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酌无相亲

（文 / 小宝）

李零是北大的教授，当然的“知识分子”，当然的“学者”，但他以为比“知识分子”、“学者”更受听的称呼是“读书人”。他说:“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外国多，后者国内多）。”

他新出的文史随笔《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有些许酒意，无半点花色，大多是正经学问，不过《花间一壶酒》里的学问并不枯涩，好些段子能拿到饭桌上去聊。眼下能把学问做成掌故的，肯定是高人。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有点勉强，但文章好玩，故事好玩，作者的发挥也好玩。他说到中国古代的兵家吴起，吴起死在楚悼王发丧的仪式上，他被政敌团团围住，“他不愧是军事家，死到临头，还玩兵法，竟厉声大喊，我倒要叫你们看看我是怎么用兵。说罢，往楚王的尸体上一趴，乱箭穿身，楚王也稀巴烂。楚国法律，凡是用兵器伤及王尸者都是死罪。所有参加围攻吴起的人，几乎都被满门抄斩”。作者随后议论道，吴起是一位劫持者，“他劫持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而且是用一个死人杀掉了很多活人，有如厉鬼复仇。我只听说过‘自杀性袭击’，没有听说过‘被杀性袭击’。这是最令人惊奇的事”。中国人用心深刻，有时候真是神鬼难料。

作者给自己的新书取名《花间一壶酒》，我猜他的牢骚是“独酌无相亲”。他虽然身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心情却很差，“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书斋”。北大教授，出校门混上一圈，差不多都会被尊为“大师”，只是到了李零笔下:“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

不管李零骂街是不是过头，现在北大——乃至全国，“大师”肯定比“读书人”多。

葛剑雄是中国历史教授，冯骥才是小说名家，几个月前，他们都有新书问世——《走非洲》（葛剑雄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民间灵气》（冯骥才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但新书与他们的本业无关。葛剑雄的新书说的是他两年前在非洲的走马观花，冯骥才的新书则是他民间采风的记录。这两本书都是越界写作。

冯骥才的《民间灵气》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作者偏爱民俗文化，他的“田野考察”的表达方式却不是十分得体。人文知识的发布，要么用西式的学术论文，要么用中式的掌故笔记。论文什么问题都能说，但讲究出处、根据、源流，要让读者看到你的研究过程，不能做无根之谈。笔记胜在有趣，可以以道听途说为学问，写作姿态不必十分紧张，不过中国的笔记传统不尚空谈，从来不去触碰大问题大概念，用心只在小故事小心得小乐趣。现在最不靠谱的就是所谓“学术散文”，上下古今东西南北一锅烩，对文章里的知识来历不做任何交待，常常顶着学术的名义以浮谈欺世。坦率地说，冯骥才这本书多少受到余秋雨式“学术散文”的影响，把自己奔波得来的好故事放在一个尴尬的壳里。

作者在“自序”中还专门说到文体，他“发觉被文学研究者硬性地分类为散文、随笔、批评的种种体裁之有限。于是，在这次的写作中决心拆除各种体裁间的藩篱，将散文、随笔、研究、批评等等一起混用。我想，非此不能表现我这种复杂的内容”。

其实，混乱的文体并不能说明复杂的问题。如果《民间灵气》写成传统的笔记或游记，读起来会舒服很多。

葛剑雄的《走非洲》倒是一部游记。他是应香港凤凰卫视的邀请，担任电视片《走进非洲》的嘉宾主持，参加了一次由媒体买单的非洲百日观光，新书就是观光的产品。

《走非洲》写得中规中矩，但并不精彩。这不能全怪作者，当下中国学者文人的悲哀在于他们出游通常都是别人买单，基本安排都由出资人控制，游记的私人性质于是大打折扣。花别人的钱写不好自己的书。■ 相亲独酌