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前保健”取代“婚检”？

（文 / 贾冬婷）

( “孕前保健”是相对“婚检”更科学的提法，也更容易建立公信力，说服人们参与 )

6月24日，黑龙江在修订该省的《母婴保健条例》时，保留了“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和婚前健康教育，凭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的规定，这被广泛认为是对“强制婚检”的悄然恢复。黑龙江选择的背后，是自2003年10月1日《婚姻登记条例》中取消“强制婚检”两年来，婚检率迅速从全国平均70%跌落至2004年不足10%的现实，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儿缺陷比例的攀升。

是否要恢复强制婚检？婚检是否应该由政府买单？《母婴保健法》和《婚姻管理条例》哪个法更大？中国妇婴保健中心常务主任、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所长李竹教授认为，这些处于漩涡中心的争议，却并非问题关键，关键是婚检自愿后，相关部门必须来有效回应人们“为什么要婚检”的置疑。

李竹教授所在的研究所正由卫生部委托起草一份孕前保健方法草案，有望在明年年初作为政策在全国范围推行。李竹教授说，卫生部有意以“孕前保健”来取代争议中的“婚检”。

三联生活周刊:4月25日至5月11日，由法制办、民政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财政部组成的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赴六省进行有关婚检的专题调查，结论是，婚检跟新生婴儿缺陷率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婚检的实际作用有限吗？您怎么看？

李竹:实际上这个结论是不太准确的。五部委的联合调查中，有些地方提供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不是很准确，也没有经过非常仔细的研究。而如果泛泛地讲，很难有确凿证据来说明二者之间有直接关联。我们在全国的37个基地做了20多年的出生缺陷研究，有证据表明，婚检率的下降，与出生缺陷的增加是直接相关的。1992年起，我们就在石家庄建立了出生缺陷监测机制，对来婚检的新婚妇女增补叶酸以预防神经管畸形。2003年“非典”前，石家庄地区婚检率达90%;2004年上半年，强制婚检取消后，降至4%;结果今年神经管畸形率为15.86万，比2003年高出10倍左右，反弹至1994年的水平。类似的大幅反弹现象在监测的十几个地区都有反应。因此，我们认为，婚检与出生缺陷有明显的负相关。

( 李竹 )

避免出生缺陷有三道防线:一级预防，婚前、孕前保健，是根本性预防，不发生。检查内容包括，有哪些禁止结婚的病，互相了解对方的健康状况，做孕前保健。二级预防，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不出生。三级预防，新生儿体检和产前诊断。

出生缺陷一般是在受孕以后的4到8周出现的，而知道怀孕大都在一个月以后了，这时候小孩是好是坏已经定了，所以要想让孩子各系统健全，而且功能良好，必须在怀孕前做好一级预防。一级预防也是最经济、效益最高的预防。没有婚检，就失去了一级预防最关键的时机。

三联生活周刊:“婚检”风波中，卫生部计划大力推行孕前保健，它可以取代婚检吗？

李竹:“孕前保健”是相对“婚检”更科学的提法，也更容易建立公信力，说服人们参与。50年代，我们抓“接生”;之后开始抓“孕期保健”，但只关心母亲，而不关心胎儿;到了80年代“围产保健”，关心母亲，不关心胎儿。现在做孕前保健，再提前到怀孕前开始，不仅关心母亲、胎儿，也开始关心父亲了。

婚检是孕前保健的一部分，但它是特殊时间所进行的孕前保健。在城市，很多年轻人结婚一开始不想要孩子，在“计划怀孕”前才做孕前保健。但大部分人，特别是在农村，结婚时就要孩子。我们研究了夫妇从订婚、结婚、怀孕、生孩子的所有时间，发现城市里从登记到结婚间隔特别长，从结婚到生孩子间隔特别长，而且是不规律的。而在农村，是比较有规律的，从登记到结婚间隔一两个月，从结婚到怀孕一般间隔三个月，结婚后一年80%都怀孕了。所以结婚是落实孕前保健的一个实际的、关键的时机。

但现在取消强制后要再说让老百姓去做婚检，会引起反感，而孕前保健更科学，能够把婚检包含在里面，还把婚检的字眼给回避了。卫生部也倾向于这么做。

三联生活周刊:在婚检问题上，各部门利益并不一致，特别是卫生部门和民政部门。

李竹:当初采取强制婚检，是觉得婚检对减少传染性疾病、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有好处，单靠老百姓自觉很难推广。1995年《母婴保健法》在酝酿10年后出台，之前民政部们也同意在登记结婚的时候，要出示医学检查证明，因此就把这作为一项规定写入了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但婚检做了一段以后，服务质量不好，服务态度不够，服务标准不高，再加上一些落后地方交费有困难，效果并不好。面对结婚登记时必须出示婚检证明的规定，有些人干脆就不登记了，成了事实婚姻，婚检成为结婚登记的障碍，民政部门开始不赞成了。

