁给年过半百的汽车销售商的犹太女人;一个在福利机构的帮助下成为注册护士的未成年妈妈;一个梦想着重返校园的大学辍学生;一个出身于贫民窟但终于凭借个人奋斗成功的女律师;一个从高收入职位上退休的工厂负责人等。通过这些真人真事的分析，记者们拨云见日，去芜存精，企图将“阶层”这个犹如雾一般模糊的概念剖析清楚。

在某一期的话题中，记者杰尼·斯科特说，美国人都以为他们懂得所谓“阶层”，但从纷繁芜杂的现状来看，清晰有力的划分依据还不存在，而这些模棱两可，教人似懂非懂的解释很多时候在更大程度上误导着人们。他将决定社会阶层的四个因素列为:收入，教育水平，职业和资产。围绕着这些变量，《纽约时报》还在网站上设置了一个自动调查器，读者只要在四个项目中选择自己相对应的范围，就可以测试出自己所属于的阶层。

而就在此前“阶层话题”系列的文章中，也是这个杰尼·斯科特，他提出阶层正在影响着美国的健康医疗状况，他认为“美国上层社会的富人并非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长”，为此他举了三个生动的案例，一个患有心脏病的高等中产阶层从来只吃有益的绿色食品，每天深夜12点以前务必上床睡觉，他的生活完全在私人医生的建议下一丝不苟地进行着;而另一个中产阶级的技术工人却对医生的话将信将疑，尽管他也颇想过上体面又健康的生活，但有时难免力所不能及;第三个人则是来自下层劳动社会的波兰移民，对他来说医生就是爱危言耸听的巫师，他也从不去医疗中心咨询。此外，生活条件好的人不容易生病，即使病了也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医疗，因此，阶层越下等，患慢性疾病的几率就越高，健康状况也越不佳。对斯科特这一套的说法，评论家嘲讽说，由此看来只要观察一下病人是否听医生的话，就能判断出他来自哪个社会阶层。如果这样的比较归类法成立，我们是否也应该比较一下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在这方面的区别，或者比较一个守法公民和一个在逃犯。

另一个评论家说道，《纽约时报》总是在“社会阶层”上大做文章，把这个根本无处可寻的问题上升为它的办报思想，其实时报记者根本用不着煞有介事地跑到全国做实地调查，只要把他们自己发表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收集起来，就是一个最庞大最翔实的资料库，从每天的“餐饮指南”专栏，“家居”版到“时尚”版和“周末增刊”，当然别忘了“婚约”版，这里婚姻公告可都是门当户对的阶级产物。

《华尔街日报》也在“阶层”的敏感地带“触电”，其系列文章《趋优阶层:挑战美国梦》（Moving Up:Challenges to the American Dream）已于今年5月刊登。与“阶层话题”不同，这个连载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财富的流动性上，它的作者大卫·温塞尔（David Wessel）宣称1970年以后美国贫富之间的差距被明显拉大，社会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前我们划分阶层的那些因素早已经过时，被彻底颠覆了。他的理由是:一、大部分阶层研究所倚赖的资料库几乎都来自财产调查报告，而大量近期入境的国外移民及其后代没有被记录在案，而“正是在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上阶层身份发生了明显变化”;二、收入的上涨并非阶层变动的决定因素，今天人们所享受的便利服务诸如手机、癌症治疗和互联网，是我们的祖父辈从未见识过的。

说到第二条中列举的令现代人生活改变的新技术，这份名单绝不仅止于此，从卫星广播和电视，全球定位系统，先进的牙医科学，激光近视手术，DVD和宽频电视，数码相机和摄录机，到四季常鲜的水果蔬菜，精确的天气预报，新医学诊断技术——这些我们人人都能支付得起的普通享受曾经是极其富贵的人都不敢轻易奢望的，但事实上我们仍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换句话说，即便我们现在拥有了汽车也并不是证明我们本身的社会阶层提升了，而是因为汽车的相对价值降低了，大家都买得起了。

在《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一篇《我更好了吗?》（Am I Better Off？）的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富裕”在90年代和现在的相对性。“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甚至看不懂这个问题，”这位经济学者说，“我不理解这个问题是针对现实还是关乎感受——是我‘觉得’我比4年前好多了还是我‘真的’比4年前好了很多？”

生活总是在曲曲折折中沉浮不定，我们老了，结婚了，离婚了，养育子女了，换工作了，生病了，病重了，痊愈了，搬到了另一个国家，这些变化在生活的各个时期彼此纠合，互为前因后果，我们如何能够仅凭其中一条就断定我们的阶层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比如一位妻子或丈夫因为要照看孩子而放弃了工作，那他们的日子是好了很多还是变糟了？又比如一个18岁的工人为了去大学进修而贷款，我们该根据什么来决定他的地位？再比如，你和太太都上班赚钱，不得不雇用钟点工做家务，时不时地还得出去吃晚餐，那么和你父母的家庭相比，他们一个工作，一个留在家里专心照顾家人起居，究竟哪一个更好？没有任何一份价目索引、研究数据或统计工具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答案来取代这些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况。

按照《奢侈病》一书中的说法，一个人觉得穷是因为他姐夫比他多挣100美元，觉得富裕是因为他妹夫比他少挣100美元，人们对“阶层”这个话题之所以感兴趣，就在于都市生活的压力数不胜数——不断上涨的房价，越来越高的税额，送孩子去私立学校念书，服装品牌的攀比等等。在压力之下，人们总难以抬起头来看看天，而习惯于四下打量，看看邻居家老李和同事小王。■ 阶层话题宜家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