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比性大

（文 / 沈宏非）

图◎陈曦

性骚扰——较为理想的完整表达，应是“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作为《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正案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然而，由于此法显然系借《妇女权益保障法》之“壳”而上市，只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框架内有效，也就是说，日后即便获得人大常委会审查通过，在“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的同时，如有“任何人对男性进行性骚扰”，依然是无法可依——不普适、不公正，部分社会舆论对此颇为愤愤不平。

诚然，对“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法理上更为完整、公平的表述，应该是“任何人不得对任何人进行性骚扰”（而且任何人也不得对任何动物进行性骚扰）。正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指既非男性的私有财产，亦不独妇女的私房钱，乃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谁来保护男人不受性骚扰？

舆论之所以因法律保护的“远之”则怨，所据当然不只是生理学的常识。抱怨，表明男权社会终于承认了“男人也处于性骚扰的阴影之下”这一事实，即男性已从传统上的骚扰者变成被骚扰者，从吃豆腐的变成被吃豆腐者或甚至豆腐本身。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男权社会里，勇于承认男性也有可能成为性活动中的弱者、男人在感受到性骚动的同时也有受性骚扰之虞，具有无比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无限深远的历史意义。史上绝大多数的极端男权社会，无不以逼婚、抢亲、休妻、纳妾、嫖娼甚至强奸为男性合情合理之性行为准则，根本就不承认有“性骚扰”的存在，即便有之，这种事也只有女子和小人才干得出来，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以是观之，敢于承认“性骚扰”这一罪名成立，本身就是男权社会向全体女性做出的一次逻辑性极其严密的妥协。

即使男权社会向这个战况日趋惨烈的“性别拳击场”内扔出了白毛巾，也不代表他们可以借此而享受到和妇女同等的法律保护。性骚扰立法为什么不以两性普适的《民法》、《劳动法》、《刑法》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为法律母壳，偏偏投了单性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这个胎呢？相信立法者自有他们的道理，以下猜测，纯属鄙人一己之见。

第一，从生物学出发，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机会受到来自异性或同性之性骚扰的生物基础。换言之，性骚扰面前人人平等。虽然男性受性骚扰的机会比女性少得多，就立法而言，要害乃在于不患贫而患不公。不过，这种不公其实也只是貌似不公。性骚扰的定义，指的是强者对弱者的骚扰，而在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人类性活动中，女性总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属于相对的弱势，男性总是主动、施与的一方─—不管真相如何，施比受有福，这是男权社会一项的牢不可破的长期共识。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也早就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男强女弱”只是男权社会强加的定义，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理想范式”。生理学上的施与受，本无强弱主次之分。曾普存在于高等动物之中的母系社会不提也罢，低等动物中的蚁王、蜂王，非雌性莫属。马林诺夫斯基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发现，土著女性不仅像男子一样性欲强烈，甚至还会埋伏于在草丛之中，专事向路过的单身男子发起主动的“性剪径”。

女人可能是后天的，男人也不都是先天的，双方都是“理想范式”及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受害者和受益人。无论如何，生活在这种理想范式里，男人主动进攻，女人防守反击，依然是最老套但最有效的两性战略。野蛮女友或有之，主流却依然是人鱼小姐。在我们未能集体回归到原始状态，尤其是女人未能复原为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生猛的土著女性之前，性骚扰立法，至少是中国特色的性骚扰立法，找不到任何应保护男性的理由。不保护男性的第二个理由，系因性骚扰通常发生在某一个权力结构之中，指上权者对下权者的性剥削。男权社会，男为上权者，女为下权者，不独性交体位如此。性学、政治学和人体工学，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三位一体。性骚扰不仅在生理性别上的强弱，且取决于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当《叛逆性骚扰》（Disclosure）里饱受女上司黛米·摩尔性骚扰的麦可·道格拉斯求助于律师，得到的专业意见是:法律上，性骚扰的关键在于权力而不是性。

家庭之外，权力结构主要存在于工作环境。以今日之中国女权状况，卧室既已大部沦陷，男性的权力便向办公室旁落。男女虽说同工同酬，女上司毕竟还是少数。大部分成为他人上司的女性，从性格到性征，多少都具有某些男性化的特征——我不是说即便有女上司性骚扰男下属，亦可以男人之间的同性骚扰视之。事实上，如果有得选择，相信大部分女职员会更愿意在异性上司的手下工作。因此，性骚扰立法保女不护男，合情合理之至。正是:法比权大，权比性大;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权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