婚检强制不强制，买单不买单，这些有关婚检的问题，卫生部们和民政部门总是对立的。而做孕前保健，民政部门、计生部门、卫生部门之前并没有什么矛盾，有相互配合的基础。而对大部分人来讲，无非就是检查在结婚登记前做，还是结婚登记后做，其实没差别。这样，就以一种更容易接受的形式，达到同样的效果。

现在很多地方在做民政部门、卫生部门、计生部门的合署办公的试点，比如湖南宜章县，河北满城县，只要新婚夫妇来登记，就给他们做计划生育宣传，孕前保健宣传，妇幼保健院的一部分检查也放在这里，一条龙服务，效果很好，超过50%的新婚夫妇都留下来做了检查。

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11月开始，浙江舟山，上海市卢湾区、闸北区，重庆市渝中区等地开始实施“强制婚检，政府买单”，希望借此使婚检率得以恢复，但效果也不太显著。您认为“政府买单”是根本解决办法吗？

李竹:不是钱的问题。南方部分地方推行政府买单，婚检率却仍低于30%，就可以表明这点。很多人置疑妇幼保健院靠婚检赚钱，但如果按规定一项项都检查了，这个婚检“包”的费用还是要比一项项加起来的费用低得多。另外，我们也了解到，婚检所花费的一两百元，比起结婚请客的几万元，算不上很大的负担。

我认为，政府可以为婚检或孕前检查的推广措施买单，但不需要为检查和治疗买单，而且这部分不应该由政府买单。

婚检是个综合的过程，不完全属于公共卫生，很多属于医疗领域。公共卫生一定是能够对整个人群产生普遍效果的，要细分的话，孕前保健中落实一级保健措施的六大措施属于公共卫生，包括微量营养素增补，风疹疫苗，宣传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宣传避免在工作中接触有毒有害物质，宣传避免大龄生育和禁止近亲结婚，宣传进行慢性病和生殖道的感染检查，这些应该政府买单。另外，对医务人员的培训，做检查的装备，应由政府投资。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2003年10月取消强制婚检后带来婚检率的骤然归零，您认为婚检到底在哪儿出了问题？

李竹:实际上在200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婚姻登记条例》前，早就知道可能取消强制婚检，因为人大开会已经讨论通过了，但当时一直在争论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是“婚姻管理条例”大还是“母婴保健法”大，浪费了大约一年时间在争论上，而没有做好取消强制婚检之后的准备。如果提早准备，也不至于在条例颁布后造成这样的局面。

婚检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根本问题。首先，很多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婚检质量不好，有些地方就是走走形式，交钱就给开证明，老百姓非常反感。二是宣传不到位，现在的医院都是国有的，觉得反正《母婴保健法》规定必须来我这儿做检查，没有必要做宣传，致使群众根本不了解孕前检查、婚前检查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在去年全国争论婚检最激烈的时候，我们在河北满城县做试点，县、乡、村三级联动，用“社会营销”来推行孕前保健，结果发现，只要宣传到家，老百姓还是很愿意做，并不在乎多花了一两百块钱。

三联生活周刊:孕前保健如果不采取政府强制，会不会同样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

李竹:现在要想恢复强制，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从长远考虑，如果这是件好事，就不应该用强制的方法来推行，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吸取婚检的教训，孕前保健最重要的一点是宣传，面向行政部门、卫生部门、社区、家庭、个人。第二是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确保提供高质量服务。第三是希望政府对贫困地方给予一些政策上、经费上的补助，像对计划免疫一样，对一级预防措施作为政策给予资助，这属于公共卫生范畴。

欧美国家从60年代开始重视预防出生缺陷，但并没有以婚检的形式来实现，而是个人在怀孕前找医生做咨询和检查，政府用政策来辅助。比如，美国1998年制订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面粉制造商都必须在面粉中添加叶酸。我们算了一下，如果我国政府对贫困地区出钱增补微量元素，每年减少神经管畸形的发病率，这一成本效益比是1∶12到1∶16。这是一项具体的公共卫生措施，是可以强制的，也很有效。而婚检不好强制，因为婚检是一个过程，对具体措施的强制比对过程的强制更有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